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发表视频致辞。（图源：香港中美论坛）


2024年美国大选中，中国议题并不那么重要。但在特朗普新任期的外交事务中，中国是无法回避的长期对手；对中国来说，美国政府更迭带回一位打过交道的前总统，却依旧要面对巨大不确定性，毕竟双边关系的急剧恶化正是始于特朗普任内。

自2018年特朗普对华征收高额关税开始，双方的矛盾从贸易爆发，蔓延至几乎所有领域——记者遭驱逐、普通人申请签证受阻、航班数量减少、使领馆被关闭、对华投资被限制、中国企业被列实体清单、彼此施加制裁，不一而足。

及至拜登任内，中美紧张关系延续，疫情又进一步限制了双边往来。尽管中美有意保持对话，两国元首也多次通话或是面对面会晤，但关键问题上的分歧无法消弭。双方建立起的脆弱共识，也时常因意外事件而受创。

过往数年，中美关系始终处于僵局，以至常常被描述为达到“建交以来的谷底”。一个令人焦虑的猜测是，面对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这段关系是否会更糟糕？面对经贸、台湾、科技、人文、气候等议题，中美两大国又将如何处理？

这不仅是困扰中美双方的问题，也会牵扯到全世界。当两个最大经济体陷入对立，既给国际格局带来波动，也给亟需解决的全球议题蒙上阴影，甚至波及到每个个体。

经贸是特朗普的首要关切

11月15日，“2024年香港中美论坛”召开，多位外交官、国际关系学者、商界人士、政要参与并探讨中美关系走向。

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在视频致辞中表示：“向前看，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何去何从，两国人民关心、国际社会瞩目……中美各有关切，完全可以把问题摆到桌面上坦诚沟通，通过平等协商寻求解决办法……双方要确立对话而非对抗、双赢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调。”

“中美合作从来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也不是一方吃亏一方占便宜的单行道，否则两国经贸合作怎么可能达到如今规模？”谢锋提到，算经济账，中美贸易额超过6600亿美元，7万多家在华美企年利润达500亿美元；算就业账，仅对华出口就支撑美93万个就业岗位；算民生账，中国商品不仅丰富了美消费者选择，还降低了生活成本，中国投资不仅拉动美就业、还助力当地经济发展。“中美利益深度融合，脱钩断链既不经济也不现实，贸易战科技战是双刃剑，损人不利己的事为什么要做？”

特朗普当选后，各方最关切的问题便是经贸。早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就放话称，当选后将对外国商品征收高达20%的关税，并对所有来自中国的产品加征60%关税。11月25日，特朗普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声称，要对中国商品多加征10%的关税，他指责中国没有处理好芬太尼问题，导致毒品流入美国。

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对中美贸易逆差深感不满，在其第一任期就曾利用关税工具掀起“贸易战”。

近来，他的经贸班底也正在成型中。11月19日，特朗普提名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出任商务部长，特朗普称，卢特尼克将“领导我们的关税和贸易议程，并直接负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卢特尼克被提名为商务部长。

此人是其过渡团队联席主席，也是金融服务公司建达的首席执行官，更重要的是，他属于对华鹰派，非常支持特朗普的关税议程。

此外，对冲基金经理贝森特（Scott Bessent）被提名为财政部长，他同样支持充分利用关税达成目的，但对于特朗普提出的具体税率，他目前不置可否。特朗普竞选期间，贝森特为其卖力筹款，据彭博社报道，他也是特朗普的关键经济顾问。

◆贝森特在选举期间为特朗普募集大量资金。

如此用人，表明了特朗普的磨刀霍霍之意。但他是否会兑现对选民承诺，新任期大肆对华加征关税，一直是外界讨论焦点。

华自强（Rick Waters）是欧亚集团中国业务总经理，曾在拜登总统任内担任副助理国务卿。他向《凤凰周刊》表示，经贸是特朗普2.0时代最严峻的问题，但会否对中国施加60%关税，现在判断为时过早。“大选期间的一些说法跟要落实的政策可能有所不同。”

◆华自强曾担任副助理国务卿，在拜登政府负责协调对华事务。

他指出，“我们应该考虑的是，贸易逆差来自于不同因素，既来自好多宏观驱动性的问题，也来自中国经济政策的一些特点。如果从根本上来讨论这些问题怎么处理，关税不会是最优先的方式，除非双边谈判没有成功，不再有别的选项。”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同样关注贸易问题。近期在香港大学与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创始主任李成的对谈中，欧伦斯提到，“我们不会看到60%的关税，但有可能达到30%或40%。近几个月有可能看到中国出口大幅增长，因为要在新关税生效前将产品运到美国。”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史蒂夫·欧伦斯与李成在香港大学讨论了大选后的中美关系前景。

