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买房考了中介证来到美国生活，很难绕开住房问题。一开始大家都是租房住。我先后租过好几处房，总是不如人意。不是房租贵，就是房子设施不全，结构老旧，隔音差等。

有一天，我心生一计：去考房地产销售员执照。有了它就可以加盟房地产公司，一方面推销房产可以挣钱，另一方面也想替自己觅一处好房。

于是我买了一本专供考房产推销员执照的书，花了三个星期猛看，记住里面的条款，又花了80元参加了一个培训班。培训班一周授课完后，马上发下考卷考试。我们一个班二三十个人在两小时内拼命做几十道选择题。时间一到，老师就拿起一张透明的赛璐珞薄片往考卷上一按。那就是标准答案。如果你卷子上选的涂黑的题和它一样，重叠了，是对的，反之就是错的。只要把错的一数，分数马上就出来了。

不一会儿，报出我的分数是77分，过了65分的分数线，这样我就得到了一张执照。有个房产公司录用了我，不过我因为还兼着其他职，只能在周末去公司做做，领人去看房。

不久我就发现这碗饭也不是好吃的。公司有一对夫妻推销员，因会讲西班牙语，西裔客户找他们买房的特多，但大多数推销员都是卖绩不佳。纽约的房子大都老旧，离人们的美国梦相差甚远。开自己的车无偿地带客户到处看房，完了人家不满意，拍拍屁股就走人，你就白劳动了。

我和一个美国人搭档，他陪老美看房，我陪中国人看房，很多情况下都是白辛苦。一次，我的搭档陪一对夫妻看房，他们没有笔，我借给他们我的派克笔，没想到他们没有还笔。


纽约街景

我有个大学同学，夫妻俩请房屋中介带着看房，不但出价低，还嫌房子各种不如意，看了二十几年没买。我心想，幸亏我没做他们的中介，不然不知汽油费要跑掉多少。他们从一开始一个家庭房值25万左右，一直看到变成七八十万了才终于买下房。

好在我没花多少精力在这上面。有一天，我陪一个中国人去看一个意大利老太的房，我的推销策略不是喋喋不休地介绍房子的好处，而是让人家自己尽情地看，我只是大赞房主老太精心的布置，认真地打理房子，使得她心情大悦，在买家一出价钱时就马上同意了。她对我说：“我喜欢你，就与你签合同。”尽管之前带客人来看这个房的人很多，却是我这个打半工的人拿下了这笔交易，总算破了零卖房的记录，拿到了1200元佣金。

那以后我还是决定不做这一行了。许多没文凭也没什么技术的人都干这一行，显不出我的优势来。而且，我一人财力有限，就是看到好房也拿不出25万左右的钱，更不要说后来都涨到一个家庭房要100万以上了。

求一房而不得

后来我得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个基督教会接管了一座教堂，里面很大，房间也多。他们就让所有教士都搬到教堂里去住了，让我负责把原来的可住两个家庭的住房分租出去，每月保证给教会2000元租金就行，剩下的租金用来付电费、暖气费等。这样算下来，我自住两间小屋，花费不大，但我要负责招租、交租、清洁、维持秩序、扔垃圾等事。

我做二房东不是很有经验，好在房子不久就住满了，主要都租给了中国人。可是过了不久，我们的房子就出现了被窃现象，家里的东西不翼而飞。中国人爱把钱放在家里，还有贵重的珠宝首饰、手表等。由于白天所有住户都要去上班，房子里没人，失窃隔三岔五地发生，最多的人家损失两万美金。

我们也报了几次警，美国警察本想蹲守，可他们在的时候小偷就是不来，就像长了眼睛一样。我不得不怀疑我们当中有内贼。我请朋友做了一个隐形监视器，外表是个“禁止吸烟”的牌子，挂在二楼的走廊尽头，对准楼梯口。牌子上钻了个小孔，小摄像机就装在背后，再连接到我房间里的一个铁柜子里，内有一录像机。每天我去上班前都开启录像机，并用大锁锁住铁柜。可惜那天我赶着上班，把录像错按成了常速而不是超慢速，小偷恰在录像带走完后才撬门进来，又把各房搜刮一空。失去了最后一次抓住他的机会，至今让我后悔不已。


