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家从生活了8年的多伦多搬回苏州的第一个月，用Yuki自己的话来说，“就好像甄嬛从甘露寺被接回了京城。”

性价比不再：加拿大回流苏州，老公变成全职爸爸在纠结要不要回流的群体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回流的无非以下两类：在国外混不下去的穷人，和国内家里“有矿继承”的富人。但实际上，不上不下的中产，才是最纠结的。

回忆起自己在加拿大的生活体验，Yuki觉得2020年是一个意外的分水岭。

2017年在加拿大读完研究生后，Yuki就结婚了。丈夫是已经入籍的加拿大华人，在多伦多做餐饮生意，她顺理成章地拿到了枫叶卡（加拿大永久居民卡）。尝试过找工作，但她所学的市场营销专业在加拿大的就业市场上并不吃香，丈夫一年的收入足以支撑两个人的日常开销。权衡利弊之下，她决定留在家里做全职太太。

用一句话概括五年前的生活，就是“好山好水好无聊”，与收入相比，相对合适的物价，能够保障华人中产们较有品质的生活质量。五年前，Yuki和丈夫贷款买下一套140平、人民币400多万的排屋，算上每个月一万出头的房贷，他们二人一个月的生活开销只要两万五千元。

但是，三年内极速飙升的物价让原先过得还不错的华人群体难以招架。2021年利率翻倍之后，他们每个月的房贷就要接近两万多人民币，日常生活成本更是翻了整整一倍。

如果说，生活成本的增加只是让华人中产们的经济负担更重，那么日益严峻的安全问题则是直接影响到生活质量、更加棘手的矛盾。自从2021年起，加拿大每年的新增移民每年达到40-47万，到2023年底，加拿大的临时居民数已经超过了430万。伴随而来的，是不再干净整洁的街道，以及越来越频繁的入室抢劫和偷盗案。



2019年，Yuki生了宝宝。在加拿大，请一位华人育儿嫂的价格要高达4万人民币/月，所以华人群体里，全职宝妈不在少数。Yuki所在的华人社区，妈妈们会定期为这里的小朋友举办生日活动。但在一年有五六个月都是冬天的多伦多，Yuki还是会觉得有些孤单。

疫情期间，Yuki做起了视频网站的自媒体博主，她抓到了风口，和国内的朋友合开了一家MCN机构，并注册了公司。在Yuki看来，国内电商的发展远远领先加拿大，他们的客户几乎都在国内，需要经常会面。当Yuki的收入超过丈夫，二人纠结之下，决定回国。

回到苏州的这三年，Yuki总结，“百利而无一弊”。如今，她在外创业挣钱，老公成为了全职爸爸在家带娃并负责家务。

职场隐形天花板：

话语权最重要，钱只是其次

对于在英国待了8年，并彻底放弃英国永居的Ceci来说，个人职业发展是她优先考虑的因素。

2008年就去英国读研究生的Ceci毕业后先后在一家中文媒体公司和一家服务于品牌的英国媒体工作。到了2015年，她在后者已经做到了执行主编，职场瓶颈已经肉眼可见。

她曾和一位在可口可乐做到senior manager岗位的朋友交流，朋友告诉她，想要晋升到大集团的高级管理层，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挡在华人面前的，是隐形天花板。“话语权中心的管理层极少见到华人。”

后来，这位已经拿到了英国永居的朋友，“拖家带口”地回到了中国，加入了国内的食品集团，得以大展身手。在权衡利弊之下，Ceci 2016年回到了上海，加入了亚马逊上海办公室，几年后成为了某时尚品牌的市场部高管。对于有着江浙沪独生女身份的她来说，离父母更近也让双方更加安心。



Ceci觉得，身边朋友纠结回流的原因不尽相同，“如果不是家里有产业的富二代的话（毕竟他们没有什么工作压力），普通人还是考虑职业发展比较多吧。”

但对有钱人来说，他们同样期待更高的权力和更多的话语权。

在澳大利亚和芬兰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GG，从香港某大学的法学专业毕业，搬去了地中海小国马耳他，这里最近几年成为了国内中产移民的热门目的地，只要有超过50万欧元的资产证明，就有可能获得永居，被称为是可以最快获得欧洲公民身份的移民国家。

GG在马耳他一直赚钱做小生意。他五年来的创业经历中，吃了很多“哑巴亏”。和当地人打交道的经历让GG有苦说不出，“绝大部分外国人的工作就是这个水平，效率很慢，又很粗心，无论是供应商，还是你管理的外国雇员，我心里面都蛮不爽的，但就只能一直忍着。”

这样的不满情绪积压了五年之后，GG决定离开，“回国开开心心地生活不好吗？”

“作为外来移民，你很难‘挤进’或融入到外国社区，不只是生活方面，而是在影响力、权力层面。我是可以闷声发点财，但想在当地社会有一些实际的影响力，是非常困难的。”

文化夹缝之下

回国等于放弃绿卡？

刚回国一个月的GG还在和国内的朋友重新建立联系，也在适应国内的生活节奏，他觉得自己变成了文化夹缝中的人。而Ceci则要适应国内相对高压的职场环境，比如微信代替邮件，需要随时随地回复消息。

对于是否要放弃国外的身份，Yuki比较佛系，她只想专注眼前。

不过，这也许是因为她的孩子已经拥有了加拿大国籍。“小朋友就像一张白纸，他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她的孩子在苏州将遵循国际学校教育路线，“长大之后，如果他想留在国内当然好，如果不想留在国内，那他也可以自由地选择他自己想去的地方。”

而在低龄教育留学领域创业、公司估值已经达到3700万人民币的Duan来说，他回国的生活更像是换个地方工作。在英国时，Duan将国内业务完全托付给职业经理人，但今年起，他决定亲力亲为，回国管理深圳、上海分部。

Duan在2013年英国毕业后就留在英国的投行工作，早已经拿到了英国PR（永居）。“拿了PR一年之后，你去唱个英国国歌就可以申请英国护照了，但我觉得没什么必要，我还是比较爱国的。”

虽然感受到了文化上的脱节，但在北京有房有车有资产的GG并不担心，回到北京后，他在一个朋友的律师事务所挂靠了职位，打算再用接下来的五年做点创业项目。

“对很多人来说，出国只是一个逃离现实的机会，但他们也许没考虑过，即将面对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GG身边有很多回国的朋友，也有很多移民到国外的人，“我觉得两边都有路才是最好的。”

受访者为化名

图源视觉中国

撰文：c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