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女服务员在天安门广场合影



七月中旬的北京，通常并无政治大事，那是每年的北戴河休假以及顺带的务虚会议日程，但今年夏天，从7月15日开始，中共三百余位中委和候补委员们在京西宾馆参加一场“二十大三中全会”。

如此刻意的安排，俨然消解了拖延九个月的“三中全会”的意涵。在7月15日当天“求是网”发布的最新一篇基调文章，强调的还是“自信自立”，似乎北京之外中国人民的水深火热、经济大萧条、还有最近牵动人心的暴民袭击外国人和食用油污染问题都变得无关紧要了。连带两年前“二十大”上才呼吁面对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也在会场内自信满满、老神在在的气氛中模糊了。

集体躺平

这就是外界等待良久的“二十大三中全会”召开第一天的气氛，仿佛中国社会当下并不存在诸多严重的问题、危机和冲突，中共领导人在不久前的延安军队政工会议上渲染的严重国际挑战和内部腐败问题等也不屑于公诸世人。所有迹象都表明，北京当局正在采取一切措施防范本届“三中全会”的任何外溢效应。

或者他们害怕的，是本届“三中全会”不仅暴露出中共过去12年路线的根本失败，而且可能暴露出中共领导层内部的真正危机——或许不是改开时代中共集体领导制下常见的派系或者路线分歧，而是有关政治动力丧失的根本问题，也就是中共内部的集体躺平。

换言之，相对民众身处的各种灾难性的失业、破产和大旱、水涝等等，他们看到的地方官员的两个极端表现——无所作为和横征暴敛的背后，已经常态化地发生在中共体制内部，正是与民众的躺平类似的集体躺平。这种集体躺平的现象不仅包括基层和中层干部，甚至弥漫到中共管理层核心。这才是“三中全会”迟迟不能召开的关键。

就在北京宣传机器开始动员抨击年轻人的躺平心态和社交媒体上“垃圾时间”的同时，从中共管理层发出了一个最新也是最具指标性的躺平信号，莫过于李强总理在月前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他在论坛开幕式上引用了领导层2012年以来多次提到的“固本培元”，以此暗示“三中全会”的经济路线。中国坊间舆论一时惊诧，股市也跌破三千点，民众普遍认为这是李强总理对中国目前陷入经济危机如同病入膏肓一般的暗示。

如果对比十几年前无论李克强总理的“克强经济学”、还是当时在经济内阁直接向总书记汇报的副总理刘鹤鼓吹的“供给侧改革”，从中共负责经济事务的总理口中说出与经济学术语毫不相干的政策名词，表明两重意义：其一，李强并无自己的经济思想，完全唯“老大哥”是瞻；其二，“老大哥”身边的智囊、智库、笔杆子们已经黔驴技穷，拿不出一个稍有经济理论支撑的政策术语，中南海的工具箱和理论库已经枯竭。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深厚、依靠笔杆子立身的中共来说，这种“理论的贫困”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困境，一方面，固然可归因为中共目前的“理论的贫困”，即面对过去十数年以来的错误和失败，其经济官僚们已经汰剩下平庸之辈，无力提出任何实用、有效的经济对策，在中南海内的形势与湖南地方当局面对洞庭湖大水的束手无策并无二致。

另一方面，毋宁反映了在新冠疫情结束之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共经济官僚整体退化的同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经济对策问题上也采取了放任的姿态，如美国经济学家甘思德(Scott Kennedy)不久前在中国的访问印象，即所谓“不听、不知、不愿、和不在乎”的“四不”倾向，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集体躺平，对应着中国青年在疫后奉行“不结婚、不买房、不买车、不消费”的躺平态度。

这或许才是中国真正的集体“新冠后遗症”吧。三年的“动态清零”瓦解了中国统治集团和人民之间的所有社会契约，也耗尽了所有与改革开放有关的政治动力。

“深化改革”？

重要的，只有从这种来自最高层的“躺平”，外界才可能预测和理解本次三中全会的召开时机和走向，即所谓“自信自立”和“深化改革”的实质和指向到底是什么？

如果对比中共建政以来的前两次重大历史关头，中共以中委全会然后扩大会议的方式自我纠错，也就是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和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人们都能清晰地看到中共内部的政治动力如何运转，即在中共自身坚持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框架下通过高层斗争实现自我纠错、从原教旨主义回到实用主义的路线上来，那么，在已经肃清所有党内派系和“团团伙伙”以及党外民主力量和公民社会的今日中国政坛，已经不存在任何引导性或者对抗性的政治动力和政治可能，足以让中共党内形成某种实用主义路线的经济政策共识。