左边这幢就是作者当二房东被屡次撬窃过的房子

小偷没抓到，反而因为暴露了当初教会为了让教士住而隔了单间，此为违章，房子被政府有关部门封掉了。一张通告往大门上一贴，勒令房主——教会改回原来两个家庭的房屋结构，经他们批准后才能住人。

世道艰难，本已遭到洗劫的单身汉们必须在一个月内找到新房子搬出去。而纽约的租房总是紧张而没得挑选，最后我只好与一个朋友在限期将到时合租了一个很贵的一房一厅，才得以安身。加上前不久一个极寒的冬日，我停在路边的那辆刚加满了油的丰田轿车被偷掉，那段时间真是雪上加霜。

不过，这件事使我想买房的欲望愈加强烈了。

合租伙伴合买公寓

与我合租一房一厅的异性朋友叫沃特，其实就是我的电脑老师。他勤劳负责，我俩利用周末跑到电脑学校接线试机，为上课做实验作好准备。聊起来得知他单身也要租房，我建议他跟我合租。由于租的一房一厅住得不爽，房东不肯修温度控制器，暖气有时烫得能煮鸭，关掉又冷得像在冰箱里，我暗自发狠，一定要给自己买个住处。

几年前我曾看过一个一房一厅的合作公寓，要价三万二，此外每月要付三百元维持费。我要下了，并给中介人留了押金支票。可是那时合作公寓委员会对我有歧视，认为一旦单身女子失了业，就交不起维持费了。尽管我不用贷款就可买下居住权，但他们就是不批准，讲了几句所谓的理由就把电话挂了。

失业对谁都有可能，为什么唯独我不能买房呢？还是看不起华人特别是单身华人女子啊。那幢房子居住的多是生活基本稳定的早期西裔移民，想来委员会的人只想让他们的同类入住。

多年过去了，等我想买个两房一厅时，合作公寓价已涨到十万了，维持费也高很多了。为了不再发生买房不被批准的事，我请沃特加盟共同申请。当时，我们两人都是搞IT的，委员会的审批自然很快就过关了。

可是，沃特自小很节约，从无大手笔，坚持要贷款买，说是建立信誉记录。两人合伙买得起的房要什么信誉记录？不知他还有什么其他考虑。这样，贷款10万元，等还清时要付14万。过了好几年，我发现，还的款仍是15年的6.8%的利息，而当时我放在银行里的钱的利息才2%不到。我一气之下，就用自己的积蓄把余款连本带息付掉了，叫沃特像付贷款一样付给我就好。

不过，即使是买下的合作公寓，每月仍然要交近900元的维持费，再加250元泊车费，经济负担颇重。

有一次，我到公寓楼下去看邻居家的天花板漏水情况，因我家也有同样问题。一进门吓我一跳：房间里除了家具，就是每个人的衣服，堆得山样高，中间只留有一尺左右的过道走人。

照理，两房一厅的公寓居住者应是一对夫妻，最多加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可他们夫妻俩有两女一儿，都已成年，再加一只狗。因养狗也不合法（买房的合同上规定的），那只狗已被调教成一声不吠，终日在衣服堆边趴着，没地可走。如果父母占一个卧室的话，另一卧室很小，不知三个儿女是怎么睡的。

这家人家，当妈的已残疾退休，靠当爹的帮人搬家或送外卖挣钱，日子十分拮据。三个孩子一个也不愿搬出去住。父母就说，那你们也多少贴补一点公寓的费用吧。大女儿说她的钱要筹起来交护士培训班的学费。儿子说他要为结婚筹钱。小女儿还在上大学，自然也不交钱。

