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拉·哈里斯和父亲住的只有两英里远，很少说话，疏远是因为”他们太像了“

纽约时报的特写故事，报道了少为人知的哈里斯与父亲的关系，唐纳德·J·哈里斯很少和住在附近的出名女儿说话。但他帮助塑造了哈里斯成为现在的她。



在两个月前的竞选演讲中，卡马拉·哈里斯回忆了一个童年印象：她的父亲在一个公园里对她说，“跑啊，卡马拉，跑！别害怕，别让任何东西阻止你。”

这一幕描绘了父女之间的温馨时刻，似乎是父亲对她成就的肯定。

然而，现实要复杂得多。

唐纳德·J·哈里斯，今年86岁，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现与第二任妻子居住在距离副总统官邸仅两英里的地方，但他与女儿的关系已疏远多年，二人很少交谈。

哈里斯的竞选演讲是她罕见地公开提及父亲，这与她经常对已故母亲夏玛拉·戈帕兰·哈里斯的赞美形成鲜明对比。

夏玛拉是一位生物医学科学家，2009年去世。

在哈里斯的总统竞选过程中，父亲极少被提及，倒是经常被她的批评者作为攻击对象。

在与哈里斯的辩论中，特朗普讽刺道：“她的父亲是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授，而且他教得很好。”

特朗普又错了。根据采访唐纳德·哈里斯的十多位朋友和前同事，有两个明显的事实。首先，作为牙买加裔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哈里斯博士从左翼批判主流经济学理论，但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其次，虽然哈里斯博士在女儿的生活中大多缺席，但他并非没有影响力。在卡马拉·哈里斯开始她的政治生涯之前，父亲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和她的母亲一样，设定了高标准，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哈里斯的成功。

两位朋友表示，这种父女关系的疏远可能与他们的共同的特点有关，而不仅仅是几十年来的分歧。两人都专注于自我提升，对自己和他人要求严格。他们都是慷慨的导师和忠诚的朋友，同时又对外界保持一定的隐私距离。

他们都非常看重忠诚，也都十分固执。

“他们之间关系困难的很大一部分原因，”牙买加裔美国经济学家、哈里斯博士的密友格莱德斯通·哈钦森说，“他们太相像了。”

哈钦森表示，他不清楚两人最后一次交谈是什么时候，

朋友们表示，至今卡马拉·哈里斯对母亲更为亲密和忠诚，即使这可能影响她与父亲的关系。2009年，哈里斯的父亲没有出席夏玛拉·哈里斯的葬礼，这没法让卡马拉高兴。

五年后，哈里斯博士拒绝参加女儿与道格·埃姆霍夫在加州圣巴巴拉举行的小型婚礼。然而，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2016年卡马拉当选参议员后，三人在华盛顿共进晚餐，期间哈里斯博士询问了女婿的背景。

哈里斯博士在卡马拉生活中若隐若现的存在，始于1969年他与夏玛拉分居时，那时卡马拉只有5岁。这对夫妇在1972年离婚，哈里斯博士在一场激烈的监护权争夺战中失败，导致他与卡马拉及其妹妹的关系“突然中断”。

哈里斯博士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加利福尼亚州的离婚协议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父亲无法处理抚养孩子的责任。”

他还道，尤其是在“这位来自岛屿的黑人父亲”的情况下，（会觉得父亲）可能“早上就把自己的孩子当早餐吃了！尽管如此，我坚持了下来，从未放弃对孩子们的爱。”

强烈的失落感

像他的女儿一样，哈里斯博士无论走到哪里都表现得很出色。

1956年，这位18岁的高中毕业生，获得了牙买加相当于罗德奖学金的奖项，进入西印度大学学习。他后来成为斯坦福大学首位获得终身教职的黑人经济学教授。

他的署名出现在世界上最负盛名的经济学期刊上，他还帮助制定了牙买加独立后长期的经济政策。

2021年，在他的女儿宣誓成为美国首位女性、黑人和亚裔副总统的同一年，哈里斯博士被授予了牙买加政府颁发的功绩勋章，这是一项仅有15位在世人士可以获得的国家荣誉。

哈里斯博士出身于牙买加橙山社区的一个富裕的地主和企业主家庭，橙山位于金斯敦西北约60英里的地方。

哈里斯家族在附近的布朗镇拥有一家超市和其他商店。根据家族传说，布朗镇的爱尔兰创始人汉密尔顿·布朗曾拥有100多名奴隶，哈里斯家族相信他可能是他们的祖先。

哈里斯博士的同学们回忆说，即使在年轻时，他就表现出极高的智力和上进心。哈里斯博士的前高中同学、已退休的牙买加最高法院法官罗伊·安德森表示：“我不至于说他是书呆子，但他确实很严肃。”

尽管看似注定要从事学术生活，哈里斯博士更喜欢与街头小贩和商店老板交往，这些人就像他从小成长的环境一样，而不是局限于象牙塔之中。

这一倾向塑造了他的职业观，他是一位“亲商的经济学家，关注企业家的视角和思维方式”，牙买加商界记者和经济学家基思·科利斯特如此评价道，他多年来与哈里斯博士有过合作。