这种对大萧条的集体恐惧，不亚于12年前营造的“颜色革命”恐惧，或是中国领导人能够长期搁置中委，仅仅通过各种领导小组和政治局就主义发号施令并且避免任何集体决议的内生原因，以至于“三中全会”的召开实质上变得可有可无，理论上只剩下时间线上的需要，需要在今年秋天的“四中全会”前做一个形式上的召开。

然而，过去半年中国坚持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复苏计划在海外和国内遇到双重挫折：一方面，防范中国输出“过剩产能”，特别是向俄罗斯的输出，已经成为欧美和北约组织的头号议题，也引起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国家对自身经济的担心。上周刚结束的北约75周年峰会对中国发出的警告在这个意义上可谓军事和经济的最后通牒。而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大规模失业和企业破产以及空前的贫富差距，不仅造成中国劳动和资本的消费和投资意愿低迷，而且根本改变了普通民众对政权的认知和信心。北京大学的一份最新社会调查证实了这一点。

这才是“三中全会”不得不开的原因所在。

只是，中共高层的躺平固然是“三中全会”迟迟难以召开的滞力，却也是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此次全会还能召开、还能做些改变的原因。因为，只有领导人心态上的躺平和理论的贫困，围绕“产能过剩”的焦点议题，无论中共领导人对外如何否认，才可能在其具体化的层面，也就是国有-私营-家庭三个经济部门之间做一些哪怕象征性的分配调整，向位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家庭收入最低的中国家庭部门倾斜，并且适当调整国有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即所谓固本培元的含义——以国有为本，对私营部门休养生息，鼓励其创新能力和税收基础。

这一切，围绕国有-私营-家庭三部门之间的分配调整，都是以“自信自立”为前提，也就是所谓拒绝改革的深化改革，在自封“改革家”的名义下进行有限的调整，将所有些微的让步归功于所谓中国式现代化，一个听上去像是1975年初周恩来和邓小平在上一次躺平时代试图摆脱毛主义的动员目标。

这种历史的重复，固然再次显示着中共高层的理论贫困，却不妨碍“中委全会”作为一个统治精英集团的某种协商或者利益平衡发挥作用，譬如在中国式现代化名义下，为了拯救地方财政，通过有关中央-地方的财税分配改革。对这种分赃式的内部利益调整来说，一个封闭的全会模式倒是非常适合。可以预期本次三中全会实难通过任何大规模的、有力度的、实质性的分配改革方案。

会议失焦

然而，中共高层的集体躺平还意味着另一种危险，即全会议题的完全失焦，完全不理会国际社会有关产能过剩的通牒，继续以“自信自立”的姿态全盘推进民族主义的经济目标，犹如1938年日本在华北事变后通过的《国家总动员法》，开始转入战时统制经济模式。

这种危险的阴云，始终笼罩在北京上空，也是今年全会气氛中暗含的。相对于前两次历史转折点发生的扩大会议和开放性共识，这周的“三中全会”是在空前严厉的镇压手段和封闭气氛下召开的，“中宣部”甚至秘密下达了禁止所有媒体报道的“70条不准”，严防会议期间和前后党内外的议论和批评，担心全会的僵化保守所折射出来的党内集体躺平的无能或者激进成为“中国式大萧条”的导火索。

在这个意义上，无疑的，如同京西宾馆内发出的动员令，“二十大三中全会”将是中共的又一次历史转折点。我们拭目以待。

三中全会上很可能会有和不可能会有的人事异动



本文播出和刊登时，事先宣布为时四天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马上就进入第二天的议程。而全会的公报应该是在会议结束的当天下午对外宣布。所以笔者必须抢在今天把对这次中央全会上可能会有和百分之百不会有的人事异动内容"预测"一下。若本文内容留待本周五的节目播出，那就是"马后炮"了。

先说很可能会有的。

任何一个本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如果已经被此前某月的政治局例会决定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这三档处分，就必须在之后的那一次中央全会上走一道“追认”程序。诡异的是，已经先后落马但仍然保留着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职务的秦刚、李玉超还有袁洁等人至今都没有被先行宣布正在接受纪委（军纪委）的调查，更没有公开宣布“中央纪委常委会（军纪委）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的对他们的党纪处分决定。但笔者相信他们三人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有出席党的中央全会的资格了。

不过呢，事先毫无征兆，却在某次中央全会上（突然）“追认”开除某人党籍的政治局决定的事情，确实也发生过。

2014年10月23日公布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中称，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对杨金山等人的开除党籍的处分。

这位杨金山落马之前的职务是成都军区副司令员。记得当时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一经公布，连中共党媒的记者都在互相询问：杨金山是谁？

