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华人神探”李昌钰是在上海新天地一家酒店顶楼花园中。虽然已经86岁，但李昌钰身体很硬朗、握手时劲道很足、每天睡4个小时，他笑称这是因为“从小练武”。专访之前，他中午还边吃简餐，边与天南海北的朋友在线上讨论工作。

肯尼迪遇刺案、尼克松“水门事件”、克林顿桃色事件、辛普森杀妻案……这位美籍华人曾参与侦办了众多大案。但李昌钰更愿意定义自己是位科学家——1975年获得纽约大学生物化学专业博士，之后在纽黑文大学任教，再之后成为美国首位州华裔刑事鉴识所主任和州警政厅厅长，打破了200多年来华人在美国职场“玻璃天花板”。

“我在全世界演讲时都说，我是中国江苏南通如皋人，我以华人身份感到骄傲。”他之前在参加由上海市侨联与解放日报社共同举办的“侨界会客厅”活动时说。即便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他依然能讲流利的中文、上海话及如皋话。

“我做警政厅长的时候，规定每天只有半个小时给媒体。现在退休了，也不接案件了，我觉得应该多和年轻人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他很认真地说：“希望大家不要犯我犯过的错误，能够比走得我顺利，比我对社会的贡献更大。”

采访结束前，李昌钰送给记者他签名的明信片作留念，并半玩笑地说，“你网上查一下，我的签名在美国网站可以卖124美元”。



案子没有大小，都要用事实说话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在你50年的探案生涯中，侦办了近8000件案件， 平均2.3天一件，怎么做到？

李昌钰：这是我们团队功劳。美国每35分钟就有一件凶杀案，每5秒钟就有一起盗窃案，这还只是被我们看到的案件。在美国一些城市，5000 美元以下的盗窃案件不立案，因为太多了。所以，真正的发案率肯定远比我们知道的多很多。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有的案子悄无声息，但有的案子是万众瞩目，比如辛普森杀妻案。

李昌钰：辛普森案为什么这么出名，第一因为O·J·辛普森有钱有名；第二他是黑人；第三被害者是个白人。这个案子背后就有了种族因素，一开始（社会大众）就预设了立场——80%以上的黑人认为辛普森没有罪，80%以上的白人认为他有罪。

但证据是没有立场的，我们最尊重的是事实。我们在现场用科学的方法发现了第二种脚印；我们还发现，警方在现场提取的辛普森血液中有防腐剂，但人的血液中怎么会有？这根本无法向社会交代。后来这个案件成了世纪审判，影响了美国当代现场侦查和鉴识科学的发展。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今年4月辛普森去世，真相也被埋进坟墓。很多人依然相信辛普森是凶手。你觉得这个案件中，正义是否得到伸张？

李昌钰：还是那句话，证据是没有立场的，我们要尊重事实，尊重法律程序，如果我发现的证据不利于辛普森，也一样会公之于世。美国的有钱人能请到很好的辩护团队，没钱人有政府配的免费辩护人，但中产阶级有很大麻烦——律师费很贵，专家团队也找不到，这算正义吗？什么是真正的正义，很难说。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你曾说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独居老太太被谋杀的案件，为什么觉得这样案子很重要？

李昌钰：名人的案件之所以引发轰动，只是因为他们有钱、有名，但这些案件并不能代表美国每天发生的案件。独居老太太案件里，我们做到了替不能讲话的人讲话，为无辜的被害人还原了真相。还有一次，诈骗集团让一位老人失去了养老金。我们好好研究破案，避免更多人被骗。这些比一些明星名人的“大案子”重要很多。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你破案时有套“桌角理论”，说破案必须要有四个不可缺少的条件：现场、人证、物证和运气。为什么会强调运气？

李昌钰：（大笑）人跟人的相逢就是运气，要讲缘分。破案也是要“正好”，“正好”我们找到了这个线索，“正好”摄像头拍到了那个人的脸，“正好”我们能用科技认出这个人。很多时候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冥冥当中有什么在协助我们，但这不能强求。



我不是神探，我是科学家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怎么看待别人称你当代福尔摩斯、神探、狄仁杰？

李昌钰：很谢谢他们对我的称呼。但我不是神探，只是个科学家，希望用科学的方法协助破案。我小时候喜欢看福尔摩斯，长大了才发现这是个虚构的故事。小说可以用文学的方法来描写一个英雄，但实际并非如此。破案不是靠一个人力量，一定要靠好的团队还要结合科技，以及社会大众提供的线索才行。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你说过，破案的逻辑很重要。

