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美国学者获得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研究证明了民主制度更有利于经济增长。时事评论作家长平讨论了从十年前至今中共宣传对于该理论的攻击和抹杀。


在诺贝尔和平奖（1989年达赖喇嘛和2010年刘晓波）和诺贝尔文学奖（2000年高行健）遭到中共宣传机器的攻击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否也会成为其攻击目标？周一（10月14日），202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三位任职于美国高校（麻省理工和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获此殊荣，他们是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约翰逊（Simon Johnson ）和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评奖委员会在新闻稿中指出，三位学者研究了体制或者制度是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的，证明了社会制度对一个国家繁荣的重要性。"获奖者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中的成因：法治薄弱、制度化剥削民众的社会为什么无法带来经济增长或改善？"

这让人想起另外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1998年）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他最著名的制度论证是饥荒与民主的关系：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

"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约翰逊与阿西莫格鲁曾合著《权力与进步：我们为技术与繁荣而进行的千年斗争》，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曾合著《狭窄的走廊：国家、社会和自由的命运》和《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十年前，后者曾在中国拥有大量读者。

这本书认为，政治领域和政治领域均存在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攫取性制度 （extractive institutions）。最佳组合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最差组合当然是它的反面：攫取性政治制度+攫取性经济制度。

本书开宗明义，从当年的"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谈起。人民为什么走上广场？作者说："对埃及人来说，导致他们落后的原因包括一个无能且贪腐的政府，一个让他们无法发挥才能、雄心和原创性的社会，以及他们所得到的教育。但是，他们也知道，这些问题的根源是政治。所有他们面对的经济阻碍，来自于政治权力在埃及由少数精英行使与垄断的方式。他们了解，这是他们首先要改变的事。"



2011年7月，数以万计的示威者在开罗解放广场举行抗议。开罗的大规模抗议示威行动导致总统穆巴拉克于当年2月下台，成为２０１１年“阿拉伯之春”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图像来源: dapd然而，作者指出，开罗解放广场上的抗议者对这个议题的看法，却与主流思想明显背离。跟中国的情况一样，主流思想界总是力图避开政治，更要避开倡议政治变革（那可能犯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是从地理、文化和领导人性格去解释。

今天的中国政治黑暗，经济困顿，主流思想界仍然更乐意归咎于习近平背叛了邓小平，而不是中共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

然而，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说，他们就是要证明，开罗解放广场上的抗议者的看法才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要发展经济必须进行政治革命。——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译本中，这部分和其他相关论述都被删掉了。

中国经济繁荣为什么不能持久？周一，阿西莫格鲁教授通过现场电话联线的方式，参与了宣布获奖者的新闻发布会。现场记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解释专制中国依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繁荣？

根据《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的阐释，中共在中国大陆的七十多年统治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最坏的组合状态：攫取性政治制度+攫取性经济制度。这也解释了中国为什么会民不聊生，社会崩溃，饿死数千万人。

但是，很多人截取1978年以后的三十余年的历史片段，希望以此重新定义中共统治。对此，这本书里也有过讨论。它被认为属于另外一种组合，即攫取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作者说，这样的组合可以产生增长，但不可持续。

为什么不可持续呢？包容性制度将为所有人带来长期利益，但攫取性制度只会为当权者带来短期利益。只要政治制度保证他们继续掌权，就没有人会相信他们未来经济改革的承诺。

在连线现场，阿西莫格鲁教授按照这个研究结论进行了回答：他和同事的研究确实证明了民主制度在促进经济繁荣方面更具优势，同时也注意到中国案例对其研究结论确实构成了一定挑战。他认为，中国等专制政权通过投资AI等创新领域获得了不错的经济增长，但是这样的经济繁荣很可能在稳定性以及可持续性方面不及民主社会。

十年前就反驳了今天的"创见"记者的这个问题，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专职解释"专制中国为何取得巨大成就"的"经济学家"，那就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金刻羽。

金刻羽的父亲曾任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现任中共控制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和中国所有高官子女一样，她享尽专制政治的特权，14岁就被送到美国读书，上西方名校，毕业后在西方名校任教，然后不遗余力地回报给她特权的专制政治，所有的著书立说只为一个目的：证明中共专制制度好得很。

她说，中国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政治集权模式，同时伴随一种很强的经济分权形式。没错，她所谓的创新理论，就是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列出的组合之一：攫取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

金刻羽的新书《新中国策略：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The New China Playbook: Beyond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去年出版之时，正值中国经济不仅谁也超越不了，而且增长停滞，房地产坍塌，股市低迷，资本外逃，哀鸿遍野。但是这并不影响她到处推销她的"创见"。

金刻羽认为，中国的制度得益于儒家思想的传承、政府驾驭权力和掌控金融的独特能力。这其实是老掉牙的中共标准文宣的学术版，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十多年前就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进行了反驳："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前的贫穷与中国文化没有关系，而是毛泽东以惨烈的方式管理经济和控制政治的结果。……同样的，现在中国的成长与中国人的价值或中国文化的改变无关，而是源自邓小平和他的盟友推动改革所引发的经济转型过程；他们在毛泽东死后逐步放弃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和制度，先是从农业着手，然后扩大到工业。"

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黄亚生曾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反驳金刻羽的谬论。黄亚生说，事实上，中国今天的许多问题都是金刻羽卖力鼓吹的"中国模式"的直接后果。

中国上千年来一直拥有庞大的政府权力和儒家思想，1949年后又实行了掌控力更强的共产专制，怎么就到了1978年才展示了一点制度优越性呢？而且才三四十年就结束了--这在历史长河中可谓昙花一现，或者一个快闪场景而已。黄亚生指出，这段时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引入了市场改革，鼓励创业，并引入外资，开放对外贸易，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如二战后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并没有什么不同。

《的失败》的失败现在我们来回答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中共宣传机器会攻击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十年前已经提早开始了。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的失败》（作者杨虎涛），对该书观点提出批评。今天，也许可以写一篇《的失败》。

该文作者对本书最不满意的是，它明确强调，不仅制度重要，而且政治制度是决定性的："本书将说明，虽然经济制度对决定国家的贫穷或富裕极其重要，但决定国家经济制度的是政治和政治制度。"道理不难理解：只有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才能持续地允许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存在。

该文得出结论说：《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一书只是制度决定论的一个极致的、荒谬的翻版。国富国穷并非某一单一因素的结果，而是在历史特定性条件下多种因素组合的结果。当年，作者显然还没有今天金刻羽教授的"制度自信"，竟然没有直接说中共专制是最好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