而李玉超既然已经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了罢免他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理由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就不应该仅仅得到一个党内轻处分。也就是说，无论是在这次三中全会上还是下次中央全会上“追认”此前军委讨论并报请政治会议批准的对他的开除党籍处分的概率最大，即使他的落马是主动交待违法违纪行为在先，并同时还“戴罪立功”揭发了“犯罪同伙”，最轻的党纪处分也应该是留党察看两年。

虽然这只是笔者的假设，但确实是有先例可以比照的。

2019年10月4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宣布：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刘士余同志留党察看二年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理由是：刘士余同志身为中央委员，背离初心使命，政治立场动摇，党性原则缺失，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公开发表不当言论……。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并构成严重职务违法，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应予严肃处理。同时，鉴于刘士余同志能够主动投案，如实交代违纪违法问题，认错悔错态度较好，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其可予从轻处理。

那么李玉超是否能够获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优待？可能性不大 。

而相比于李玉超，秦刚被习近平给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优待的可能性有多少，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从去年9月1日之后已经有多篇文章分析，依照文中所举出的过往案例，分析了秦刚受到中处分和重处分皆有可能，只给一个党内警告的轻处分可能性很小---毕竟是严重违反了党纪。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请查阅本专栏先后刊登的如下几篇文章：《从中共前驻韩大使李滨曾被"性勒索"联想到秦刚在美"失足"的可能后果》（去年9月1日），《免职只是对秦刚和李尚福严肃处理的前奏》（去年11月17日），《三中全会上如何处分已先后被撤消行政或军内职务的四名中央委员》（去年11月20日），《辞职并非"主动"　秦刚被重罚还是轻处尚无定论》（今年3月1日），《秦刚案最终揭晓也许还需要很长时间》（今年3月4日），《七月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将如何处置秦刚和李尚福？》（今年5月3日）。

至于袁洁的命运，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也可以查阅夜话中南海专栏今年4月15日刊登的文章《袁洁和陈国瑛同日被官宣除名，火箭军窝案调查告一段落？》。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

而在这次三中全会上应该会得到职务晋升的中央委员，笔者截止目前仍只能预测在解除李尚福中央军委委员职务的中央政治局决定被“追认”的同时，将董军晋升为中央军委委员。如此推测的依据，请看本专栏刊登于今年3月11日的《中共国防部长恢复为国务委员兼任应该会在党的三中全会之后安排》一文。

除了董军进军委，如果这个三中全会公报中会宣布“增补”一个甚至数个政治局委员或书记处书记，笔者也不意外，但这一个或数个被“增补”者，只能是在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全体大会上当选的中央委员中产生。而不是二十届中央委员的彭丽媛进政治局的可能性一定是百分之零。

就在笔者撰写本文的当天，美国之音网站刚刚刊登了《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为什么拖这么久？会做什么？》一文，其中一节的小标题是《彭丽媛入局的概率》。

文章的作者说：制定重大的施政方针和政策虽然是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的首要议题，但是人事安排也是分析关注的焦点之一。观察人士感兴趣的是习近平夫人彭丽媛是否会步江青的后尘参政，进入中共领导层的核心，“补齐”政治局委员中“遗缺”的一席。

然后就是被采访的中国政治分析家夏明博士的分析内容，中共十八大、十九大政治局委员均为25人，但二十大变成24人。政治局成员的人数，在中共历史上虽多有变化，但二十大的24人政治局，全部是清一色的老男人，没有任何一个女性，似乎给人们留下许多想象和猜测的空间。

文章还说：夏明教授认为，从中国政治的黑箱操作分析，彭丽媛进入政治局是大概率事件。彭丽媛的行政级别是军队的少将，在军队里地位很高，作为第一夫人，她要晋升中央委员进入政治局委员，很正常，没有破格提拔。因此，彭丽媛进入政治局的概率是高于她不进入政治局的概率。

先声明一下，笔者对夏明教授十分钦佩，多数情况下是非常赞同他的观点的。但对他迎合彭丽媛“入局”的“传闻”，实在不能苟同。

今年3月29日，笔者曾在本专栏发表了《彭丽媛进政治局？即便成真也是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的事情》一文。文章的核心内容是：不要说今年内迟早必须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即使是习近平要让彭丽媛赶在2027年秋的中共二十一大之前的任何时候进政治局的话，就必须从修改党规、党法做起。因为彭丽媛目前并不是中央委员。

（现行）中共《党章》明文规定，无论是“选举中央委员会”还是“修改党的章程”等议程，都只能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也就是说，中央委员会委员也好，候补委员也好，都必须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由全体代表“选举”出来的。

