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完停车位下方的二维码，上海市民张女士被弹出来的账单吓了一跳：“怎么这么多？”账单上显示：她共计停车2天3时41分，需缴纳348元停车费。

张女士所停靠的浦东新区栖霞路（东方路至福山路），正是上海近年来大力推动建设的智慧道路停车场。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图文无关）

停满一天，累计费用150元协管企业为公安局全资下属公司

据上观新闻，居民楼先生也住在栖霞路上。不久前，小区里开展大面积改造，停车位数量缩减，他只好临时把车停到了道路边的停车场。“以前人工收费的时候我也停过，跟管理人员很熟，停得时间长的话，会有优惠一口价。”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这次从周五18时30分左右入场，周日中午12时左右离开，竟产生226元费用，“都快赶得上小区里的包月价了”。

6月13日上午，记者来到居民口中的栖霞路南侧停车场（东方路至福山路），只见马路南侧的23个车位几乎已全部停满。道路的东西两侧、正对着梅园三村处，竖了3块指示牌，上面标出了该处的收费细则：0—15分钟3元，15—30分钟3元，30—60分钟4元，超过1小时后每30分钟6元，夜间（19:30至7:30）8元一次，停车时间不足一个计费单位的，按照一个计费单位计费。



△栖霞路（东方路—福山路）停车场收费公示 图片来源：上观新闻

这个夜间价格，显然已经照顾到了小区居民的停车需求。不过，由于没有设置封顶价，如果停满一整天，费用累计将达150元，这让楼先生觉得有些吃不消。一小区保安告诉记者：“之前小区改造，不少居民都将车停到了外面，确实有几位车主跟我吐槽过，说挺贵的。”对此，楼先生也承认有自己的过失，“停车前确实没仔细计算过价格”。但他不解，道路停车位为何如此贵？

据悉，该处停车点协管单位为上海浦保停车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企查查资料显示，该公司系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全资下属公司，成立于2013年。该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实缴资本300万元，社保参保人数249人。





据上观新闻，记者留意到，类似的收费标准，在周边道路并不罕见。栖霞路（浦东南路—东方路）南北两侧、崂山路（乳山路—栖霞路）西侧的道路停车场收费都不便宜。但根据浦东发改委官方公众号2016年发布的消息，相关道路的收费细则是符合浦东的道路停车收费标准的。



△另一段栖霞路的收费公示 图片来源：上观新闻



△浦东发改委官方微信号2016年发布的道路停车收费标准

周边居民直呼“承受不起”

据上观新闻，停车位供给严重不足一直是上海这座超大型城市的“顽疾”。道路停车场的设计初衷，是为了缓解商业、办公楼宇集中区域、沿街餐馆等短时停车矛盾以及小区的夜间停车需求，至于长时停车需求，并未纳入其中。很多学者也认为，停车费用高是大城市用市场化手段治理城市拥堵的重要手段之一，政府希望通过停车贵让公众在中心城区等地方减少汽车使用，多选择公共交通。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市民也有不同意见。采访中，多位小区居民表示，按照这样的收费标准，周一到周五问题不大，但周末有全天候停放的“刚需”，若按照小时来计费，有些承受不起，他们提议结合整个区域交通拥堵、停车位数量等多重因素，采取精细化管理手段，对小区周边的道路停车价格予以一定优惠。

这一想法并非没有依据，在浦东发改委官方微信对道路内机动车停车收费标准的介绍中，除了白天夜间的计费方式外，明确规定了不同区域的包月收费标准，价格从200元至400元不等。显然，周边小区密布的栖霞路（东方路—福山路）并未开放该功能。



△栖霞路（东方路—福山路）停车场 图片来源：上观新闻

此外，沪上很多小区正在进行更新改造，停车矛盾凸显，市民王先生对此提议，在大力增设临时道路停车场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这部分群众的临停需求，在价格方面有所倾斜，避免过高的收费给市民生活造成困扰，“真正将服务送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对此有网友吐槽：“违停成本都没这个高”“用停车费来调节汽车数量”。







也有网友表示：如果都是长期停放的，临时停车怎么办？



还有网友建议：“可否24小时收费封顶20-30元？”




