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以来，美国对华政策进一步极端化。尽管贸易战愈演愈烈，但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正在浮现：在特朗普的内阁当中，传统的对华强硬派似乎正在“失宠”。
这一现象不仅体现在国家安全局（NSC）内部的变动，也反映在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人事与战略调整上，这种转变或将重新影响美国的对华策略。
【对华鹰派的“失宠”和边缘化】
4月初的一场人事地震，揭示了特朗普政府内部对华政策的深层矛盾。6名国家安全局（NSC）官员因为右翼阴谋论者劳拉·卢默（Laura Loomer）的指控被解雇或调职。
这些官员包括科技总监大卫·费斯（David Feith），一位曾深度参与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华强硬政策的核心人物。
费斯的父亲道格拉斯是新保守主义的重要奠基人，而小费斯本人则在推动美国对华科技出口限制、TikTok出售案以及“敌国投资禁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的被解雇，被视为对华鹰派影响力的衰退标志。与此同时，其他两位关键反华人物——
亚洲地区总监伊凡·卡纳帕蒂（Ivan Kanapathy）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黄之瀚（Alex Wong）虽然保住了职位，但是权力已被大幅削弱。
这两个人是白宫内台湾问题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并多次窜访台湾。身为华裔、来自香港的黄之瀚更是激烈的反华死硬分子。
然而，如今他们所代表的强硬路线，正面临来自克制主义者派系的压力。克制主义者主张减少对外干预，专注于国内事务。
【五角大楼的微妙转向】
除了国家安全局（NSC）的动荡，五角大楼也显现出战略重心的变化。
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的最高军衔只是少校，他在今年3月首次出访期间的表现，几乎是在复读拜登时期政策，缺乏明确的亚洲军事方针。
而4月8日艾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被任命为国防部政策副部长，这个消息引发了广泛关注。这是五角大楼排行第三的职位，将会引导美国军事战略的关键决定。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科尔比就是五角大楼战略的关键设计师，以强烈主张对华强硬而著称。
然而，近期他的言论却更加接近克制主义者的立场。他表示，台湾对美国来说不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这种转变可能预示着五角大楼未来对华政策的软化，尤其是在台湾和亚太问题上。
【关键角色：小特朗普】
科尔比的观点得到了万斯和小特朗普的支持，他们公开表示，希望避免“不必要的挑衅”，寻求与中国建立“实力平衡”。
小特朗普此前表达了与中国进行谈判的渴望，主张避免“不必要地触动巨龙的逆鳞”，并寻求“和中国的实力平衡来避免战争”。
作为特朗普的大儿子，小特朗普是团队里的克制主义者，认为美国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国内，
他甚至希望能拔除一心想要煽动对华战争的“新保守主义分子”。
【国务院的被动角色】
相较于五角大楼和特朗普核心团队的复杂博弈，鲁比奥领导下的美国国务院显得相对低调。虽然鲁比奥本身是坚定的对华鹰派，但其团队在具体政策制定中的发言权有限。
例如，他的政策策划负责人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最近也提出，美国不应再承诺“协防台湾”。
而亚太事务主要负责人的头号人选迈克尔·德松布（Michael DeSombre）长期从事律师工作，只当过一年泰国大使。这种安排显然削弱了美国国务院在对华政策中的主导地位。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拉记者进机密群风波”，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华尔兹（Mike Waltz）的权力也在大幅缩水。
【总结：中国的观察与应对】
尽管贸易战仍在如火如荼，但特朗普政府内部对华鹰派的失势已初见端倪。背后折射出的是，中美两国硬实力的天平扭转。美国被迫因为无能为力而降低调门。
另外，特朗普在贸易以外的对华议题上，尚未表达过个人看法。然而，考虑特朗普的各种决策，基本上取决于他的一念之间，任何趋势都需谨慎对待。
毕竟，美国对华政策的风险系数只会越来越高。事实上，特朗普个人决策的不可预测性使得任何战略规划都充满风险。而在缺乏清晰战略指导的情况下，进行安全领域的对抗，极有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