欧伦斯1976年至1979年间曾就职于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在此期间，他作为美方法律团队成员参与推动美中建交。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美中交流，推动双方关系改善。他本人能讲非常流利的中文，在中国有长期生活经历。

上述对谈中，欧伦斯也提到了最糟糕的情况，“倘若中美没能达成第二阶段贸易协议，关税达到60%，这将造成巨大的经济震荡。中国和美国的经济都会受到影响，通货膨胀也会加剧。”

“高关税将导致贸易量大幅下降，这将让中美走向经济脱钩。”欧伦斯提出假设说，“届时中国可能会采取报复行动，我们将看到更大的经济脱钩趋势，还会看到双边投资的进一步减少。”他希望特朗普政府认识到，低收入的人群将为这种脱钩付出代价。

也正因此，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第十二任美国贸易代表白茜芙（Charlene Barshefsky）在香港中美论坛上呼吁：“对于当前局势，我们有很多话可说，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两国必须找到重回正轨的方法，为了稳定，为了商业，为了和平，这都最符合两国、两国人民及全世界的利益。”

白茜芙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担任美国贸易代表，曾负责与中方谈判，并促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于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白茜芙认为“完全没有成效”，对美国经济而言是一种“失败”。

◆白茜芙在克林顿政府担任美国贸易代表。

耶鲁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前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亦表示，特朗普如果提高关税，将引发所有贸易伙伴的“报复性反应”——不仅是中国，也包括世界其他国家。

面对更大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提到，双边关系是美国企业眼下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因为这不是企业可以控制的因素。“在中国经营的美企处于一个相当焦虑的时期。挑战很多，关税是其中之一。”克雷格·艾伦坦言，“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企业情绪处于历史低谷。”

“台海不会爆发战争”

经贸之外，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另一个敏感议题。无论是美国对台军售，还是美方官员前往台湾，都是挑战中方红线的行为，也导致中美关系剑拔弩张。

11月16日中美元首在利马会晤时，中国领导人强调，“台独”分裂行径同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美方想要维护台海和平，关键是要认清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本性，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明确反对“台独”，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不同于拜登，特朗普似乎对于台湾问题兴趣不大，他更多用商人思维看待这一议题。今年竞选期间，他曾批评台湾抢走美国的芯片业务，还要求台湾为美国的防卫“交保护费”。

但外界依然担忧，中美会否因为台湾问题而擦枪走火，美国传统的“战略模糊”还会否在特朗普任内被延续。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系教授达巍认为，特朗普上任后仍会保持对台军售，以此加强对华军事威慑，同时避免战争。

◆清华大学教授达巍在中美香港论坛主持了多场讨论。

达巍向《凤凰周刊》表示，虽然加强威慑是为了避免战争，但也可能造成安全困境，比如双方都升级行动导致局势紧张，“反而会引发没有想到过的冲突”。但他也提到，发生意外冲突仍是小概率事件。

华自强认为，不排除特朗普的一些说法会和传统上不太一样，但美国的一中政策基本框架不会有变化。他向《凤凰周刊》分析称，美国的对台政策有两个方面，除了一中政策，美国跟台湾也有着非正式交往，这当中会有摩擦、贸易问题，也会有亮点，包括社会之间的联系与合作。“特朗普对于美台非正式关系有一些关切，可我们不应该去高度夸大它们对于两岸问题的影响。”

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民主党前参议员马克斯·博卡斯（Max Baucus）也提到，台湾不会是未来中美关系的爆发点。“美国知道台湾是中国的核心问题，没有商量的余地。这在美国是可以理解的。坦白地说，我认为大多数台湾人都比较安于现状，他们不支持独立，也不支持与大陆联结。”

“我的感觉是，特朗普会试图以一种允许现状延续的方式和台湾接触，这将减少任何形式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博卡斯指出，“最重要的是，他不想因为台湾和中国大陆发生战争，也不希望发生军事对抗。虽然人们非常担心台湾，但没人想要战争。”

博卡斯断言，“未来四年中美关系最大的爆发点肯定不是台湾，而将是经济，比如潜在的关税、更多的出口管制等”。

◆博卡斯曾在2014至2017年担任美国驻华大使。

欧伦斯则推测，特朗普总是呼吁让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地区支付费用，但他在台湾问题上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不大。他同样认为，中美之间不会发生军事冲突。