更需要提醒的是，习近平于2020年主持修订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里，明确规定的中央委员会的职权里就没有“增补”中央委员一项。出现本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出缺”的情况时，也只能从按得票多少排列的候补委员中递补上去。

而不是中央委员就能“当选”政治局委员的说法，就好比不是中共党员就“当选”党代会的代表，不是美国国会议员却出任了议长……。

记得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民间流传了许多关于毛泽东和江青以及江青本人的段子，其中之一就是江青到天津小靳庄视察，期间要求当地公社提拔一个会唱“样板戏”的青年女农民出任小靳庄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很为难地提醒江青：这个同志还不是党员呢。而江青不是要求公社党委立刻安排这个女农民“突击入党”，而是说：“一个基层党支部的书记，不是党员也可以了”。

现在回过头去看，笔者3月29日 发表的那篇文章无论是标题还是内容的表述，都有不严谨之处。 正确而又严谨的表述应该是：即使习近平强烈希望夫人进政治局甚或政治局常委会，也只能耐心等到2027年秋的二十一届一中全会才能实现。届时，会上由刚刚在二十一大的全体代表会议上产生的二十一届中央委员们进行“无记名投票”，决定出习近平、彭丽媛等24或者25名新任和继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但前提必须是：一，彭丽媛在2027年7月前后已经顺利“当选”二十一大的军方代表；二，彭丽媛已经在名列二十一届中央委员预备人选建议名单的前提下，先保证在二十一大的分组“酝酿”过程中未被“差额”掉，然后才能在全体大会上顺利“当选”。

整个程序都要走完。包括习近平本人，也都是要走这个程序的。至于这个程序有多虚伪是另外一个问题。

热衷于谈论彭丽媛会在三中全会上“入局”的媒体人，大都会以江青为例。却没有想过虽然江青从文革初始开始就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毛泽东还是要等到九大召开，先让江青“当选”中央委员，然后才能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让江青和林副主席的妻子叶群一同“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笔者《彭丽媛进政治局？即便成真也是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的事情》发表后，很多媒体在继续热炒彭丽媛（在三中全会上）进政治局的报导文章里，都点名或不点名地拿笔者的“不同看法”对照，意在保证无论彭丽媛在三中全会上进政治局的“传言”能否成真，都能自圆其说。

不过，也有例外，一位人在美国，颇具影响力的自媒体人LT先生则认为笔者否定彭丽媛三中全会上“入局”，是因为不了解习近平。

这位LT先生两个月前在他的《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中说（大意）：中共的党媒已经越来越多地报道彭丽媛的公开活动，海外聚焦彭丽媛能否在三中全会上进入政治局有三种观点，……第三种观点就是“著名的时事评论家”(不敢当)高新的观点。他认为彭丽媛不可能在这次三中全会上进入政治局----时局不成熟。那么彭丽媛什么时候有可能进入政治局呢？他判断至少要到中共二十一大，也就是2027年，是彭丽媛进入中央政治的最早的门坎儿时间。他（高新）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中共是个很讲规矩的政党，那么彭丽媛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当了中央委员了才能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违背中共的惯例，所以这个不可能。

接下来，LT就谈了他自己的看法，大意是：关于彭丽媛进中央政治局，这个绝对不是个八卦，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中国政治问题 所以大家不要去嘲笑（关于独裁者的归宿一段省略）。习近平要死之前交班的话，目前来讲，最现实，最有可能的就是彭丽媛。

有一些中共（问题）的专家包括象高新这样很了解的，也认为彭丽媛不能一步到位进政治局……。我们研究习近平，不能把他当成一个正常的，常规的中共领导人。举个例子，蔡奇在当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前，他当过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没有？没有。人家就是一步到位弄成政治局委员。习近平已经做出了让蔡奇三级跳的事情，为什么还认为习近平要让彭丽媛按部就班呢？这反映了即便是对中共很了解，即使是中国问题的专家，还是对习近平没有了解……。

LT先生怎么就不知道，恰恰是习近平虽然已经安排蔡奇接任了北京市委书记，但也还是要等到十九大的召开，“按部就班“地让这个蔡奇先在十九大代表的全体大会上“当选”十九届中央委员，然后才是在十九届一中全会上和习近平等24人一同“当选”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所以蔡奇的例子恰恰是说明了即使彭丽媛已经在军内“大权在握”（虽然笔者对此持怀疑看法），也必须等到二十一大和二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才能“按部就班”。

这里补充说明一下，笔者对LT先生早就十分佩服，对他的“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节目是每日必听。他坚持每日一更，让包括我在内的一大票听众非常感动。所以，瑕不掩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