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10时，冯东丽准时出现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辅楼门前。

她身着一袭墨绿色旗袍式上衣，前襟上竖排着几列甲骨文字体，乌黑的头发扎得整整齐齐，秀气的脸上扬起一抹笑，露出两个小酒窝。

没人以为她是外国人。校园里，常有人用中文跟她搭话，她只好操着一口洋腔回答“对不起，我是荷兰人，我不会说中文”。

对方疑惑反问“河南？”她连连摆手，试图咬字清楚：“不是河南，是荷兰，欧洲的荷兰。”

23年前的一天，刚出生没几天的冯东丽被放置在安徽合肥市肥东县撮镇派出所门口，随后又被送到肥东县福利机构。

她的身体左侧有很大一片红色胎记，覆盖整个左肩、前胸和后背。两岁前，她一直寄养在肥东一户普通家庭里。

两年后，她被荷兰一对夫妇收养，成为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她的姐姐则于婴儿时被收养于江西。

两姐妹在荷兰一个美丽安静的小镇度过快乐完整的童年，但质疑的目光也从未间断。高中时，众多亚裔的刻板印象常常加诸其身。她曾为此痛哭，甚至抵触中国文化。然而，国际化的大学生活却让她开始重新拥抱自己的多重身份。

在瑞典读硕士时，她萌生寻亲的念头。她相信父母抛下她是有苦衷的，也相信他们希望她拥有更好的未来。即使父母真的不想要她，她也并不怨恨他们。

在接受九派新闻采访时，她说，自己能感受到他们做出这个抉择时的痛苦，而她只想拥抱他们。

她知道重逢很难，但她仍然忍不住想象双方相见的画面。或许是在乡村，或许是在城市，或许她有很多兄弟姐妹，“我想和他们分享我生命中的珍贵瞬间”。



冯东丽其人。图/九派新闻　闫华阳

【1】“东方丽人”

刚出生就离开父母，冯东丽也许是不幸的。但遇到荷兰的养父母，她又是幸运的。

养父母保留了她的中文名，并将其荷兰化为“Fengli　Bottema”。“Fengli”是化用其中文名，“Bottema”则随养父的姓氏。

冯东丽这样介绍她的中文名，“东丽，就是东方丽人，我想是因为我小时候很漂亮，所以才有这个名字。”

她熟练地在笔记本上写下自己的中文名，一笔一画，工工整整。

她的童年是在小动物的陪伴下长大的。她养过许多动物：小鸡、小狗、小鱼、小猪、山羊……她还有一匹棕色小矮马，她在马背上度过许多欢乐的时光。

养父母从事教育事业，很看重姐妹俩的教育。他们对二人的学习要求严格，也会培养她们在音乐、体育方面的爱好。姐妹俩拉过小提琴，跳过芭蕾舞，练过体操，也打过曲棍球和冰球。

冯东丽其实并没有很喜欢养父母为她选择的爱好，她最喜欢的是画画。她也经常会和养父母开玩笑，“我的荷兰父母其实也是亚洲父母，因为他们希望我们做很多事情，希望我们取得好成绩，还能演奏音乐。”

在她眼里，养父是个睿智、理性而进取的人。他曾在非洲和美国工作，对于个人事业很有想法，也会尽己所能，帮助两姐妹规划职业生涯。

至于养母，冯东丽和她可以无话不谈。“她很热情，乐于助人，她会做很多看似微不足道但却对他人意义重大的事情。”也是养母陪她度过艰难的高中时光。

荷兰的父母经常带两姐妹去世界各地旅行。“我们两个像是被宠坏的孩子”，冯东丽这样形容，“欧洲国家、亚洲国家、美国，我们都去过”。

今年是冯东丽第7次来中国，既是为在复旦大学学习中文，也是为寻亲。此前，养父母带她来过中国6次，旅行同时，也会看望她的寄养家庭。成都、桂林、重庆、北京、上海……他们的足迹遍布中国各大城市。养父母从未试图切断她们和中国的联系，相反，他们的家里充满中国元素。

