图源2023年第九届“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论坛”团队主题分论坛海报 设计：杨雪悦

我和学生们都在努力，在乡镇的旧生活和新的文化世界之间，搭建一条连接彼此的道路。

谢爱磊是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一名教授，自2013年起，他对中国四所双一流高校的近2000名学生展开了追踪调查，其中近28%的学生来自农村和乡镇。他将这些年的观察、思考整理成书，2024年，《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出版。

谢爱磊是一名农村学子，上高中时还是一个不会说普通话的“小哑巴”，一路从安徽的农村走到上海，又到海外留学，最终成功实现了向上流动。光鲜的跃升背后，是他诸多难以言说的震荡与迷茫。

做研究的十年间，谢爱磊无数次看到自身命运、情感与学生们重叠的时刻，也见证了社会对乡镇青年的评价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主流的话语体系当中，乡镇青年的故事脚本从擅长考试的励志叙事，转向只会考试的嘲讽。

而谢爱磊想要讲述的，则是有关他们，实际上又有关每个人的另一种故事。

以下是谢爱磊的自述：



谢爱磊

两个世界

做访谈的时候，一名学生曾经问我：“老师，你喝过柠檬水吗？”她说上大学后，发现宿舍的女同学都爱喝柠檬水，自己也买了一杯，却觉得“太难喝了”。

这让我想起我的童年，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初中之前很少有机会去镇上。有一次母亲带我去镇上玩，离开之前给我买了一根五毛钱的雪糕，我当时想，这么贵的雪糕肯定好吃，尝了一口却觉得味道很奇怪，很苦，我以为是雪糕坏了，就把它扔掉了。直到后来我哥从外地带回来一盒巧克力，我才反应过来，原来小时候吃的雪糕是巧克力味的。

社会学理论说，我们对味道的感知是被我们早期成长经历所形塑的，对不知道、不熟悉的事物可能就会不安、拒绝，正如我们不适应柠檬水和巧克力的味道一样。

我做过几轮数据调查，发现农村籍学生和城市籍学生的学习成绩基本相当，可他们仍然频繁跟我提到在大学生活中“找不到感觉”，始终觉得自己心里缺少了点什么。

当城市籍学生徜徉于大学丰富的社团活动时，受访者向思提到大学生活让她迷茫：“真刀真枪的考试没有了，有的只是其他的考验，成绩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又如何有一个认定自我的标准？”也有不少学生跟我说，大学的范畴远远超过了他们的理解，原来不仅要学习，更要参加学生组织，和老师、同学处好关系，而这些都在他们过去的生活里被忽视，一下子难以把握。

这些感受的核心，可以用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说的“游戏感”概括，这是一种在给定情形中做合适的事的感觉，它意味着了解和熟悉游戏规则。对于实现了向上流动的乡镇青年来说，在名校缺乏游戏感，会进一步导致“自我低估”和“自我设限”。我称其为“自我低估”而非“自卑”，是因为这并非心理和能力缺陷，而是基于过去成长经历的主观建构。

因此相比城市籍学生，来到名校的乡镇青年想要适应如今的世界，往往会逐步经历三个转换过程：

第一是看见，一位同学告诉我，他来到大学第一眼看到的是教室和图书馆，直到毕业的时候，才知道学校里还有博物馆、游泳馆，“如果一进校就能推门进去看看，也许我的大学会过得不一样”；

第二是习惯，囿于过去的成长环境，不少农村学生对大学的学生组织和社团会产生情绪，看不惯学生会主席像领导一样发言，觉得加入学生组织是很“功利”的表现，他们需要逐渐习惯组织内有时难以避免的科层化，适应这个世界的某些规则；

第三是技能，听到其他同学聊运动、聊音乐、聊小说等兴趣时，农村籍学生可能会因为没有知识储备而退缩。我的调研也发现，较之于城市籍学生，农村籍学生参与班委工作、半官方学生组织以及学生社团活动均较少。由于自认为没有一技之长，他们在选择学生组织时也更倾向于组织部、生活部等不需要技能，只需要“做个好人”“打杂”的部门。可事实上，如果敢于超越自己，勇敢地迈出这一步，他们往往会发现自己具备足够的能力，这些技能也都可以慢慢学习。

另一方面，他们也会经历身份认同上的震荡。沃尔夫冈·莱曼说，实现社会流动通常意味着建立新的自我认同，而这经常意味着否定旧的自我。在弄清楚名校的规则后，农村籍学生仍会有或长或短的“局外人”之感，觉得自己既不再属于乡村，也无法成为城市的一员。

有位同学曾这样跟我形容：“我来到南方的一所大学读书，那里经常会有突如其来的暴雨。父母陪我在学校旁住了一晚，第二天他们离开。毕业那天，同样下了一场暴雨，与我开学时一模一样，大学四年对我并没有什么不同，我只是感觉好像多住了几晚而已。”

