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75年来，文艺界始终保有“以电影为祖国庆生”的优良传统。每年十一，也就成了观照国产电影现状、汇聚国产电影新作的最佳时机。

直至今天，国庆依然是一年诸多假日里，电影数量与体量上，唯一堪比春节的存在——今年国庆档有10部新片上映，截至笔者撰稿时，票房已破20亿。

作为不断演进的动态概念，“国庆电影”几乎与新中国一路行来的历程同呼吸共命运，其中既保有着爱国精神、艰苦奋斗、对独立自由平等的追求等稳定内核，又随时代流徙、产业环境更迭与群体心态的渐变，而反复试炼与重构过自身的模式。

国庆的特殊意义又决定了，该周期内上映的作品，往往自觉或非自觉地，被赋予更多高屋建瓴的要求，接受着更为严格的检验。

此间得失经验，足供人思考回味。



今年国庆档上映的新片图源：1905电影网

开端

每到十一，总有两个常用定语，出现在各类电影之前：“献礼片”和“国庆档”。

仅仅这俩名词，已能看出国庆电影的内在复杂性：“献礼”是一个来自历史深处的政治使命，“档期”是一个基于现今消费社会的商业选择。政治性与商业性之间，形成了彼此缠绕的双重诉求。

当然，前者是开端和基因，是从来就有的；后者是增益与加成，是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铺开后出现的。

梳理国庆电影史的本质，其实就是从前者走到后者，再走到“前者加后者”，以及能否走向“前者成就后者、后者助推前者”的过程。

“开端和基因”要上溯至1958年8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提出，由文化部牵头、邓小平同志亲自挂帅，组织拍摄一批优秀影片，为国庆献礼。

这是“献礼片”三字，首次被正式提出。

接下来的一年中，全国各家电影制片方迅速响应号召、热火朝天地投入“献礼片”的制作中，十余部脍炙人口的精品佳作应运而生，以至于影史在书写这段岁月时，将之满怀神往与欣慰地称作“难忘的一年”。

关于如何理解和落实“献礼片”，时任中宣部领导职务的周扬曾有一个表述：内容好、风格好、声光好。

可见“献礼”之重任，并不曾限定国庆电影的选材与讲法，它只是从质量着手，订立了较高的标尺自律而已——从内到外的“好”。

回看共和国早年间，凡是作为国庆献礼片而出产的电影，不难发现，其相当整齐地划分出“大”和“小”两种截然有别、却又殊途同归的特质。

“大”的那些，以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为焦点，故事波澜壮阔、场面视效震撼，包括表现鸦片战争的《林则徐》，表现“二七大罢工”的《风暴》，表现长征的《万水千山》，表现爱国学生运动的《青春之歌》，表现国歌创作的《聂耳》等。“集体主义”、“牺牲精神”、“创世史诗”、“英雄赞歌”等自左翼电影、自解放区文艺以来便始终未变的母题，在上述故事里得到了传导和延续。



1959年电影《林则徐》宣传海报

至于“小”的那些，则开始把落点放在日常生活中看似平凡的小人物身上，着力刻画其青春风采、心路成长与奉献情怀，如《五朵金花》《冰上姐妹》《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战火中的青春》等。



1959年电影《五朵金花》剧照

只要“好”，无所谓“大”或“小”，大有大的先声夺人，小也有小的鲜活动人，而且，同样是大，也一目了然地可识别出古装片、人物传记片、青春励志片等百花齐放的元素。

甚至，许多之前对中国电影而言算作陌生的类型，也都借国庆献礼的春风，完成了宝贵的从无到有的拓荒尝试，就像《五朵金花》这样的歌舞片、《冰上姐妹》这样的运动片。

这份不拘一格、这份“源头上的开放性”，深刻影响了后来的道路。一言以蔽之，国庆是任务，也是机会，国庆不是条框束缚，而是强心针剂。

变迁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解放思想、复兴文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蓝图主色调，国庆献礼也在电影领域得到恢复与发扬光大，好作品重新变得层出不穷。

有意思的是，“大”与“小”的双轨路径，依然在各自的向度上延伸与完善着。

1979年国庆上映的《小花》、1982年国庆上映的《牧马人》，都堪称“小”的实践典范：首次将个体命运的沉浮与希冀、将人性人心的暖意与温存，放进战争烽烟、政治运动的宏阔背景，让一个个具体而真实的、平凡而坚忍的中国人，让他们跌宕起伏的爱与伤痕，成为国庆文本的聚焦点，这为当时的观众带来了足够的新意与切肤感，也把“献礼片”的神圣光环，拉回到相对平易和亲民的日常维度里。