肥东的寄养家庭是冯东丽在中国的第二个家。每次回到那里，冯东丽都会受到热情地欢迎和招待。她曾在那里度过中国的农历新年和中秋节，也在那里第一次吃到大闸蟹。

肥东的家人们经常会回忆冯东丽小时候的事情。他们指着一把小椅子对她说，她曾经常常坐在那里。她有一张坐在那把小椅子上的照片，但她已经完全没有那时的记忆。

她说“我真的非常高兴能听他们回忆我小时候的事情，因为我对我人生的头两年一无所知。但即使我没有记忆，他们也会帮我填补，这真的很好。”



被收养几天后，养父母带着冯东丽（右）和姐姐（左）爬长城。　图/受访者提供

【2】“你好”

看似完整快乐的生活背后，冯东丽心里始终有一个无法填满的“洞”。

自记事起，她就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孩子。作为荷兰小镇上为数不多的亚洲面孔，两姐妹与养父母走在街上时显得格外抢眼。

她们不得不习惯路人投来的异样目光，很多时候，人们会抛出那些已被回答过千百遍的问题，“你们和身边这对荷兰夫妻是什么关系？”以及“为什么你们和父母长得不一样？”

有时，她哭着告诉养母，她不知道生母是谁，为什么没能和她一起生活。养母向她解释，亲生父母可能无法照顾她，但他们仍然非常爱她，并希望她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但家人的安抚不足以让冯东丽完全平静下来。在种族主义面前，亚洲面孔会遭遇很多微小的攻击，她度过一段艰难的高中时光。

一些同学会取笑中国人的食物和餐馆，看到亚洲长相的人，同学们一边指着那人，一边看向冯东丽说“那不是你兄弟吗？”

当她和姐姐走在城市里，会有人用中文朝她们说“你好”，但她知道，那是评论她们样貌的另一种方式。

当时的冯东丽难以接受自己的与众不同。电影里所有的范例都是金发碧眼的芭比娃娃，她一度感到自卑，她希望自己也能拥有同样的长相，但这永远不会成为现实。

对长相的担忧在来到中国时得以短暂消除。以前，养母会通过她的黑头发在人海中一眼认出她，但在这里，她隐没于人群中。但截然不同的成长经历、生活习惯和语言成了交流的阻碍，置身于祖国，她却时常觉得自己像一名游客。

瑞典的学校里也聚集一些中国同学，他们坐在一起聊天，“我不是其中的一员。”冯东丽想。

此外，她还被告知必须时刻考虑自己的位置，“你是如何来到这里的？你的特权是什么？在全球健康领域，谁在决策桌前，谁不在？”

在荷兰长大的冯东丽，说荷兰语，父母是荷兰人，但她的荷兰身份并不被所有人承认。而在中国人群里，她不通中文，缺少和大家的共同话题，无法真正融入其中。她始终在荷兰人与中国人、白种人与黄种人的身份间徘徊，“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归属感”。

荷兰鹿特丹的亚洲社区是少数让她觉得安心的地方之一。她加入当地的中国学生协会，和那里的人们建立很多联系，也得以了解不同文化。在这个充满多样性的社区里，她能探索自己所处的身份位置，从中寻得某种自由。

此前，面对这些苦恼，她大多选择隐藏，并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直到前往瑞典学习，她下定决心寻找亲生父母。

读硕士期间，她一直在思考，自己来自哪里？人生选择是什么？为谁而做？想回馈什么？她对此有很多疑问，也有很多痛苦。“人们认为，你获得那么多机会，你就会过得更好，所以你应该感到幸福，但我内心并不觉得幸福。”

【3】不懂方言

在家人的支持下，2024年3月，第6次来到中国时，冯东丽开始试着寻找亲生父母。

她联系到肥东县的志愿者，回访当时被发现的撮镇派出所，去完成血样采集，将DNA录入数据库比对，还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寻亲视频。

她亲自制作寻亲传单，请人帮忙翻译成中文后打印出来，在当地派发。同行的还有一位当地村民，帮助她与其他村民交流。

冯东丽听不懂合肥方言，与村民们对上眼时，只能扬起微笑，说出那句练习过许多遍的中文，“对不起，我不会说中文。我想找到我的亲生父母，谢谢你们。”



