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被问及破产的原因时，海明威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里的一位人物曾说过一句名言：“开始是每况愈下，接着便是一泻千里。”

多年以后，当我们形容美国国债时，或许也会用上这句话。美国财政政策已稳固地走向违约——面对这一前景的每一次拖延都让违约更难避免。

1万亿美元——当数字突破一个整数位，总是能刺激到人们的神经。

美国政府今年首次花费超过1万亿美元支付总额高达35.3万亿美元国债的利息。减去政府投资所赚取的利息，净利息支付总额已达到8430亿美元，超过其国防支出。

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是衡量一个经济体债务偿还能力的重要指标。

对于发达国家，国际公认的安全线是60%。美国国债目前占其28.6万亿美元GDP的123%——这一水平甚至在二战期间都没有达到过。

美国国债对美元的支撑能力并非是无上限的。美国《国会山报》发文称，美国国债正以不可持续的速度爆炸式增长，已经成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

“美国债券市场离倒闭可能只差一次冲击。”

矛盾的是，政府债务越快升级为不可避免的债务危机，政客和选民似乎就越不在乎。

“美国正奔向财政末日，但是对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毫无准备。”美国白宫管理及预算办公室前主任米奇·丹尼尔斯日前在《华盛顿邮报》以《“美元消亡之日”即将到来，如何应对？》为题发表评论文章。

高出国际警戒线一倍多的美国国债，终有一日会从“美元之锚”变成“美元之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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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惊人

从2017年9月至2022年1月，美债规模从20万亿美元升至30万亿美元。

2023年6月，为缓解美国政府债务违约的燃眉之急，美国政府债务上限缓至2025年初生效。

自此，美债开启“百天万亿”的狂飙模式——每100天增加约1万亿美元：2023年6月，联邦政府债务规模突破32万亿美元，达到这个数字的时间比新冠疫情前的预测提前了9年；2023年9月，美债规模突破33万亿美元；2023年12月，这一数字达到34万亿美元，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所作预测提前5年冲过34万亿美元关口。

根据美国财政部网站实时更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20日，美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达35.33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是中国、德国、日本、印度、英国五国的经济总量之和。相当于每个美国人负债10.48万美元。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从未见过如此规模的债务。”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表示。

预计在9月30日结束的2024财年，美国全年财政赤字将达到接近2万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4%；支付的总利息将达到约1.16万亿美元，仅次于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支出。

“尽管美国经济本应‘强劲’，我们却看到如此巨大的支出水平和巨额赤字。想象一下，当经济下滑时，赤字会是什么样子。” 市场分析师迈克·马哈瑞（Mike Maharrey）说。

前美国财政部经济学家马克·索贝尔警告称，美国必须解决其“庞大的赤字”，才能保持财政政策的可控性。

“如果不加以解决，美国国债与GDP之比以及债务偿还成本的上升，预示着美国国内经济和国际主导地位即将崩溃。”《国会山报》警告称。

美国银行大宗商品策略师迈克尔·威德默表示，市场分析师们普遍认为，美债崩盘正在成为一种日益加大的“尾部风险”——不太可能发生，而一旦发生就会代价高昂的“极端风险”。

9月18日，摩根大通在报告中表示：“鉴于美国公共债务水平不断上升和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美元主导地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美国本身。”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预算模型显示，鉴于美国的特殊性——尤其是低储蓄率，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维持超过GDP 200%的债务比率。届时，稳定债务所需的税收将非常庞大，从而会拖累经济。

该校经济学家表示，200%是基于有利假设的上限。“更合理的数值是接近175%，即便如此，也是在假设金融市场相信政府最终将实施有效的减债措施之上”。

关键在于，这个最大值并不是美国可以安全承受的最大债务额度（目前债务已经超出了美国可以安全承受的范围），而是违约从难以避免转变为无法避免的临界点。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美国国债占GDP的比例到本世纪中叶将达到185%。

“现在国债的利息支付比整个国防部的预算还要高，且还在上升。”美国特斯拉汽车公司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警告说，这个国家“正在迅速走向破产”。

历史上，任何大国只要偿债费用超过国防开支，就不会长期保持强大。“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如此，旧制度的法国如此，奥斯曼帝国如此，大英帝国如此。从今年开始，美国将接受这项定律的检验。”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亚尔·弗格森近期在一篇文章中表示。

视而不见

美国的财政前景在经济上变得令人担忧，却在政治上变得不受关注。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美国政府的债务问题异常沉默。

