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历史似乎正在以惊人的相似性重演。美国特朗普政府毫不掩饰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言行，大有复制“广场协议”，吸血他国喂饱自身的意思。
其主张的所谓“对等关税”，源于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操刀的“海湖庄园协议”。这份被特朗普政府视为经济政策“圣经”的经济方案，与当初的“广场协议”几乎如出一辙，同样试图通过关税和汇率调整等手段，迫使其他国家作出有利于美国的经济让步。
随着国际社会对第二次“广场协议”山雨欲来的担忧加剧，4月17日，日本央行前行长、青山学院大学客座教授白川方明在《日经亚洲》撰文指出，与当年的日本不同，如今作为美国主要施压对象的中国，早已深知“广场协议”或类似协议的“致命性”，绝不会重蹈日本覆辙。
他在文中分析称，“中国长期深入研究日本的经济发展历程，尤其是其从高速增长向稳定增长的转型经验。中国从中汲取的一个教训是，签署类似‘广场协议’的文件，对稳健的经济管理而言，将是一个致命错误。这一认知似乎已深深融入中国的政策制定过程。”
白川方明进一步强调，抵抗外部胁迫不仅关乎经济利益，更是国家主权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与日本不同，中国在国家安全方面上并不依赖于美国，这使得美国更难以通过威逼手段迫使中国就范。
当地时间1987年4月27日，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一名银行职员在公告板上展示新的汇率，此时美元跌至战后最低水平。视觉中国
1984年，财政赤字、贸易赤字、美元升值问题缠身的美国，试图对日本施加进口限制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要求日本降低144种商品关税、解决通信器材贸易失衡问题、扩大进口美国商品等。为了降低对美贸易顺差，日本承诺扩大美国产品进口并推进金融自由化等。
为了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在美国政府的策划下，1985年9月，美、日、英、法、德等五国的财政部长及央行官员，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了“广场会议”。会议达成了关于协调各国货币政策、促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的协议。
然而，这份协议仅维持了不到两年，由于联合干预造成美元过度贬值，1987年2月，加上加拿大的六国又在法国匆忙签署《卢浮宫协议》，以阻止当时的美元币值下滑，稳定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市场。
白川方明认为，美国经济自80年代末开始复苏，但这与“广场协议”并无关联，而是益于美国创新型IT企业的崛起，服务贸易顺差正是美国经济实力和活力的象征。
“对美国来说，‘广场协议’最终变得毫无意义，而且美国也没有为此付出任何代价，”白川话锋一转，“但对日本而言，代价是惨痛的。”
他分析称，“广场协议”签订后，为了兑现提振内需、减少贸易顺差的承诺，东京实施了长期的货币宽松政策，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国内经济泡沫急剧扩大，最终由于房地产泡沫的崩溃，造成了日本长达几十年的长期经济停滞。
白川写道，“回过头来看，‘广场协议’是日本经济的一大绊脚石。”
细究日本当时接受这份不公平协议的原因，白川认为，其一是日本政府当时对经济规律的理解存在偏差，贸易失衡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进出口不平衡，本质上与外汇缺口和储蓄缺口（I-S）的结构性趋势相关——日本存在正缺口（储蓄大于投资），美国存在负缺口。
其二，也是白川认为更为关键的一点，日本在国家安全上依赖美国，根本无法直接拒绝美国的要求。这同样是如今的中国不可能重蹈覆辙的重要原因。
回到今天美国挑起的这场全球关税战，白川指出，美国似乎仍然无意解决I - S缺口这一本质问题，执着于通过制造业回流来减少商品贸易逆差，但实际上这并不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因为他认为，恰恰在非制造业领域方面，美国最具竞争力，而制造业产出的增加必然意味着非制造业产出的减少。
如何改变当前局面？第一种可能是理性劝说特朗普。白川坦言，这一可能希望渺茫。更令他失望的是，美国商界领袖鲜有公开反对其政策的声音，就连学者发表观点时也变得愈发谨慎。
第二种可能，则是寄希望于市场负面反应倒逼特朗普改变政策。白川认为，从现实角度看，这或许是改变其政策的唯一途径，而且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确实迫使特朗普暂缓了对等关税90天。
尽管“去全球化”的讨论近来甚嚣尘上，但白川强调，有一个事实毋庸置疑：各国相互依存的格局将持续下去。他表示，无论当前局势多么艰难，人们都必须竭力避免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灾难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