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8日，吴邦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业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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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媒10月8日发布消息，原全国人大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当天在北京因病去世，终年84岁。作为中共体制内的"技术官僚"，吴邦国曾随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政坛崛起，并以"上海帮"身份进入中共权力核心。而在成为人大委员长后，他又提出"八确立"与"五不搞"。为何一代曾经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精英，晚年却又走回到维护"一党专政"的老路呢？

据中国官媒央视新闻周二报道：“国务院原副总理，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10月8日4时3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专家：平庸的技术官僚 “上海帮”的高层代表

在中国官方讣告中，吴邦国被誉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曾执掌全国人大10年，当时在政治局常委的排名仅次于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级别更高于时任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旅美时事评论人士横河对吴邦国的评价是：“他就是一个技术官僚。在派系上，他其实不属于‘江派’，他属于‘上海帮’。”

流亡美国的中国异议作家、评论人士邓聿文则说：“我觉得（他）有一定的能力，但是相对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平庸的领导人。”

旅美时事评论人士马聚也评论说：“他在胡温两届的领导人中似乎不是那么显眼，但他作为一个‘上海帮’利益的把持者或者是在中国最高层的代表来看，他还是左右了中国社会的进程。”

执掌人大十年 强调“人大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根据官方讣告，吴邦国于1960年至1967年在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学习，1964年4月加入中共；1967年毕业后，他从上海电子管三厂技术员做起，一路升迁。

讣告特别提到，吴邦国在文革期间坚持实事求是，“以实际行动进行抵制”；从1983年3月至1994年9月，他历任上海市委常委兼市委科技工作党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及书记，任内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决策”，并“大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官方讣告还列举了吴邦国在1995年接任国务院副总理后推动的相关政策，包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吴邦国在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接连出任了全国人大第十届、十一届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讣告特别指出，吴邦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领导者”，并且“强调人大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因"改革开放"崛起的一代中国技术官僚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吴邦国从普通技术官僚起家，最终成为国家级领导人，成为中国领导层中排名第二位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对此，横河告诉本台，其从政经历与所处的“改革开放”时代有密切关系。因为在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初期，中共党内特别需要两种人：一是领导人才，二是技术人才。

“邓小平建立了一个接班制度，所以从清华里面选了一些人，就是共青团的‘团派’，清华是一个重点。”横河说，其他技术方面的人才则主要来自中央各部委，胡锦涛、李克强、吴邦国等都属于当时被选中提拔的年轻技术官僚。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和中期，他们对文革后亟待维系的中共政治和社会体制起了很大的作用。

不过，横河也提到，吴邦国所就读的清华大学有个很大特点：“中共建政以后，把清华建成了一个纯粹的理工科大学，基本上没有人文教育。这些技术官僚学西方，也是学的技术方面的（而已）。”

跻身权力高峰 却提出"八确立"和"五不搞"

被视为“上海帮”势力的吴邦国曾长期任职上海，与江泽民有过共事。1991年，他接替晋升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出任上海市委书记。邓聿文指出：“当然是因为跟江泽民的一些关系，所以他才能爬到市委书记的这样一个高位。”

吴邦国作为技术官僚，曾在推动中国经济改革方面有所贡献。但后来，他在执掌全国人大这个所谓“中国最高权力机关”时，又提出“八确立”和“五不搞”，即强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对于这种政治上回归保守的做法，邓聿文认为并不奇怪，因为在中共体制内，要想登上高位、站稳脚跟，政治上的保守就是“立身之本”。

他说：“从中共的历史看来，除了所谓‘胡（耀邦）赵（紫阳）’有相对比较开明的政治环境之外，之后统统都属于保守派。你可以在经济方面比较开放，都没有关系，但在政治上肯定要保守。”

横河则告诉本台，吴邦国的“八确立”和“五不搞”，本质上都与邓小平时代的“四项基本原则”一脉相承：“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强调了‘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共产党的根基不能动。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吴邦国后来搞了个‘五不搞’其实是这种思维的反映，就是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没有准备让权，从来就没有准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横河还指出，吴邦国讲“八确立”和“五不搞”也并非他个人的意思，而是政治局常委、中共领导层的共识，目的就是尽量让中共的统治不要被“改革开放”和西方意识形态削弱。

“保持一党专政是独享利益的最好方式”

吴邦国上位正是“上海帮”在中国政坛崛起的时代，当时的社会大众曾期许这些政治精英能成为更具改革动力的所谓“洋务派”。不过马聚告诉本台：“这并非是事实，因为这些人都是在共产党的强大的培养之下(成长起来)。与此同时，这些人都有一个基本利益，个人利益也好、家族利益也好或者是团体利益也好，保持‘一党专政’是他们能够独享这些利益的最好方式。”