1961年，哈里斯博士移民美国，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研究生院。

次年，他在一个名为非裔美国人协会的学习小组中，发表了一场关于社会不平等的演讲，随后，一名观众上前与他交谈。这位名叫夏玛拉·戈帕兰的24岁女性，来自印度泰米尔婆罗门阶层的上层社会，与哈里斯博士描述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几乎毫无接触。

两人在1963年结婚，并成为美国公民。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卡马拉于1964年出生。

两年后，哈里斯夫妇带着年幼的卡马拉前往布朗镇，她的牙买加曾祖母通过用指尖在婴儿额头上划十字来祝福她。

关于这对夫妇最终分开的原因，外界知之甚少。卡马拉·哈里斯在她2019年的回忆录中简单地写道：“他们不再善待彼此。”

1969年，当时哈里斯博士是威斯康星大学的助理教授，他留在麦迪逊，而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则回到了旧金山湾区。离婚和监护权争夺后，据卡马拉的两位朋友回忆，她曾向他们表达了自己强烈的失落感，并表示她深深感受到了母亲的苦涩情绪。

哈里斯博士则继续在职业生涯中获得了各种成就和赞誉。学生和同事们认为他是一位举止优雅、个性谦和的学者，同时也是多产的作家。1972年他离开威斯康星大学，前往斯坦福大学，立即在以保守派和白人经济学教授为主的教职人员中脱颖而出。

他在斯坦福的工作，不仅巩固了他作为杰出学者的声誉，还进一步确立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哈里斯博士以其对经济理论的批判性观点、对全球经济问题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学生和同事的慷慨支持而闻名。

他以独特的视角和对经济公平的关注，为后来的学术和政策辩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无论是在论文中还是在课堂上，哈里斯博士都主张市场经济应该是包容性的，而不是垄断性的。

他的一些学术论文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但到1990年代初，哈里斯博士的观点变得更加现实。时任斯坦福大学教授的保守派经济学家安妮·克鲁格表示：“他显然比我们一些人更信任政府。但在我认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他并不属于其中。”

女儿的成就

在1990年代中期，哈里斯博士从斯坦福提前退休，返回牙买加，协调国家工业政策的制定，旨在通过公私伙伴关系，将依赖债务的国家经济转型为以出口为基础的模式。

因为财务受限，这项政策花费了十多年才得以实施。大约十年前，这一政策开始生效，牙买加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减少了一半。失业率从2013年的15%下降到今天的5.4%。

时任牙买加总理P.J.帕特森表示：“这样的国家工业政策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唐（哈里斯博士）提出的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私营部门而非政府是增长的引擎，完全没有涉及国有化。”

2000年代，哈里斯博士继续为牙买加两大主要政党提供咨询。

与此同时，他的大女儿卡马拉·哈里斯也取得了自己的成就。2016年卡马拉当选参议员后，哈里斯博士给她写了贺信。

2019年，她宣布竞选总统，哈里斯博士也为竞选团队提供经济政策建议。但当卡马拉在一次电台节目中表示支持大麻合法化，并开玩笑提到“我的一半家族来自牙买加，你开玩笑吗？”时，哈里斯博士对此感到愤怒。

他发表声明谴责女儿的言论，称这是对“吸食大麻刻板印象的错误宣传”，他的家族因此感到尴尬。

父女之间的冷战再次开始。

然而，当卡马拉·哈里斯成为2020年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拜登的竞选搭档时，哈里斯博士再次给女儿写了一封贺信。

几个月后，他收到了一封邀请他参加就职典礼的信，但这封信是由中间人寄出的，而非女儿本人。哈里斯博士拒绝了。

如今，哈里斯博士的密友表示，与女儿的疏远并没有困扰他。虽然年已八十多岁，但健康状况良好，除了几十年前在斯坦福办公室撞上一个金属文件柜导致的右眼问题外。他依然喜欢开着他的银色克尔维特跑车到处走，生活不受竞选活动的束缚。

他已经与妻子卡罗尔·基尔卢结婚约三十年，卡罗尔是牙买加裔美国人，曾是世界银行的通信专家，年轻时曾在布朗克斯生活，还偶尔照顾过一位邻居的小孩，如今的马里兰州州长韦斯·摩尔。

尽管如此，哈里斯博士的朋友们认为，父女之间有更多的共通之处而非分歧。

哈里斯博士的好友哈钦森说，他曾幻想哈里斯博士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一起，举行一场关于如何促进有利于弱势社区经济发展的市政会议。

他设想这样一场活动在巴尔的摩举行，卡马拉·哈里斯在2019年的竞选总部就设在那里，而哈里斯博士目前也在该地进行一些咨询工作。

“在我看来，这就是治愈的机会，”哈钦森说道。“我知道他愿意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