这样的邻居并不少。三楼还有一家父母和两个成年的儿子一起，只住一间单身公寓，只有一房，带炉灶和浴室的。直到隔壁有人卖公寓，他们才贷款买下一间。


作者现在住房的外景

多年室友终成夫妻

合住一个公寓，在美国叫同居伴侣，虽然有互相帮助、共挡风雨的好处，但也限制了自由，个人生活几乎透明。出门见朋友，或请人来做客都深感不便。尽管我们讲好不干涉彼此，但由于我俩经常同进同出，人们都以为我们是夫妻了，所以也没人再想与我们个别交往。我是大陆来的，他是从台湾来的，我和他除了交流电脑知识方面有共同语言，其他在习惯、经历、性格和爱好方面差别很大。他看不懂简体汉字，很难磨合。我们多年来一直是各自报税，财务自理。好多次我为丝毫改变不了对方而绝望。

不过沃特倒是个孝子，在华人聚居的法拉盛区买了一个一房一厅的公寓，给他老妈住。他妈身体不好了，跌倒一夜没人扶起。这样的事发生几次以后他就把老妈送到了老人院，房子空关而不卖，说一旦他姐姐去看老妈时说漏了嘴，说房子已卖掉，他老妈要伤心的，认为归路已绝，此生要死在老人院了。这样过了七年，他老妈最终去世了。他还是不卖房，说他姐姐和姐夫有时从新泽西到纽约来需要住他的公寓。

我也有一个姐姐，不幸的是，在她五十几岁的时候，渐渐露出了妄想症的端倪，并且逐年严重。每天生怕人家要暗害她，在她食物饮料里放毒，经常拉着两只沉重的行李箱逃东逃西。她还坚信她的前夫已获得了她打的几个官司的巨额赔偿，并在很多地方为她买好了房子。所以她不停地奔波各州，想到那些房里去住。好几次，我姐半夜乘车来到纽约，要我开车去接她，并住我家。

但沃特坚决不让她来住，我想让我姐去住他法拉盛的空房，他也不肯。我建议沃特自己住到那里去，他就不必再睡在起居室的沙发上了。而这里的公寓呢，我可以按市价还给他一半的钱。我多么希望自己有个真正的家，可以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尽情看电视，逢年过节可请我的朋友来玩。

可是，他去法拉盛住了没几天就感到很寂寞，说他跌倒了，喊我的名字没人应，这才想起身在何处。他怕死了没人知道，还是坚持回到我这里。的确，近来他糖尿病越发严重，心脏又开过刀，可还不见好，每日晕眩虚弱，走路不稳。有时大小便失禁来不及去厕所。我可怜他，不得不让他和我住一起，并为他洗衣裤、被子。

和沃特同居了13年，生活也没什么色彩和变化。有一天，他建议说：“我们结婚吧。如果没有一纸婚书，以后我的福利你也享受不到。”其实，我比他大7岁，很可能我先走呢！不过，他历年的工资都比我高，如领社安金的话，要比我高1000元一个月。根据规定，如丈夫去世，配偶可续领他的社安金，直到去世。如我不办结婚登记，就什么福利都没有。

对我来说，他谈不上有多理想，只是因为他没谈过恋爱结过婚，就搭伙过日子吧。终于，我放下了严守的心，两人一起到市政府办了结婚登记，拿到了一纸婚书。

后来我才听说纽约州有个规定，如果可以证明有十年以上的同居伴侣关系，社安金少的一方也可以领取已去世一方的社安金。只是，要证明同居关系困难一点。大概在纽约这种情况也较多，人们都不去登记结婚，散伙时也容易。但有的州却不可以，符合要求者必须是传统的夫妻关系。


纽约街景

我家里的沃特

我曾经的室友、现在的丈夫沃特，我常打趣地把他叫成“我家里的”“我那拎包的”或“我的司机”。

他一直在多个财务公司的IT部门工作。他曾目睹了好几个公司的兴衰，也不断地改换门庭以谋生。他很刻苦，读的专业书满屋都是，半夜还不断地下载学习资料，打印成册。他总想冲在科技的最前沿。

