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在白宫大吵架，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是否会中断的问题就表面化了。特朗普本来就不支持对乌克兰的援助，他又是睚眦必报的人，对在白宫受到的“轻慢”不会轻易放过。正好，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眼下就有几十亿来自总统特批权限，当然是拜登在离任前特批的。但现在的总统是特朗普，既然总统有权特批，就有权取消。

美欧对乌克兰战争的分歧已经彻底表面化了。欧洲还在嘴硬，宣称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战争。泽连斯基直接从华盛顿飞往伦敦，并在那里得到英国的22.6亿英镑贷款，用于加强乌克兰的国防，这将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收益偿还。但这些援助显然是不够的。

从2022年1月24日（战争爆发前夜，美欧已经因为战云密布而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到2024年12月31日为止，美国援助共计1192亿美元，欧盟521亿美元，德国181亿美元，英国154亿美元，丹麦84亿美元，荷兰77亿美元，瑞典57亿美元，法国51亿美元。欧洲的援助总额与美国大体相当。



欧美国家对乌克兰援助的金额

这就是说，欧洲需要加倍援助才能补上美国撤援的缺口。但有些援助不是砸钱就能解决的，欧洲需要美国才能补上某些能力短板。

首先，在通讯保障方面。

在乌克兰战争早期，就有“滴滴打人”的说法。也就是说，一旦发现俄军目标，乌军立刻呼叫炮兵或者无人机火力，很快精确火力从天而降。但这样的“信息战初级阶段”没有持续多久。原因是在开战初期，俄军对战争的性质定位错误，试图尽量降低对乌克兰民用设施的破坏，乌克兰的有线和移动通信体系还能正常运作。这也成为“滴滴打人”的通信保障。

很快，这样的便利没有了，不依赖民用通信体系的军用无线电得到广泛使用。

特高频（UHF）设备便于携带，信号穿透力强，适合城市内和建筑内使用，但由于无线电天线的物理限制，其城市内典型通信距离只有1-5公里，开阔地区10-20公里。模拟式只有语音通信能力，数字式的数据率在几kbps到几十kbps一级，只能低速传送图像和视频，分辨率有限。

甚高频（VHF）设备要大一些，更加适合开阔地区使用，城市内典型通信距离增加到3-8公里，开阔地区增加到20-30公里，甚至可达上百公里。但其数字式的传送图像和视频的能力也因为信号频率降低而进一步受限。

由于通信距离的限制，军用无线电需要组网和中继，才能覆盖从战术级到战役级的通信需求。同时，军用无线电也容易受到电磁干扰的影响，还可能因为发射电磁信号而暴露目标，招来打击。

与典型军用无线电相比，“星链”在数据率和通信距离方面接近手机水平，而且较少受到地形地物的影响。

以“星链”为基干的低轨道通信体系则相当于把手机基站搬到低轨道上去了。通常情况下，移动的手机在固定的基站之间漫游；“星链”则反过来，接踵而来的“基站”对固定终端的通信要求不断接力，保持通信畅通。

典型“星链”终端做不到像手机那么小巧，但还是便携式的，天线尺寸比茶几略大。能做到动中通，但可靠性和数据率视本地区“星链”卫星密度而定。虽然这也使用无线电波，但发射和接收方向都指向天顶，相对不容易截获和干扰。

“星链”不是作为军用通信而产生的，在星间激光链路中继后，最终还是要通过地面站接入主干网，与常规的军民通信架构相连。在全面战争情况下，主干网可能是首要打击目标，低轨道通信卫星和中继卫星也会受到干扰甚至直接打击。但在乌克兰战争这样的局部战争中，“星链”不依赖战区主干网的优点充分发挥，同时可充分利用战区外主干网正常运行的优势。

2022年2月乌克兰战争一爆发，马斯克就迅速向乌克兰提供了数千台“星链”终端。到2022年10月，SpaceX已经向乌克兰交付了约2万台“星链”终端。这些“星链”终端不仅用于军事通信，也用于在通信基础设施受损地区为平民提供通信服务。最初的“星链”终端和服务是SpaceX免费赠送的，后来的大部分是由美国、英国、波兰等国政府和私人组织资助捐赠的。