当然，在上述故事的落幅与结尾中，无论是“小花接过哥哥的枪、投入新的战斗与胜利”，还是“许灵均放弃前往美国的机会、毅然留下建设祖国”，这些电影又无一例外地，再次把“小”升华为了“大”，“人的救赎”和“国的新生”默契地汇合，一切也就重新砌入了国庆的要求——积极振奋的格调，与无私奉献的集体主义豪情。



1979年电影《小花》剧照

至于“大”，则获得了技术、资金、制作经验上全面进步的加持，开启了百川归海的万里奔流。

1989年十一期间，《开国大典》横空出世，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浓墨重彩的全景式卷轴画，将解放战争直至建国的辉煌历程、和近140位风云人物的群像图谱，清晰且巨细无遗地一一呈现。该片创下1.7亿的票房神话——要知道，那时电影票价，单张还不到1元钱。



《开国大典》4K版海报图源：Mtime时光网

1991-1992年十一上映的《大决战》三部曲，更一发不可收地，完整映现了三大战役的全貌，对战争场面、战争策略、战争走势乃至战争逻辑的几近沙盘推演般的复原，至今仍为军迷群体津津乐道。

至此，“建国”才不再仅仅作为一个契机、一个触发点，而正式进阶为被正面讲述的内容项目，不再是“因为庆祝建国我们拍了一部电影”，而是“因为庆祝建国我们拍了一部直接表现建国的电影”。

不过，这类代表“大”之极致的鸿篇巨制，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旧有的“国营片厂模式”里、背后的国家力量——电影彼时依然能作为一种自上而下被推动的文化事业行为，拥有资源配置上的绝对优先性——无论是《开国大典》横跨12个省市、动用15万群众演员，还是《大决战》请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配合参演、用真正的飞机坦克作道具，动用北京故宫、南京总统府甚至中南海实景拍摄，都属于今昔已不可复制的案例。

电影《大决战》三部曲背后的支援力量

随着电影的现代产业化改革全面铺开、民营资本的大量进入，无论是拍片（出品方）、排片（院线方）还是看片（观众方），都转型为更纯粹的文娱经济行为。国庆作为“档期”，为电影提供的是平等且开放的竞争平台，而非想当然的国家资源兜底。

十一前后，不仅仅是神圣的典礼日，更是热闹欢腾的假日、是渴望择取和享受到更多优质文化产品的消费峰值日。当“献礼片”走入“国庆档”，它们也要开始学习新规则和新玩法，开始自负盈亏、接受市场的评价。

新世纪前后，正值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商业电影的要素与思路，已开始在国庆扎根并初具成效。1999年的《黄河绝恋》与《冲天飞豹》，2000年的《紧急迫降》，都是十一献礼作品，却又同时构成了颇为工整的爱情传奇、军旅职业剧和灾难片形态演绎。

这种以“军旅、英烈、道德模范、各行各业榜样”等“准政治性选题”为内核，包装有强大娱乐观感和成熟的类型片叙事法则的融会贯通之作，在之后的若干年里，始终是国庆档不可或缺的主力军：2009年的《风声》（主旋律+悬疑推理）、2016年的《湄公河行动》（主旋律+警匪动作）、前年的《万里归途》（主旋律+公路剧情）、去年的《坚如磐石》（主旋律+黑帮罪案），都属此列。

不止于此，许多原本看起来跟国庆八杆子打不着的电影，也纷纷进入十一，且收获颇丰。

搜一搜相关记录：08年的国庆档冠军是《画皮》，10年和13年的国庆档冠军分别是《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与《狄仁杰之神都龙王》，14年的国庆档冠军是《心花路放》，15年的国庆档冠军是《夏洛特烦恼》……



《夏洛特烦恼》剧照

它们都在字面意思上既没“国”也没“庆”，但它们以更海纳百川的丰盈，重新定位了国庆档。

不同样式、不同风格、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审美倾向，异彩纷呈、多元并举、市面空前繁荣，大家各取所需地快乐地看着电影、享受着美好生活，这本就是“新中国”承诺给人民、兑现给人民的百花齐放，是“国庆”时节里应有的盛景。