有一年，沃特被一家中介公司推荐到纽约一家大财务公司的设备测试认证部门去做IT顾问。中介人知道这个公司很苛刻，要求做的事也很高端。一般的IT顾问熬不过三个月就会被辞退。不想沃特一做就是三年。到了做顾问的极限时间了，公司必须决定是辞退还是转为正式员工。鉴于他工作努力，技术报告一个接着一个，总有成果出来，他终于得以转正。

他身高只有一米六三，肤色又较黑，用我的话说，看上去很像一个民工。有一次他到其他公司参加一个高级网络工程师会议，腼腆的他只在会议室门口探头探脑。主持人没想到他也是来开会的，就问：“你找谁啊？”他回来告诉我，我便打趣说：“他没对你说‘送外卖的请走货运楼梯啊’？”我们都笑起来。

尽管技术不错，但在很多情况下，他和我都是华人，在美国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欺负。特别是他的上司，一个部门经理，对他恣意驱使，粗活、烂活都交给他，又限时要出项目成果。早晨七点，他就在公司了，中午也不得休息，一碗方便面吃完就得继续工作。我叫他午休一小时跑出去，坐在街心公园椅子上，哪怕晒一会儿太阳、打一会儿瞌睡也好，至少不让老板支使。但他人老实，做不到。上司就坐在他背后，看着他的一举一动。等到了下班时，上司又有任务压下来了，使他不得不干到六七点以后再坐一个半小时的地铁回来。

就像高尔基的小说《母亲》里描写的一样：“工厂的铁门一开，一群被熬得精疲力竭、脸色蜡黄的人就像渣滓一样被吐了出来。”他到家一进门，我就迎上前说：“渣滓回来啦，终于可以吃饭了。”


作者住房的大堂内景

在三年疫情期间没有一个人去公司上班的情况下，上司还是叫他天天去上班。大楼的保安可以作证，只有他天天进去打卡。我不禁气愤地想：华人的命就这样不值钱吗？

别人分到项目磨蹭几个月做不出来，他总是通过摸索钻研，一两个礼拜就做出来了。所以他的技术演示一个接一个。我叫他悠着点，也等个一两个月才公布成绩，趁机休整一下。无奈上司是快马加鞭，不停地逼他。不知是他胆小善良，还是他的英语不够好，上司无理责骂他或提出无理要求时，他都无法怼回去。

听人说，在这种财务公司上班的人撑不过十年身体就会垮。果然，才5年时间，沃特的糖尿病就加重了。工作压力、受气抑郁、长期劳作，使得他终于病倒了，心脏开了刀接了血管也不见好。为了保住工作，还没恢复他就硬撑着去上班。走路不稳，还得在进公司前把拐杖缩起藏好。好几次他在工作场地忽然晕眩跌倒。

很多印度裔顾问都觊觎他正式工的位置，不断在旁讲他坏话。终于，上司决定不要他了。在他62岁时，他被迫病退。

我问他，想不想去告他的公司？然而，当初在职时怕得罪公司而失了工作，现在就是想告，人家已把他除名了，公司的电邮和门禁卡都取消了，要想取证也很难了，徒使自己更加生气而已。

呜呼，心有鸿鹄志，身陷污泥池。虽然他半夜还在下载，白天还用电脑，可是更多时间只是在昏睡，梦中做着技术演示而已。我一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即使我在联合国里工作，当地的工作人员也是从外界招聘来的，还是有欺负华人的现象。我抗争了两次，终于摆脱了困境，结束了霸凌，得到了我擅长的工作。老实人的一生往往无比凄惨，沃特就这样结束了他的职业生涯。我很同情，也很理解，这就是美国。

栏目主编：伍斌 曹静 文字编辑：许云倩 题图来源：题图为作者现在住房的外景。作者拍摄 图片来源：照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