“星链”已经成为乌军的关键通信技术，要是断供，将对乌军作战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不过“星链”是私营的收费服务。在理论上，只有继续有人付钱，就可以保持服务。也就是说，欧洲提供不了“星链”，但欧洲可以出钱，保持乌军能继续使用。

其次，在情报支援方面，北约就有点力不从心了。

美国的RQ-4“全球鹰”、MQ-9“死神”等用于情报、监视、侦察（ISR）的无人机在战线后方或者乌克兰周边长时间巡逻，密切监视战场动向，是乌军行动的基本情报保障。美国还有更先进的RQ-180，这种高度隐身的无尾飞翼式无人机展弦比更大，留空时间超过24小时，但谁都不能确定是否在乌克兰战场有所使用。



美国的RQ-4“全球鹰”

除此之外，光学侦察提供高质量目标图像，还可以通过多光谱识别伪装。雷达成像可以穿透云雾和昼夜使用。电磁侦察密切掌握空中和地面的雷达威胁和动向，还及时测向和定位，引导打击。通信侦察不仅通过测向和定位掌握战场威胁的动向，还可以截听、破译，以掌握敌人的情报。

这些都是美军资源，不是商用资源，不是花钱就买得到使用权的，欧洲也没有可以顶上的东西。

北约倒是有5架“全球鹰”，但这些在北约架构下运作的高空长航时（HALE）无人机实际上由美军控制。

为何北约的无人机实际由美军控制呢？

北约架构下的军事指挥机构称为盟军司令部（ACO），但这与美军欧洲司令部（USEUCOM）实际上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按照北约规定，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自动担任北约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SACEUR）。

这在早年是合理的。美军作为欧洲防务中坚，美军欧洲司令部是联合司令部，在架构上就整合了三军联合作战，驻欧陆军（第7军）、空军和第六舰队都是常驻的属下。在战时，美军欧洲司令部不仅指挥欧洲常驻美军的作战，还负责对接和指挥来自美国的增援。

美军联合司令部是很有创意的军事指挥架构，“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概念来源于此。“战区主战”负责的是一个战略方向上的战争。平日负责常驻三军的联合作战，但只有实行“前沿防御”的战略方向才有常驻部队，如欧洲、日本、韩国，其他方向可能没有有意义的常驻部队。常驻部队并非决战主力，只是担任绊马索，或者担任就地进攻。但每一个联合司令部都在战时可以调动强大得多的增援力量，规模由战争需要而定。

比如说，海湾战争由美国中央司令部（USCENTCOM）指挥，但在战前并无固定配属的常驻部队。在海湾战争期间，美国中央司令部得到来自美国本土的第18空降军（下辖第82空降师、第101空突师、第24步兵师、第3装骑团）、来自欧洲的第7军（下辖第1装甲师、第3装甲师、第1步兵师）、来自美国本土的海军陆战队第1远征军（下辖第1、第2陆战师）的增援，还有大量空军中队、海军的6个航母战斗群（来自大西洋和太平洋舰队）、来自美国本土的第5特种作战群（负责与阿拉伯联军协同作战）等部队。

联合司令部的统筹和指挥能力大大高于常驻部队，在设计和运作上就为在战时急速扩张考虑，而且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自动担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北约盟军司令部借用美军欧洲司令部架构就顺理成章了，便于在战时大量对接和指挥来自美国和欧洲盟国的增援部队。

不过美军欧洲司令部毕竟是美国的，可以甩开北约单独行动，如1986年对利比亚的“黄金谷”行动（当时非洲司令部尚未组建，利比亚属于美军欧洲司令部责任范围）、2015年以后在叙利亚、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ISIS）和2020年刺杀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的行动（与美国中央司令部协调行动）等，但盟军司令部必须在北约共识下运作。因此，如果美国反对介入乌克兰，北约就无法行动。

这不排除欧洲单独行动，但将不再得到北约（主要是美国）资源的帮助，包括用于情报、监视、侦察的高空长航时无人机。

这样的限制也适用于预警机。北约共有18架E-3A预警机，其中1架在希腊坠毁，3架退役，现在还剩14架。这些预警机由北约人员（而不只是美军人员）操作，但还是在盟军司令部或美军欧洲司令部指挥之下。换句话说，没有美国的同意，不能用于支援乌克兰。