每个人的问题

关注农村籍学生在名校适应状况的十多年来，我发现社会对乡镇青年始终有“脸谱化”的理解，而一旦有了刻板印象，自然也消解掉了这一群体状况背后的结构性困境与挑战，忽视了教育公平问题。

城市高中和县中朝着不同的方向迈进，前者在推动素质教育上走得更快，而县中面临教育资源不充分与教学改革推进困难的挑战，不可避免地强调高强度的学业竞争，推行应试教育。我访谈的学生中，有50%来自县中，过去的苦学在他们身上刻下了深刻的印记。

但最近几年，我发现农村籍学生在名校的遭遇，正在泛化到更多学生身上。

为了应对竞争越发激烈的教育及就业环境，城市高中也开始进行高强度的学习比拼。甚至大学也在逐步高中化，大学本该有的自如探索，无一例外被学业竞争的逻辑同化，学生不仅要去争绩点，还要争综评分数。好像除了做题，人生其他方面的意义都被淡化了。正如施图贝尔在《象牙塔内》一书中所写，学生在大学中学习和活动的宗旨好像都变成了帮助学生积累文化和社会资本。田园诗般的象牙塔精神已经隐退，并让位给每一步都需要加以计算的具体生活。

教育学家鲁洁曾说过，教育要实现两种目的，一种是有限的目的，帮助受教育者谋取生存手段，另一种更重要的则是无限的目的，这意味着教育要帮助人去自我创造、自我发展与实现。当下的教育太重视谋生手段，却放弃了为何而生。在这一背景下，乡镇青年面临的问题，正逐渐成为我们每个人的问题。



2023年，谢爱磊召集学术论坛探讨农村大学生在校适应、社会流动等议题，现场座无虚席，不少学生前来旁听。（受访者 供图）

寻找我们共同的出路

曾经有学者跟我探讨，是不是农村孩子想要在大学里获得成功，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搞好学业，若果真如此，考上名校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一个更加沉重的枷锁，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不会一直困于过去，而是会在反思中逐渐成长，探索出更加多元的发展路径。

我接触的一个学生，最初在学业上有很多不适应，但参加了社团之后，他从最开始只会做杂事发展到有能力组织大规模活动，在大三，已经成为了社团副主席，也明确了未来想发挥组织能力的求职方向。

另外，我们应该反思，农村籍学生拼尽全力想要适应的名校文化，是否就全部是正确的？我和学生们都在努力，在乡镇的旧生活和新的文化世界之间，搭建一条连接彼此的道路。

2021年，我开始做一个公费定向师范班的班主任，班级里好多孩子来自乡镇，将来也会回到农村做老师。在班委的帮助下，我们启动了好几个项目。一个是“师友计划”，在学院的支持下，我会带着班上的学生和老师们一起吃饭，每次五到六个人，让他们有机会与老师交流学习和生活困惑，学会“向上社交”，而不是觉得只要老师不找我，我就不找老师。

另一个是“学长师姐话你知”，让学长师姐帮助入学新生尽快适应大学的互动规范和文化规则。我自己也会鼓励学生们多去看展、听音乐会，有时候我也会送他们一些票，等学生们将来成为老师后，就能成为乡村孩子们的眼睛。

我称这些尝试为“文化增益”，帮助学生懂得名校的文化内核，克服文化障碍。目前农村学生填报志愿和生涯规划仍是一个难点，我也在考虑能否做更多干预性质的尝试。

另一件事就是“文化赋能”，长久以来，乡村被赋予落后、贫弱的文化内涵，孩子们在乡村生活中积累的素材不能给他们在新的文化世界里带来竞争力。我常想起自己初中时英语考试的烦恼，大量阅读理解描述的故事都发生在城市。有次考试讲的是有个人乘飞机晚点的故事，我从来没坐过飞机，所以很难理解。而有过此经历的孩子，应该不用花很多时间猜测security check（安检）、check-in baggage（托运行李）等单词的含义。

我希望未来我们在课程和教学设计中，能更多地纳入农村生活的场景，让对话不仅可以发生在城市，也可以发生在田间地头，这样学生们便可以通过熟悉的文化图景掌握新知识。

做出改变并没想象中那样困难。有一位支教老师听过我的讲座后，把英语教材里的对话改成了到村镇小卖部去买东西。我的一名学生，正在尝试开发根植于农村的乡土STEAM课程，她告诉我，虽然乡村教育师资有限，但可以与农村的果园等机构合作，把果树的成长过程整合为科学知识，变成体验课程。也有很多学生在我的指导下到农村、县域调研，他们非常乐意参与其中，访谈乡村教师，与乡村孩子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

尝试也许不一定都成功，但学生们身体力行的实践让我一次次确认，原本割裂的两个世界，终将随着时间慢慢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