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54楼:各种类型的皈依者狂热,多少带有急于抹去过去文化印记的动机。由于不是那么根红苗正,迫切需要证明自己对新身份的忠诚,而通过伤害旧身份来显示已经和其脱离关系正是一种常用的策略。
美国枪击案凶手罗杰的仇恨亚洲人,就是这种心态的极端体现。而满清剃发令的例子亦可与之相比。清朝入关之初并未强迫全体汉人剃发,但汉人孙之獬上疏:“陛下平定中国,万里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清廷遂采取“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极端政策,满足了孙之獬的夙愿。
犹太人的情形与之类似。欧洲的反犹浪潮中,许多积极反犹者本身就是一两代人之前改宗的犹太人,急于抹去自己的犹太特性,表现得比非犹太人更反犹。而西方学术思想界,整体表现得最为反资本主义的,恰恰也是犹太人知识分子——而公众印象中,犹太人总是被当成贪婪资本的化身。
类似的还有斯大林,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是苏联历届领导人中斯拉夫血统最少的一个,但他却是苏联历史上大俄罗斯主义倾向最强烈的一个。而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原本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在接受法西斯主义后,坚定不移地反对社会主义,并非常热衷迫害自己的前同志们。
近年西方有不少政治家从左派转成右派,这些曾经是左派的政治家们一旦在观念上转为右派,往往也会演变成为极右派。
类似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离我们最近的历史记忆,是文革时代越是出身不好的人,往往越会在“自我改造”中表现得狂热偏执,甚至不惜与父母反目成仇。以决绝姿态告别过去以获得新身份,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文化投名状”。
但是,皈依者的狂热并不完全能从有意识的实用主义来解释。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采取匿名制,皈依者并不需要为了表现而伪装。其实,无论是韩国传教士还是某种价值的追随者,其行为未必是下意识的产物。他们表现出的狂热和虔诚,某种程度上是在皈依过程中,与环境挣扎时无意中习得的。
对文化性的信徒来说,教徒身份是与生俱来的,这种未经思考和选择而获得的身份认同,自然不会在日常行为中体现出特殊性。而经过思考和选择的皈依者,在皈依过程中,必然会经历一番习俗、观念甚至理性的自我冲突——这个不断自我暗示的努力和挣扎,会使得他和具有与生俱来身份的人相比,有着更为坚韧和狂热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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