法国有4架独立于北约运作的E-3F，在理论上可以用于支援乌克兰作战，但在实际上，这不仅数量不足以支援乌克兰，还会导致法国本土防空力量空虚。

英国曾经有7架E-3D，现在已经全部退役了。现在又订购了3架E-7，可能追加2架，但也尚未到货。波兰、瑞典、希腊还有一些萨博“爱立眼”平衡木式预警机，但其性能存在一些缺陷。

也就是说，即使欧洲凑出几架预警机，也不够支援乌克兰防空和空战指挥。但乌克兰离开了北约预警机，不要说空战预警和指挥，地面防空也会突然出现大量盲区。

除了无人机和预警机外，地面雷达也是情报侦查的重要一环。但由于地球曲率和地形地物影响，地面雷达有本质盲区，什么雷达技术也没法克服。补盲雷达可以减少盲区，但效果无法与预警机相提并论。此外，地面雷达还有机动性差、容易暴露和遭到打击的问题。在乌克兰境外运作的北约预警机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而卫星情报更是情报获取的重中之重。对乌军来说，北约提供的卫星情报像空气和水一样重要。说是北约卫星，实际上就是美国卫星。在这方面，美国军用卫星的情报保密级别很高，不经脱密的原始情报乌军大概率接触不到，美国中断援助后，脱密情报也中断了。

但美国商用卫星的图像情报可以购买。只要欧洲愿意出钱，有关机构未必不肯售卖，美国政府也未必会阻止。问题是时效性和分辨率可能低于军用卫星。而且商用卫星机构只能提供图像，还需要专家判读。离开美军的卫星图像判读能力，欧洲未必能及时、准确地判读商业卫星提供的图像情报。

乌军作战高度依赖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下称GPS）导航信号。GPS依然有军标和民标，军标精度更高，理论上可以达到厘米级，民标只能达到米级。注意，这是定位精度，不是制导精度，动态补偿的误差和滞后意味着这也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

军标GPS能动态屏蔽干扰源方向的信号，支持调频和加密信号同步，防止敌方压制或者篡改定位信息。军标具有加密和动态密钥更新，防止伪造和超权限使用。军标GPS接收机内还有信号认证模块，自动识别并过滤虚假信号。

军标还可实行区域访问限制，民标也可以有意降低精度甚至关闭服务。



GPS官网截图

美国可能会对乌军中断军标GPS服务，但未必会特意关闭民标GPS。民标GPS不仅精度低，还有抗干扰和抗欺骗能力差的问题。在乌克兰战争中，俄军已经证明了对GPS的干扰能力，“海马斯”发射的GPS制导火箭弹大量偏离目标。如果美国关闭军标GPS服务，所有乌军使用GPS的装备和弹药就彻底裸奔了。

欧洲倒是有“伽利略”系统，但成熟度、抗干扰性、成本不及GPS，与弹药和军用系统的集成程度更是远远不及GPS。

再次，更加看不见摸不着的北约支援还包括指挥和特种部队。

英法特种部队在乌克兰活动是传闻已久的事。特种部队的活动高度独立，并不一定需要北约支援。这方面美国撤出与否倒是关系不大。为乌克兰训练新兵也是一样，不需要通过北约架构，英法等国可自行提供。

但指挥就不一样了。这未必是直接的作战指挥，而是以顾问形式出现。但这不是派几个军官就能解决的，需要有运转娴熟的参谋班子。

更重要的是，“外行谈战术，内行谈后勤”。在谈论“扎波罗热劈入战”的得失成败时，人们容易看到装甲劈入面对地雷战时的无力，容易看到武直躲在战线后方对强攻坦克的精准攻击，但也容易忽视战役组织的后勤挑战，而且后勤挑战开始于乌克兰境外。

这又回到美军欧洲司令部还是盟军司令部的问题了。乌克兰的境外后勤支援理论上在北约架构下运作，实际上从组织到人员，还是以美军欧洲司令部为主。盟军司令部本来就是换皮的美军欧洲司令部，英军、法军、德军已经没有单独组织大规模后勤和作战的经验和组织了。