这并不令人意外。

缩减美债规模的办法，没别的，就是要政府少花钱。但这可不是选民想要的。

为了争取选票，哈里斯和特朗普都作出了价格不菲的承诺——两党都反对削减作为债务最大推动因素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两人都希望延长将于2025年底到期的数以万亿美元计的减税措施，两党一致认为，至少97%的美国家庭的联邦所得税不应增加。

仅在过去几个月里，特朗普就已承诺免除小费税、取消对社会保障福利征收的所得税、取消对加班费征税、降低在美国从事制造业务的公司的税率，并为新晋父母的费用设立新的扣除额，在延长他第一任期4万亿美元减税措施的基础上，再提供逾2万亿美元的减税。

和特朗普一样，哈里斯也提出免除小费税，并呼吁扩大儿童税收抵免，包括为新生儿父母提供6000美元的抵免。

“无论谁在11月赢得美国总统选举，美国未来四年的财政状况都可能进一步恶化，而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没有切实可行的计划来解决这个问题。”英国《经济学人》称。

“特朗普或哈里斯获胜真的没什么区别。真正的问题是35万亿美元的美国债务，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哈里斯，都无法解决。”达利欧表示，“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债务货币化的道路将越来越接近日本。”

无论谁在11月赢得大选，都将很快面临两大财政考验：一是需要提高联邦债务上限，时间可能是在2025年中期；二是2017年税法的大部分内容即将到期，如果国会在2025年底前不采取行动，多数美国家庭的税款将会增加，而这条赤字削减路径是两党都不希望看到的。

真正的风险

美国凭借美元国际本位货币地位，政府发债融资本不是难事，只要一直提高债务上限，就可以不断“借新债还旧债”。

据美国国会相关部门统计，自二战结束以来，国会已经103次对债务上限进行调整。仅2001年以来，美国国会对债务上限的调整就超过20次。

“问题不是美国国债的绝对规模在威胁美国金融体系，而是通胀和未来的美元价值在威胁整个系统。所以我不担心美国国债供应的绝对数量有多少，而是担心财政赤字的前景。”在2024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当被投资者问及美债风险时，巴菲特如此表示。

从巴菲特的回答中，可以拆解出如此大规模的美债带来的三大真正风险。

首先是高通胀。一方面，财政赤字本身会带来通胀。另一方面，在大规模的债务压力下，政府会有意愿去推动通胀的发生，这可以一定程度上稀释债务。

其次是高利率。过多的债务供给，就会导致债券价格的下降，而和债券价格呈反比的利率就会上升。本质上，这是投资者担心债务问题所谋求的风险溢价。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财政政策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

美国经济之所以能控制住2000年以后的债务激增，是因为最初占GDP 32%的债务水平为额外借贷提供了财政空间。此外，疲软的经济、美联储的宽松以及全球储蓄过剩推动了历史性的利率下降，使家庭、企业和联邦预算更能负担得起债务。

但那个免费午餐时代已经结束。

目前，美国联邦债务占GDP的比例超过100%，而且在几十年内将增长一倍甚至三倍。利率上升使得这些债务水平变得更加难以承受。

一旦又一次危机来临，美国政府以及美联储，还能有多大的空间去刺激经济？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一定程度上就是陷入到了这样的困局当中。即便是超低的利率水平，超高的债务规模，也无法挽救长期疲软的日本经济，由此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

不幸的是，美国政治还没有跟上这一新的经济现实。

还有一个更伤及美元命脉的风险不能忽视——美元武器化。美国越来越频繁地用美元作为对其想要报复的国家的武器。将美元用作外交政策工具以及过度使用此类制裁会使更多国家担心失去使用美元的渠道，从而鼓励他们从美元转向其他替代货币。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探索替代方案，在国际贸易中寻求使用非美元货币进行结算。

今年1月起，阿联酋和印度已经开始使用各自的本币进行直接贸易。

东盟国家也有进展。今年5月，泰国与中国签署了《中国人民银行和泰国银行关于促进双边本币交易合作框架的谅解备忘录》；8月，越南与中国也签署了《中国人民银行与越南国家银行合作谅解备忘录》，旨在推进两国间本币结算、本币互换及跨境支付互联互通等方面的合作。

长期以来被视为“美国后院”的拉美地区，也在试图摆脱对美元的依赖。玻利维亚近期加入了南方共同市场（简称“南共市”），并计划加入南共市的“本地货币支付系统”。该系统允许南共市成员国之间使用本币结算双边贸易。

毫无疑问，华盛顿危险的借贷狂潮还将继续下去。只是不知，在如此“饮鸩止渴”的模式下，美元最终将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