中方已做好心理准备

面对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比中国更不乐见的或许是美国的盟友，比如欧洲和日韩，因此有观点认为，中方对此事接受度更高。

达巍向《凤凰周刊》表示，虽然难以拿中国跟欧洲和日本比较，但从各个方面来说，比起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中方肯定是更有准备，至少心理层面如此。

“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招数我们没有见过，现在已经见识过也了解，他总不能比2020年还疯狂，大概最坏就是如此。”达巍进一步说，“从心理层面讲，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中方会感到愤怒，因为没想到特朗普会这么干。那时候杨洁篪主任说，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现在中国不会把美国想得太好。如果不把它想得太好，中国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即避免情绪化。”

与第一任期类似的是，特朗普的组阁已然体现出对中国的敌意。从国务卿到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一众岗位的提名人选均是对华鹰派，这也给未来的中美关系增添了一丝危机。

不过在华自强看来，虽然对华鹰派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被提名为国务卿，他作为外事部门领导者固然有其影响，可在中美关系这么重要的问题上，最终是总统来管理的。“不要高估一个部长的个人态度，尤其他们上台之前的一些言论，不一定会立刻转为新政府的政治立场。”

曾任中情局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副局长的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教授伟德宁（Dennis Wilder）亦在香港中美论坛上提到，特朗普的第二任期选了一批对自己忠诚的班底, 因此会比第一任期更稳定。“第一任期，他挑选了一些对他不忠诚的人。他和这些人在一起时遇到了麻烦。他现在挑选的都是他熟悉的人，与他们在一起很舒服。”

伟德宁还提到，另一个新变量是富豪马斯克的加入，特斯拉在上海拥有超级工厂，马斯克则与中国很多官员关系良好。“尤其眼下，马斯克对这位当选总统拥有非常实际的影响力。”

被问及特朗普可能选择谁担任下任驻华大使时，博卡斯表示无法推测，但他认为，未必会是一个鹰派的人。“在美国的外交体系中，有政治任命的大使，也有职业外交官担任的大使。目前不得而知。”

欧伦斯则笑言，适合出任此职位的人最好能说流利的中文，因为数十年来，每一位中国驻美大使都会讲流利的英语，可还没有一位会说流利中文的驻华大使，“我们需要这样的大使”。

在欧伦斯看来，未来能在中美之间担任特朗普信使的人，除了马斯克，还有史蒂夫·施瓦茨曼（Stephen A. Schwarzman）和肯尼斯·格里芬（Kenneth C. Griffin）。

施瓦茨曼的中文名苏世民更为人熟知，他是美国大亨与金融家，创办了黑石集团，并捐助大笔资金在清华大学设立了苏世民学者项目。肯尼斯·格里芬是城堡投资集团的创始人兼CEO，他一向看好中国经济，并支持美国企业投资中国。他曾在香港的一场峰会上说，“世界变了。与50年前相比，现在美国以外的创新要多得多。中国的管理团队能力超群，他们的产品在全球舞台上极具竞争力。”

“我认为中国希望与美国建立良好的积极关系，但还是要看看特朗普会怎么做。”博卡斯认为，“中国愿意尽可能多地与美国合作。但如果美国在经济上过于好战，将迫使中国做出调整，可能会以某种选择性方式进行报复。中国一定会加倍努力，在关键核心产业和技术上实现自给自足，也可能转而同其他国家做生意。”

尽管特朗普再度执政预示着诸多消极因素，但亦有观点认为，这对中国同样可能意味着是一个窗口期。因为特朗普并不热衷多边主义，也厌倦和盟友们保持良好关系，这能让中国在国际社会上获得更多主导权。

达巍对此指出，“美国丢掉东西，中国就获益，这只是从中美零和博弈的角度看问题。还有一种可能性是美国受损，中国也受损，所谓杀敌八百自损一千，或者杀敌八百自损五百。不能因为自身损失比较少，就认为这是个好事。”

在谈到美俄关系时，达巍坦言，特朗普当选对俄罗斯而言的确是一个机遇，但没有外界想象得那么简单。“不管是停火还是双边关系的变化，都没有那么容易，毕竟每次美俄关系想要重启，最终均以失败告终，从小布什到奥巴马到特朗普第一任期都是如此。美俄之间有很多结构性问题难以解决。不过对眼下的俄罗斯来说，特朗普上台后，（对美）关系会比现状要好。”