美国之音：中国“罚款经济”伤及地方经济与就业 徒增政府与百姓对抗

中国最近掀起一股“罚款经济”，民众或店家屡因一些小事被政府重罚，引发中国网友批评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为了创造税收而胡乱罚款。分析人士表示，胡乱开罚对中小微企业的影响最大，但究竟地方政府能从中“榨出多少油水”来，令人怀疑。这种行动会影响到潜在投资者的投资意愿，长期而言对地方经济反而有害，形成恶性循环，而且扰民作法也会徒增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抗程度。

熟食放黄瓜丝被重罚

上海近来多家餐厅因为在凉皮等熟食上放了冷食黄瓜丝而被罚款，其中有一家叫做米帆餐饮的业者因此被重罚5000元人民币，并没收违法所得119元，理由是“未取得冷食类食品制售许可”。消息一出，在微博炸开了锅，有网友写道：“如果他们想罚你，加醋都是错的”。也有网友嘲讽：“凉皮和黄瓜丝过了半辈子，最后被罚了，原因就是没领证，非法同居。”

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资讯，该起事件的违法事由为当事人经营的项目是“热食类食品制售”，并未取得冷食类食品制售许可，就在店内及美团外卖平台贩售作为凉皮配菜的黄瓜丝，因而违反规定。

《彭博》6月12日报道，中国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巧立名目，对居民大开各种奇怪的罚单，以增加收入。

根据中国《财经》杂志产业研究中心的数据，仅广西在2022年就收取了130亿元人民币的罚款，相当一年税金收入的14％左右，高于2021年的9％。

除此之外，贵州曾因债务问题公开向中央求援；云南多个县市也相继喊穷；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在官网发文，明言“化债困难”；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市也为财政困境苦恼。

中国财政部5月底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达到37.5万亿人民币，与2022年底的35万亿元相比，增长了5.7%。高盛集团估计，包括各省市设立的数千家融资公司的隐性借款，中国整体债务总额约为164万亿人民币。

上海独特“任务”

台湾致理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副教授张弘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2022年上海公共预算收入是7608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衰退2.1%。上海市在去年上半年经历两个月痛苦的封城之后，全年的财政赤字比2021年暴增171%。但即使如此，上海的偿债压力还是比其他县市低得多，但上海却仍出现摊派收费的现象。他认为，这跟上海的税收里有一定额度要去支援中国整体财政，上缴给中央去做行政转支付的独特“任务”有关。

他表示，在这样的脉络下，从前就是上海市委书记的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强 ，面临现在中国整体财政的压力，“上海肯定是要多出一点力”，所以上海才会在税收增加有限、但支出增加的财政压力下，拿黄瓜丝开刀，“因为上海的任务是不能停的”。

张弘远表示：“所以新任的市委书记就必须咬紧牙关，然后在上海把这些费用摊派在各个项目当中，如此一来，刚刚看到那个荒诞的情况就出现了。”

巧立名目开罚

然而，荒诞的罚款不只发生在上海，只是当连上海都发生这么具争议性的罚款时，其他地方的罚款更是巧立名目、花招百出。

今年5月，河南省的大货车司机就因为货车超重被罚多次，有人在过去两年就收到了高达27.5万元人民币的罚单。他们的货车明明在出发前都没有超重，但半路被拦下检验时都变成过磅超重而吃下罚单。去年山西省一家杂货店因为卖了2.5公斤不合格的芹菜，被重罚6.6万人民币。去年8月，广东省还发生官员假造证据，处罚卡车司机非法倾倒垃圾。

2021年5月，河北省也有一名卡车司机因北斗定位系统掉线，在唐山市被罚款2000元并扣车而自杀身亡。不到一个月，又有另一名来自山东省的卡车司机，因受不起5000元重罚的刺激而当场服药自杀，所幸及时获救。

张弘远表示，地方政府想要利用收费和罚款的方式来解决债务问题，一来缓不济急，而且只是杯水车薪；二来还相当扰民，让多数民众感觉政府开始从人民的钱袋子里头去提钱，有可能引发社会矛盾，造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抗程度。

张弘远说：“因此用地方罚款的方式来解决财政短缺的压力，应该只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民众反感