马聚谈到，吴邦国的兄弟及女婿都曾经在2000年之后的中国大举搜刮社会财富，也都在与华尔街的合作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当然比不上江绵恒，也比不上朱云来，但他的家庭也是整个利益的享受者。” 马聚指出，在这些极端的利益分配面前，这些已经身为中共权贵的“吴邦国”们就更不愿给予民众权利，或者是推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

五不搞委员长吴邦国

2013年习近平上台后全面退位的中共最高领导层成员之一吴邦国周二逝世，死后获哀荣，官方讣告说，他退下来后，坚决拥护“习核心”，认真学习“习思想”。而另一位同期退下的常委、“政法王”、正国级周永康，则因其没有快速割舍薄熙来，且有自己的势力威胁新主，在秦城监狱度日如年。



有一点比较醒目，讣告特别强调，“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以实际行动进行抵制。讣告提到吴邦国与文革相关的一段简历，“1967年起历任上海电子管三厂技术员、技术科科长、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副厂长、厂长……”没有如何抵制的细节，习近平执政以来，“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成了一段秘辛，不到万不得已不提，说吴邦国抵制文革，有点异样的味道。

吴邦国位居中共政治局常委之尊，虽为橡皮图章之首---全国人大委员长，然而在“九龙治水”的胡锦涛时代，权力不菲。胡锦涛的常委班子中，总书记“不作为”，常委各自有喘息机会，总理温家宝也时有“意见”发表，虽然他几乎没有或者不可能有什么行动，但他公开提起过普世价值，在其任职的最后一次“两会”新闻会上，呼吁警惕文革卷土重来，至今让人印象深刻。近日，中共建政75周年举行招待会，他坐在习近平身旁，有人觉得违和，其实温又如何逃脱得了体制的熏陶和限制。

吴邦国在人大委员长位上，最著名的就是猛听起来像修行者的律令“五不搞”， 2011年，胡锦涛执政末期，在中国全国“两会”上，吴邦国提出“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中共从来没有分权、更没有轮流执政的意思，吴邦国如此讲，似乎从另一个方面显示当时的政治环境还是比今天的要宽松，温家宝都能提普世价值，社会上关于实施宪政的说法很流行，吴邦国“孰可忍不可忍也”，拿起“五不搞”抵制“西方思潮”，倒是为随后而来的习政权从理论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吴邦国是江泽民的亲信，他去世，江派就只有曾庆红一人了。然而，习近平的“七不讲”与吴邦国的“五不搞”有明显的传承关系。

“七不讲”是习近平上台不久后出台的，一份中共中央文件列举了在高校必须反对的七种错误思潮，包括谈论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有人总结为：“普世价值不要讲，要讲中国特色；新闻自由不要讲，要讲党管媒体不变；公民社会不要讲，要讲社会管理创新；公民权利不要讲，要讲和谐社会；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要高举毛邓旗帜；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要讲中国梦；司法独立不要讲，要讲政法委办案。”

吴邦国是掌管“橡皮图章”的头人，2011年提出“五不搞”，当时就有舆论指，如此五不搞，全国人大制度更成了名副其实的“表决机器”。在2012年3月人大会上，吴邦国反驳称，要理直气壮的坚持中国人大制度，中国人大制度与西方政体有本质区别。吴邦国的表态与“五不搞”如出一辙。其实，观察人士分析，“五不搞”并非吴邦国一人之功，邓小平早就表示过，中国不搞议会民主，不搞多党制，不搞新闻自由，不搞三权独立。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共的专制本质是一贯的，这点没有疑问，但也似乎因人而异，而且在某种情况下也并非完全不存在“变异”的可能，八十年代中共高层产生出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开明派领袖是一个异数。即以九零年代二零年代初期与现在比，中共政权虽然没有放松控制，但环境相比要比现在宽松得多。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最终死于狱中，暴露了中共的残酷，刘晓波在胡温统治末期被抓，也显示了胡温政权也不过是独裁政权，今日有些人的“怀旧”令人惊异，然而民间能产生出像他那样的人，能有零八宪章问世，能有那么多人签名，且维权律师应运而生，这也不是今天“万马齐喑”的局面同日而语的。

“五不搞”成了正国级吴邦国的招牌，因之他辞世，中共给他以殊荣，海外社交网络有讥讽。当然此正国级无法跟另一个正国级之死在海内外引起的震撼相比，他就是以68岁之龄猝然离世的前总理李克强，至今疑问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