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片：北京举行的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上的新浪微博的展台。（2017年4月27日）


国会山 —
多位美国学者和专家向国会两党议员示警，中国政府正输出其管控信息的“防火长城”的技术，“为数字威权国家建立蓝图”。专家们还建议，国会应设法让美国企业为中国民众规避政府对信息的审查提供帮助，而非协助中国共产党对信息的管控。

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星期二(7月23日)上午召开听证会，主题是“中共防火长城和监视技术输出”(The Great Wall and the CCP’s Export of its Techno-Authoritarian Surveillance State)。开放技术基金会副主任科雷春(Nat Kretchun)、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扎克·库珀(Zack Cooper)和中国数字时代创办人兼总编辑萧强(Xiao Qiang)出席作证。

特设委员会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John Moolenaar)在开场致辞中表示，中国的“防火长城”控制了中国公民与外界的所有联系。

“它有一支得到人工智能和其他尖端技术支持的审查员大军，对中国境内的所有信息和言论进行监控，迅速清除任何偏离党的路线的内容，”穆勒纳尔众议员说，“在‘防火长城’的背后，中共将中国人民困在一个平行现实中，向他们源源不断地灌输由习近平威权政权严格控制的宣传。”



“中共把互联网从自由工具变成了终极控制工具。随着中共日益强大，其野心也在不断膨胀，企图在物质、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上保持全面控制。”

“防火长城”，又称“国家防火墙”，是指中国政府监控全国网络信息出入境的硬件和软件系统，也指当局在境内建立的各种严格的网络审查系统。

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联邦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穆尔蒂(Raja Krishnamoorthi)呼应了穆勒纳尔的发言，他进一步表示，克服北京当局“防火长城”对信息的控制是一场美国“输不起的斗争”。

“中共的审查制度是危险的，因为通过不让人们讨论人权以及中共对美国负面信息的替代选项，中共创造了一个受控的社会，这个社会更支持其对美国和我们的盟友、伙伴和包括台湾在内的朋友的咄咄逼人的行为，”克里希纳穆尔蒂说，“我们不能让中共指挥互联网，因为互联网的目的是使人们联系起来，而不是分裂和控制他们。”

“无论是对抗中共输出威权技术，还是支持中国人民争取言论自由，我们都必须确保社会和网络的自由和开放战胜审查和控制。这是一场美国输不起的斗争，”克里希纳穆尔蒂众议员说。

加州大学伯利克分校信息学院的中国数字时代创办人兼总编辑萧强在听证会上说，中共在技术和实践独裁方面最为强大。他说，通过使用这些技术，中共巩固了其在国内的权力，同时削弱了国外的民主竞争者。

“中共正在为世界提供建立数字威权国家的蓝图，对世界和平构成真正的威胁。因此，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在国内和全球范围内捍卫和维护自由与尊严。这是我们在21世纪必须应对的最大挑战之一，”萧强说。

专家呼吁美国开发新方法协助中国互联网用户翻墙

尽管美国政府已经资助在中国大陆提供虚拟专用网络(VPN)等传统规避中国互联网审查和限制等工具，但听证会上的专家们认为这些工具仍远远不够。

开放技术基金会副主任科雷春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在过去多年来建立起了一套足以取代自由世界互联网内容的互联网生态。

“自从谷歌和大部分自由开放的互联网在中国被封锁，取而代之的是微信和微博等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国内平台以来，已经过去了大约15年，”克雷春说，“整整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从未了解过这些平台之外的互联网。他们并不向往全球互联网，因为按照设计宗旨，他们从未真正体验过全球互联网。”

开放技术基金会为美国全球媒体总署(USAGM)资助的非营利性组织，旨在支持全球网络自由技术，职责为支持“推广言论自由、突破审查制度、对抗压迫性监视手段的开放技术及社群，推动人权及开放社会发展”。

克雷春接着说，“这一（中国互联网）生态系统的特点是以国内平台取代全球平台。虽然这些平台受到严格审查，但它们设计精良、内容丰富，极具吸引力。因此，大多数中国网民几乎没有理由去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交媒体世界之外的东西。这种替代为中国的审查人员提供了巨大的主场优势。通过微信和其他平台可以实施的控制远远超出了开放互联网。”

克雷春表示，中国共产党政府同时加强了刑事定罪和其他抑制措施，以阻止人们使用翻墙工具。

“中共并不只是在建立一道更高的防火墙，他们还开展了一项更加雄心勃勃的工程，建立了多层自我强化的技术和社会控制措施，” 开放技术基金会副主任科雷春在听证会上说。

“遗憾的是，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大多数中国公民能够并会自然而然地寻找未经审查的内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科雷春说。

萧强也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情况更加复杂，中国对信息管控的能力更加发达。

“人工智能可以是良善的力量，但也可能被用于监视、审查和操纵，因为技术严重依赖于海量数据的集中化，人工智能往往会增强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的能力，而不是权力分散的民主制度，”萧强说。

克雷春向议员们建议，国会应该鼓励美国互联网开发商针对具体的使用情况、在线行为和风险特征，针对中国互联网审查制度开发创新的规避方法，而非协助中国政府审查信息。

“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苹果和谷歌等公司的应用程序商店下架了数千款应用程序，其中包括大多数互联网自由工具,”科雷春说。

他接着谈到，“VPN等传统规避工具仍然是任何互联网自由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前行的道路上，我们必须采取一种更新的方法，促进信息寻求者和信息提供者之间更有目的性的联系。”

“一些关键的出发点是互联网自由工具，开发者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并围绕中国用户的技术限制和社会化网络行为进行设计。”

专家：中国信息控制有害美中关系

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库珀在听证会上也提出，美国在推动互联网自由方面的资源远远不足。

“美国在互联网自由方面所投入的资源可能还不到中国在信息控制方面所投入资源的1%，”库珀说，他还强调了中国对信息的控制对美国和美中关系也产生了有害影响。

“‘防火长城’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障碍，也是美中关系的路障，”库珀说，“中共审查和造谣机器影响了稳定美中关系的努力。此外，如果中国经济因共产党管理不善而持续低迷，中国政府可能会觉得必须更多地依靠民族主义来加强国内支持。”

库珀还说，“中国政府开发的技术威权工具并没有止步于中国，过去十年间，中国政府已向全球80多个国家输出了审查和监控技术。这些工具和技术将被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专制者所采用。”

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众议员也表示，“在华为、海康威视和中兴通讯等国家支持的冠军企业的帮助下，中共正迅速向国外出口其监控技术。”

克雷春建议，除了首先要求美国科技产业停止配合中国政府的审查工作外，“为了抗衡技术威权主义的常态化，我们必须与志同道合的伙伴携手推进全球自由互联网的愿景。”

“美国所能传递的最可信、最有力的信息莫过于帮助中国公民寻求真相，”科雷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