欧伦斯分析称，特朗普上台后预计会大幅减少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迫使俄乌进行谈判，这会让美俄走得更近。但在他看来，这对中国也有好处。“因为刺激中美关系的一个点在于，美国认为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帮助俄罗斯，如果战争早点结束，将会减少这种刺激，也能带来更好的中美关系。”

国家安全泛化干扰人文交流

自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人文交流深受双边关系波及，无论是学术交流、签证发放、新闻报道等都是如此。

第一次执政期间，特朗普加强了对中国学生和学者的签证审查，特别是涉及科技和敏感领域的留学生，如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的学生。许多中美大学合作项目也受到波及，美国政府怀疑某些中国学者参与了所谓“知识产权盗窃”，许多华人学者甚至被当成间谍，背上了莫须有的指控。

特朗普政府还加强了对中国媒体的管控，将多家媒体列为“外国代理人”，不仅要求缩减驻美记者规模，还压缩签证有效期。作为回应，中方也撤销了多家美国媒体记者证，要求他们限期内离开中国。拜登上任后，尽管形势有所缓和，但整体人文交流依然处于受创状态。

欧伦斯认为，其中的问题出在将国家安全泛化，“我们看不到一个明确的国家安全定义，眼下一切都被安全化了。我们不需要等到特朗普上任，在拜登政府期间，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我们看到的不是更多的学生交流，而是更多的签证限制，中国学生申请美国签证更加困难，这是非常糟糕的情况。”

他呼吁中美两国应就国家安全的定义达成一致，允许来自对方更多的贸易投资、并重新开放此前被关闭的领事馆等。

欧伦斯反复强调，应鼓励美中之间的记者、学生等民间往来。他直言，“我真切希望两国政府能够通过谈判增加对记者签证的发放。“如果让更多记者往来于两国，可以促进双方更深入的理解。我相信，当这些记者亲身去中国看看，他们的态度一定会比去之前更加积极。即使以前反华，回来后这种情绪也会减少。”

他还提到，“我们需要更多的美国学生来华，并欢迎更多中国学生去美国。年轻人之间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的下降趋势对未来不利。”

今年11月20日，美国国务院协同国际教育研究所（IIE）发布了2024年《美国门户开放报告》，该报告显示，2023至2024学年，中国留学生占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24.6%，同比下降4.2%，印度超越中国成为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

这种变化的发生与美国所谓安全政策息息相关。拜登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限制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特别是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还有多所中国高校被美国政府列入“实体清单”，即便拿到签证的学生也可能在美国海关被限制入境。

从2006年到2019年，中国大陆赴美留学人数一度保持增长，但疫情暴发以来的几年呈现递减趋势，2020至2021学年为31.7万人，2023至2024学年为27.7万人。

◆疫情前中国留学生赴美人数逐年递增。

与此同时，美国学生来华留学数量极少，2023至2024学年数据尚未公布，但在最低谷的2021至2022学年，仅有211人。而十年前，约有2.5万美国人在中国读书。

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为此感慨，中国是对美国十分重要的国家，但来华留学人数实在是太少了。“我们需要年轻的美国人去学普通话。我们需要年轻的美国人去体验中国的生活，”伯恩斯说。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通过视频致辞。（图源：香港中美论坛）

2018年秋天，时任特朗普政府曾传出过终止学生签证的可能性，特朗普还一度宣称所有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不过欧伦斯认为，特朗普实施这一想法的可能性不大。

他表示，如果去硅谷，会看到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在那里工作，如果特朗普真的限制发放签证，美国科技行业将对这种监管进行抵制。“如果真的拒绝中国学生，尤其STEM专业，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将会受到影响。”

尽管中美各个层级都会呼吁保持交流，可一旦双边关系发生动荡，民间交往最容易受到破坏。要如何保护这种关系免遭伤害，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博卡斯向《凤凰周刊》表示，“这需要双方都具备领导力。如果我是美国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我会说，嘿，我们应该去中国，我也会打电话和其他参议员交谈，说我们要组织一个代表团去中国，就像一两年前舒默参议员做的那样。”

博卡斯坦言，最理想的状态是每个季度都能保持高层级代表团的往来，美方无论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都可以，但需要得到国会领导层的支持才能实现这一点。

“我坚定认为，随着越多美国人来到中国，这种（双边）关系就会越好。我也在尽自己的绵薄之力。通过我设立的博卡斯研究所，每年带30到40个美国学生来中国，每次待两到三个月。数字不多，但是一个开始，因为这种沟通很重要。”博卡斯说。

（实习生徐岑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