这就是说，离开美国，欧洲哪怕凑齐装备和物资，如何运到乌克兰、及时高效地分发到部队都是问题。

欧洲离开美国已经不会打仗了，这不是夸张。在利比亚内战期间，英法率先推动禁飞区，美国只以“有限方式”参与，奥巴马还因此被讥讽为“从人们背后领导”（Lead from behind）。但英法打砸了，奥巴马也在压力下被迫投入美军，美军非洲司令部（USAFRICOM）的介入则迅速理顺了作战。后来因为要同英法和北约部队协调，美军欧洲司令部加入协调，最后以盟军司令部名义接管指挥。

在叙利亚“颜色革命”初期，旧戏重演，又是英法首先介入，然后倒逼美国：“你是老大，你好意思吗？”英法率先介入本来就是“抛砖引玉”，英法也已经组织不起大规模战争了，需要美国。

这样的“美军主干、盟军填料”的架构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美国通过这样的主从架构控制盟军，实际上把曾经的欧洲军事强国去势了。一方面确保美军有可靠的盟军，另一方面也确保不可能出现“想太多”的盟军。

但当美国甩包袱的时候，主干没了，填料就散了。

最后，还有人们熟悉的武器弹药的后续供应问题。

欧洲依然有不少地面武器的军工大厂，制造各种轻重武器和弹药，美国陆军下一代自行火炮都需要从欧洲选型。但欧洲军工也面临产能限制。精密的重武器就不说了，承诺的“100万发炮弹”常常跳票。更加要命的是，乌军最需要的高端弹药面临严重的产能不足。

“海马斯”及其GPS制导火箭弹依然是乌军远程精确打击的主力，ATACMS短程弹道导弹更是可以攻击俄军纵深目标的主要弹药，这些都是欧洲顶不上的。欧洲根本没有大口径火箭炮及弹药生产，以至于美国无法及早交付“海马斯”的时候，法国被迫转向韩国甚至印度。

“爱国者”一级的高空远程防空导弹又是欧洲的一个缺口。尽管“爱国者”实际战绩俄乌双方各执一词，但它已经成为乌军拦截“匕首”“伊斯坎德尔”等高速导弹的主力武器。以色列的“大卫投石索”在某些方面比“爱国者”还要先进，但以色列军工是美国军工的海外支部，美国断供的话，以色列是不会接单的。



爱国者导弹系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至于乌军已有的少量F-16，维修可以由欧洲盟国的大修中心提供，备件反正从飞机坟场里拆，升级就不用多想了，本来就是当作耗材使用的。但AIM-9X近程空空导弹和AIM-120中程空空导弹就有“海马斯”和“爱国者”一样的问题了。欧洲有自己的近程和中程空空导弹，如法国“米卡”、英法“流星”，但与乌克兰F-16的整合情况不明。

总之，美国断供主要是美国不出钱，要是欧洲出钱，美国未必绝对不肯按照商业出售处理。但军售从来都是与政治高度捆绑的，这样的商业出售能持续多久谁都说不清楚。战争中本来就有太多不稳定因素，在这样的关键问题上悬挂大大的不确定因素，肯定对乌克兰军心、民心带来巨大压力。

美欧的支持在战争初期给予乌克兰军民极大的信心和鼓舞，如今已经形成依赖心理了。美国支持撤了，欧洲支持还在，但能兑现多少不明。乌克兰突然发现需要靠自己的力量独立战斗了，而且不仅是乌克兰的血肉，还要有乌克兰的枪炮弹药，这谈何容易。

乌克兰早就“战争疲惫症”了。初期靠着必胜信念坚持下来，后来靠不甘心理继续坚持。但胜利越来越遥远，痛苦越来越深重。除了2022年夏秋的“哈尔科夫大反攻”，乌军没有收回多少失地，反而在俄军“绞肉机”战术的重压下，逐步丢失东乌的坚固防御体系。库尔斯克突入战则更像军事行为艺术，而不是有意义的战争行动。如果三年血战的结果就是这样，战争最初两个月和平谈判的功败垂成就格外痛楚。

三年血战在乌克兰的民族心理里积聚了巨大的仇恨。首先是针对俄罗斯的，现在可能增加了对美国背叛的仇恨。不在仇恨中爆发，就在仇恨中消亡。乌克兰的未来是所有人都关注的。

在俄罗斯方面，是趁虚而入，还是见好就收，是另一个问题。俄罗斯也患有“战争疲惫症”。战场的胜利固然珍贵，但是，“代价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