住在武汉、从事媒体行业的的国祥（化名）对美国之音说，对于政府的荒谬罚款感到十分反感，完全不能认同。他认为，中国财政困难是政府低效和浪费所造成，政府需要做的是削减财政开支，而不是在饱受打击的普通民众身上继续加大压榨力度。

他表示，近几年中国收入缩减，因此大力创造处罚收入，以缓解其财政困难对其队伍稳定性的负面影响。其实这种操作不单限于餐饮领域，只不过因为黄瓜丝给上海餐厅惹祸实在是太荒谬了而被凸显。但政府这些操作无疑会大大增加经营者的负担，最终还是回到消费者身上，要掏出更多的钱来消费，或者导致经营者削减服务品质，更严重的甚至会造成店家倒闭，引起供应短缺。

国祥说，他有亲戚就是开小餐馆的。2021年时他就曾经多次劝亲戚关闭餐馆，警告他们过不了几年，当局就会罗织各种罚款和摊派，将他们赚的辛苦钱搞光。“现在上海都开始搞这种钱，可以想见未来会是一个多么糟糕的前景。这是意料中的事。”他说。

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真正会被这些罚款影响到的，就是那些比较没有议价力量的中小企业，那你从中小企业里面能够榨出多少油水来，其实都是很值得怀疑的。”

不利地方经济

他表示，地方政府胡乱开罚，伤害最大的是中小微型企业，这会让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再投资，也会对潜在的投资者带来阻碍，因为财产权没有保障，随时可都能会被地方政府以各种名目收钱，自然就会降低潜在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因此长期而言，对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反而有害。

北京《财经》杂志产业研究中心调查显示，2022年中国收入水平最高的40个城市共有超过194万家企业倒闭，约占总数的7%。在所有注销的企业中，微型企业占了57.4%，若加上小型企业，比例高达93.3%，反映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弱，更容易受到经济波动影响。调查也特别提到去年封城的上海，由微型、小型、中型到大型企业的注销数分别达到21.5万、5.4万、9544及2967家，其中微型企业的注销比例占全市总数的20%。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林雅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很多中小微企业在疫情之后本来就已经经营困难，倒闭了不少。在中国经济尚未恢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又巧立名目增加罚款，势必让中小微企业面临不断恶化的经商环境，对他们的生产与收入造成更大的影响。

林雅铃说：“除了对于中小微企业可能会面临到更大的经营压力之外，企业的倒闭其实对于当地的整个就业，还有中国现在放缓的经济，其实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影响公共服务

分析人士说，中国地方政府现在的做法是“借新债还旧债”，但由于现在借贷的违约风险比较高，贷款的利息也较高。也就是说，在地方政府经济越困难的时候，借新债所要付出的利息反而更高，因此“罚款经济”的乱象只是更加凸显地方政府想挽救债务危机已穷途末路。长此下去，首当其冲的就是公务员面临减薪或是奖金缩水，这在部分省市已经发生；其次就是国企，因为国企的背后常常都是由地方政府在做债务担保。日前广西发布了一份公告，指名“谁举债、谁负责”，宣布要国企自行负责清理债务，政府不再为国企承担偿还债务责任。

林雅铃说，这也意味着如果国企的债务到期无法偿还，可能就会面临倒闭。而中国其他地方政府也很可能会效法广西，朝这个方向去做。

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钦表示，在公务员、国有企业之后，接下来受到影响的就是一般民众的各式医保基金、社保基金等福利可能会被削减。而这种公共服务的消减将会付出社会成本的代价，比如医疗品质的恶化、人口寿命的缩短，或者犯罪率上升、治安变差等等，到时真正受伤最多的将是依赖社会安全网生存的中下阶层或是社经地位比较低的民众。

沈荣钦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韭菜最后不仅被收割，而且他们可能会面临到一些比较悲惨的命运。”

台湾致理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副教授张弘远补充道，中国新一届政府的一把手和二把手才刚刚上任，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如果手上没点钱，很难采取新的作为展现绩效”，以及“中央如果不给钱，难道事情就不做吗？我不做别人做，那他的升官仕途就比我明朗”的考量下，地方政府想尽办法也要“求表现”。他说，正是这种财政压力以及地方官员的施政动机两种因素交叠之下，可以想见未来通过花式罚款来筹措经费的现象，恐怕只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