李昌钰：福尔摩斯用的逻辑是“deductive logic（演绎推理）”，一般性原则出发得出特殊性结论。过去刑警破案用的是“inductive logic（归纳推理）”，从特殊性事实出发得出一般性规律，靠的是一种直觉。而我们用的方法是 “associated logic（关联逻辑）”，综合多种逻辑去重建案件。我们要面对现实，让证据说话，不能像小说一样随便描述，只凭空想。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刑侦专业技术有哪些变与不变？

李昌钰：技术进步非常快。比如，现在的指纹鉴定已经自动化了，能够用AI去比对，不像我们过去只能通过人工鉴别。现在到处是摄像头，警方去现场第一步就是调取视频资料，电脑里的信息变成了数据，这在以前是都没有的。

恒久不变的则是逻辑。简单说，不一定现场找到某个人的DNA，这个人就绝对有罪。再比如，一个人被枪打到会流血，但一个人在流血不一定是被枪打到的。研究破案还是最讲究逻辑。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在你看来，东西方在鉴识科学领域有什么不同？

李昌钰：过去海外认为法医学发源于英国，但现在文献多承认南宋法医学家宋慈所著的《洗冤集录》是世界最早的法医学著作。当然，这个书有些内容跟现代科技相距很大，比如亲子鉴定与滴血认亲，与现在血型鉴别区别很大。

这些年我在中国授课交流，发现中国的鉴识科学进步很快，已经和国际接轨了，有的地方甚至超过了世界标准。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你曾说过，看到过太多种死法。这对你生活产生什么影响？

李昌钰：很多老刑警干了很多年，还是受不了血腥。我最开始也会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我明白自己责任就是从血腥里找证据，不能被血腥所影响。

血腥的可怕远远不及人性的恶，有时真相出来，所有人都会哗然。我看过太多不幸的事情，经历过很多次案情反转，认识了人性的多面性。因此，我也许真的看破人生了，对金钱、地位都不很重视，会看得更开一点。



学会外国人做事的精神，保持中国人做人的原则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华人身份对你意味着什么？

李昌钰：我在美国生活了这么长时间，学会了外国人做事的精神，保持了中国人做人的原则。这些年别人要我题字，我会写“至诚信义”——答应别人的的事就一定要做好。答应当康涅狄格州刑事鉴识所主任，我就要主持公正；答应当康涅狄格州警政厅长，不管外界给予多大压力，我也要当好。久而久之，周边的人才会相信你、尊重你。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华人在美国当上刑事鉴识所主任以及州警政厅厅长，有多难？

李昌钰：过去从事鉴识科学的都是美国白人，多为男性。在我之前，没有一名美国华裔甚至亚裔担任过州级刑事鉴识所主任。这个岗位的薪水只有我当大学教授时的三分之一，但我妈妈鼓励我去做，希望我打破“玻璃天窗（Glass Ceiling）”。我1979年上任时，刑事鉴识所不到20个警员，我离开前发展到有200多位科学家。

当康州警政厅厅长也是这样。妈妈问我：“美国建国200多年，有几个中国人（华人）当过警政厅长？”我说：“没有。”她又问我：“有几个有色人种当过警政厅长？”我说：“也没有。”于是她鼓励我打开格局。

1998年我当警政厅长的薪水，又比当刑事鉴识所主任时更低。

就有当地报纸发问：“州长怎么让中国人（华人）当警政厅长？”一个月后，他们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以前的警政厅厅长会带人在马路上巡逻，亲自抓开车超速。我给警队带来新改变，把电脑系统装入巡逻车内，提出空中地面联合巡逻，给警队带来更多科技含量。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听出来，母亲对你的一生影响很大。

李昌钰：她是非常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她教会我很多，其中一句话我最记得最深——人的一生有高有低，高时候绝对不要骄傲；低的时候绝对不要气馁。每天扎扎实实走一步，一年下来就会有很多成就。

妈妈常常说，人不能穷在志气上，衣服可以破破烂烂，但要干干净净。做人也要干干净净，做事一定尽我们的力量。我一直记到现在。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在美国华人华侨如何发挥好自己的作用？

李昌钰：一些美国华人华侨朋友不鼓励他们的孩子念中文，我要求我的两个小孩必须学中文。语言沟通的背后是文化传承，我希望他们不要忘了自己中国人的血统。

与此同时，我一直呼吁华人华侨一定要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不能只在华人社区生活。至于融入主流社会，第一语言要好，能够和当地人辩论；第二不该做的事情不要做，以及要遵守当地习俗。比如，同样是宴前演讲，华人会吵吵闹闹，不听台上演讲，但当地人会规规矩矩坐着，听完再聊天喝酒；第三华人华侨一定要团结，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我希望能减少这情况，不要斗来斗去。这几十年来，我也在尽我的能力去团结美国华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