冯东丽的笔记本里，关于寻亲的中文。　图/九派新闻　闫华阳

她得到很多热心帮助。部分商户同意她把传单贴在自己店里，一些村民在当地群里替她扩散消息。但有的话语很直白，“为什么要找你的亲生父母？他们抛弃了你。”

寻亲过程中，很多人告诉她，“你被带到荷兰生活非常幸运”“抛弃你的人不值得你这样用心”，每一条消息都让她心情复杂。

“我对我的生活非常满意。我知道我生活在一个非常优越的环境中，有这么好的教育，这么好的父母，这么支持我的家庭体系。”

“我感到遗憾的地方是，我的亲生家庭可能会受到伤害。一些被领养到荷兰的朋友在20多年后找到亲生父母，有些人的父母已找他们很多年，有些人的父母则一直惦记着他们。我在想，如果我的家人也是这样呢？如果他们也有这种感觉，而我不去寻找他们，我会感到很内疚，因为我的处境更好，我有钱、有时间、有精力去寻找他们，而他们可能没有这些。”

“即使他们不想找到我，我仍然认为还有很多中国父母都想找到自己的孩子。我只想告诉大家，在国外有很多孩子想念家人，我们能感受到他们的痛苦，希望他们能重新团聚。”

冯东丽是荷兰一个跨国收养组织的志愿者，里面都是被领养到荷兰的中国孩子，她也因此认识一些和自己情况相同的朋友。此外，她了解到，还有一些被领养的中国孩子来自美国、瑞典、比利时和加拿大等国家，他们的年龄在18岁至30岁，大多是女孩。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钱霖亮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分析，由于中国那时的领养门槛和行政手续相对简单，儿童也比较健康，很多外国家庭愿意到中国领养。

冯东丽介绍，回中国寻亲的孩子们之间建立很多群聊。她非常喜欢与大家交流，谈论彼此的经历。前段时间，她的一个朋友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和双胞胎姐妹。另一位从小被领养到鹿特丹的朋友也找到亲生父亲，现在，父子俩生活在一起，儿子正努力学普通话，试图更好地了解父亲和家乡。

冯东丽关注这些朋友的故事，与他们保持联系，并被他们激励。

【4】“本地人”

如果真能有和亲生父母见面的一天，“那一定很不真实”，冯东丽说。她想象父母可能在一个小乡村里生活，也可能在城市里工作。

她好奇父母的样子，想知道是否能从他们身上认出自己，想知道自己有没有兄弟姐妹，而埋藏在心里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是如何丢失我的？”

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中文的时长是半年，今年8月，冯东丽进入学校就读。从上海坐高铁到合肥，耗费仅两三个小时，接下来的几个月，她能够更方便地寻找亲人。

即便真的找到亲生父母，也不意味着故事会走向一个圆满的结局，冯东丽说，她已做好心理准备。“我不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我确实觉得这仍然会给我更多方向，让我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涉外送养儿童在2005年达到顶峰，此后逐渐减少。今年9月5日，外交部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调整了跨国收养政策，今后除外国人来华收养三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的子女和继子女外，不再向国外送养儿童。”其强调，“这符合相关国际公约的精神”。

国际上，跨国收养也日渐式微。今年1月，丹麦的国际收养组织宣布停止海外领养业务，5月，荷兰政府表示将不再允许公民领养外国儿童。与此同时，挪威监管部门则建议将所有海外领养业务暂停两年。美国作为国际领养大国，涉外收养的儿童人数也从2004年的22987人减少至2019年的2971人。

“从国际法律法规来看，也不建议跨种族收养。”钱霖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一个国家的儿童应尽量由本国的父母领养，这更符合儿童福祉。

截至目前，冯东丽的寻亲之旅还没有更多进展，但很多中国人和她加联系方式，鼓励她寻找，一名女性对她说，“我可以做你的中国妈妈。”

她被这些温暖和善意包裹，“即使没有找到，我也会从根的温暖以及温馨的家庭感中得到一些东西。”

拿着寻亲传单回到肥东县那天，有村民告诉冯东丽，她长得很像本地人，她非常高兴，“我这辈子都没听过这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