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丁美洲，中国做对了什么？”12月16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以此为题刊发观点文章，讨论了中美在拉美地区战略的差异。

文章认为，中国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解决了拉美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发展赤字问题，提供了切实的帮助，这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往往带有更多意识形态色彩的援助项目“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反感。文章建议，西方主导的多边银行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并与中国合作，借鉴中国相关经验。



钱凯港 OjoPúblico

文章开篇提到，由中企控股投资、耗费36亿美元的秘鲁钱凯港上月正式宣告开港，将帮助秘鲁和许多其他南美国家更快把商品出口至广袤的亚洲市场。文章评价，这个大型基建项目标志着中拉合作进入了新阶段，与此同时，美国当前却未能以行动和投资来配合外交和经济言论。

文章指出，中国不仅领导人访问拉美国家的次数远多于同期美国领导人，还带来了“真正的资源”来解决该地区长期以来缺乏发展机遇的问题，且在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拓展中国影响力上有着长期战略布局。

在其看来，中国在拉美的利益确实受到中国对该地区自然资源需求的驱动，但中国政府也扩大了电动汽车、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等中国先进制造产品对拉美的出口。

此外，中国本身的经济成就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公共财政和国家贷款投资基建的基础上，也确实将“要想富，先修路”等行之有效的理念，应用到对外经济合作上，从而“推动了拉美和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奇迹”。

文章以钱凯港举例指出，这个港口不仅将帮助秘鲁和智利向亚洲出口铜，等到后续对接两洋铁路，还将成为巴西农业产品、金属和矿产的主要出口点。秘鲁政府打算将钱凯镇打造成旅游枢纽，吸引游客经此前往秘鲁的著名旅游景点，如库斯科和阿雷基帕等。

就在钱凯港开港的几乎同一时间，美国总统上月访问秘鲁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时，带来的是9架捐赠的“黑鹰”直升机。文章称，这确实可以帮助秘鲁打击毒品贩运，解决秘鲁犯罪率攀升和黑市问题，但显然比不上“改变游戏规则”的大型港口投资。



当地时间2024年11月15日，秘鲁利马，拜登（左）与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进行双边会谈 视觉中国

文章认为，美国在过去“数十年来”一直没有意识到基础设施投资对拉美的重要性，而中国填补的，恰恰是美西方国家留下的“真空”。

据悉，由于过去的基建投资项目出现了太多“白象工程”（即成本高昂但效果低下的项目）和严重腐败的案例，美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发展银行一度放弃以基建投资推动经济发展的做法，转向其他类型的援助或改革项目。

这包括支持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市场改革，打击毒品生产贩运、鼓励农民种植合法作物来替代非法毒品作物，支持小农经济，推动司法改革，鼓励“公民社会”项目，以及促进非正规市场经济（如街头摊贩、临时工）正规化等。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也被认为是“锦上添花之物”，不能解决大规模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截至2012年，秘鲁只有14%的公路有沥青铺装——鉴于秘鲁的政府机构和首都利马都在西部沿海地区，这也意味着内陆地区的许多民众难以将商品运送到更大市场，形成规模经济。

事实上，在包括阿根廷和巴西在内的八个南美国家中，2012年其国内路面铺装沥青的平均比例仅为22%，远低于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国家平均55%的比例。

1996年，经济研究学者查尔斯·赫尔顿（Charles Hulton）曾提出，拉美和亚洲之间的增长差距有整整四分之一可归因于基础设施。根据世界银行2017年的一份报告，2010年至2016年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基建投资平均占GDP的15%，同期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基建投资平均仅占GDP的3.9%。

美国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曾先后推出“建造法案”（BUILD Act）和“重建更好世界”倡议（B3W），旨在通过美国的担保和贷款鼓励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尤其是基础设施领域。

但在2021年，世界银行报告称，拉美国家在56个相关项目中仅从私人投资者那里获得了略高于186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巴西在36个项目中获得了157亿美元的私人投资承诺，占当年该地区PPP项目的84%，墨西哥在6个项目中只获得了11亿美元的PPP投资承诺。

为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美国上届特朗普政府主张恢复门罗主义，但这不仅让许多拉美人反感，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也未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来吸引各国政府放弃在中美之间保持战略中立的立场。文章在最后提醒，下届特朗普政府不应重蹈覆辙。

文章建议，美西方国家应与拉美地区的多边开发银行，如美洲开发银行、拉美开发银行等进行协调，重组其贷款组合，优先考虑大型跨境基建项目，以同中国竞争，“平衡中国在该领域不成比例的作用”。

不过，文章也主张美西方政府在这方面与中国合作，借鉴中国的基建投资经验。“拉美国家内部和国家间基建匮乏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北京和华盛顿的地缘政治竞争。改善该地区糟糕的基础设施不仅能减少西半球的贫困和不平等，还能为中西方之间的积极合作提供机会，并使西方在这些投资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