当前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全新的国庆档生态里，那条早已铺垫下的隐现——“小”与“大”的辩证互动，竟仍在进行。里面至少有这样几个可堪关注的新气象与趋向。

第一，“大”的多维实现。

从2021年的《长津湖》到去年和今年的《志愿军》，“大”仍在国庆档里占据至高点，向着更广更强的规模气场攀登；但此一种规模气场，已不同于《大决战》和《开国大典》“举国资源”的、“官修史书”的“政治站位之大”，而更多示现为投资规模、场面特效规模、宣发规模等产业化指标上的“商业效应之大”。

至于之前若干次国庆档，还有过形式更活泼的“大”：

2009年的《建国大业》，乃是演员阵容之“大”——172位明星参与演出；

2019—2021年的《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三部曲，乃是主创阵容之“大”——十几位一线导演聚合而成的同题创作。



第二，“大”的小切入口。

越来越多平民史观和低位视角被加入，反向促成了更多集体性的情感共鸣，近年里国庆电影所试图达成的群体共鸣重建，日益从意识形态话语认同、阶级感情认同、革命身份认同，扩展为族群情感认同、社会心理认同、自我价值实现认同。

这就是为何，《长津湖》选择一支小连队中的一位新兵蛋子作为端口和共情对象，《我和我的xxx》系列虽遍涉开国庆典、两弹一星、西部开发、新农村建设等大事大政，却也一水儿由普通人置身其间的生活经验，短小精悍地拼贴构成。

第三，“小”的大命名。

典型样本是2019年国庆上映的《中国机长》，同为空难自救，题材极接近2000年国庆的《紧急迫降》，但标题上的差异却一目了然：中国，开始被明确添加在单个英雄的职业表述之上，作为某种升华前缀。

该电影并非一流佳作，但此种立意倾向，多少暗示了“小”事迹实现“大”回归的隐性努力：从个人操守、个人素养、个人业绩的彰显，再次升华到舍生忘死、心系苍生的家国天下叙事。

毕竟，越是平凡人的“小”日常，越被内卷内耗、物质奔忙、精神空虚所困，也越有对理想主义唤起、英雄梦重温的潜在“大”期待。

最后，有必要看一眼今年的国庆。

它依然体现了文中总结的几乎各种特质。“大”和“小”的同在：《志愿军：存亡之战》的大史诗，与《爆款好人》的轻喜剧、《熊猫计划》的小萌物、《只此青绿》的淡水墨，同屏共舞。类型与样式的多元：《749局》的冒险奇幻、《浴火之路》的复仇故事、《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动画卡通，都在十一上映，就连进口大片《变形金刚：起源》都获得了共襄盛举的资格。

但比较遗憾的是，它们丰富、充足、热络，却并未充分实现“内容好、风格好、声光好”的质量上的初心。

除了《志愿军：存亡之战》这个品相上最契合国庆的存在，其余参与者，在各大网站上的评分竟无一超过7分。



换言之，我们正处于一个“国庆档敞开大门、主动迎向更开阔更包容的场域，但正因如此，才亟待更多合格与优质的内容来填充该场域，而当前内容生产的数量足够、优质度却尚未跟上”的微妙转折点。

甚至，商业片的全新框架、市场导向的评判标准，与传统思维中“国庆献礼”自带的政治光环、以及由此种光环所赋予的某种荣誉感和免责权，确实容易发生不可避免的龃龉关系。

这也使得，“国庆档反而更容易让主创心理失衡”，成为一类哭笑不得的频发现象：去年陈凯歌为第一部《志愿军》所做的失当营销曾引发争议，今年陆川“冲我来，别冲我的演员”招致全网群嘲。

总而言之，国庆电影走至当前，所积累下的一切不容抹杀更不应轻易丢弃，而在其内核与外延中始终交叠的向上（献礼）与向下（票房）、政治与商业、大与小之辩证，既构成了保持突破的张力，也制造了目下必须破局的挑战。

我想，最该坚守的、最体现智慧的，是以更健康平和的、更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心态来看待国庆电影的效果，同时，又以更积极进取、更端正严肃的创作态度来对待国庆电影的创作。

前面半句，是用小来承载和安放大；后面，是用大来要求和塑造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