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发现了一个石器，要小心点挖。”7月12日下午，广州炎夏中的考古现场，一天的发掘工作接近尾声，原本有些沉默的现场，因为一个新发现重新热闹起来。工作人员初步判断，这是一块砺石。

近期，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宣布竹园岭遗址最新考古成果，此处分布范围约8万平方米商时期文化遗存，不仅填补了中新广州知识城范围商时期文化遗存的空白，更为重构广州东北区域早期历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材料，为中原夏商礼制南渐提供例证。这也是目前珠三角地区考古发现确认的面积最大的商时期遗址。

7月11日，全国考古工作会在山东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文物考古工作者要谋求新时代中国考古的大格局、大视野、大发展，树立“大考古”的工作思路，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作为中华文明“重瓣花朵”最南端的岭南，在多元一统的社会历程中如何完成中国化进程，也是中华文明探源等重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前，南都、N视频记者走进位于中新广州知识城的竹园岭遗址，了解商时期先民的生存智慧，以及岭南文化与中原地区礼制文化的交流印记。



竹园岭遗址。
考古现场的意外收获

7月12日的广州，高温难耐，位于中新广州知识城的竹园岭遗址，不远处就是一座近年来拔地而起的现代化新城，旁边地块还有大型机械轰鸣作响，建造新的建筑。

考古发掘现场，一个个规则的探方里，布满形状各异的灰坑、柱洞。地表层的黄土因为连日高温和暴晒变得干燥结实，有工人在探方中进行发掘，也有工人在边上的树荫下乘凉小憩。

“哎！发现了一个石器，要小心点挖。”下午四点多，一天的发掘工作接近尾声，原本有些沉默的现场，因为这个新发现重新热闹起来。

当时，南都记者正跟随竹园岭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黄碧雄记录发掘经过，半米多深的探方中，一块跟A4纸差不多长的石器印入眼帘。

原本正与记者对话的黄碧雄，连忙走到旁边观察。随着工人师傅用小锄头小心翼翼地将石块周围的泥土挖开，一块有着明显人为加工痕迹的石块逐渐露出真容。

这或许是它时隔数千年，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

黄碧雄拿着这块石头向南都记者展示：一面平整，一面较为光滑，加工痕迹明显，可被定义为石器。“暂时先把它记录成砺石吧，具体用途和详细情况还要进一步分析研究。”随即，他抬头朝不远处的另一位工作人员说道：“师傅，收一个小件。”

作为小件的石器，能享受到“特殊对待”。

黄碧雄介绍，对于发掘出土的陶片是一袋一袋收集，一般一袋编一个号。但对于石器、礼器等器物，则需按照件数收集，“只要发现一个，就给它一个编号，然后叫专门拍照的工作人员记录。”因此，每当考古人员大声报备“收一个小件”时，历史的长卷上便又添了一笔。



竹园岭遗址Ⅰ区发掘场景。
在等待工作人员给石器拍照的空档，黄碧雄也没闲下来。他一边向南都记者介绍发掘文物的情况，一边不停用手在灰坑中扒拉着被挖过的泥土，收集炭样。

“遗址所处年代的一些树枝，历经多年会碳化，炭样可用来测年。”他表示，目前竹园岭遗址只可推测为早商时期，而通过碳十四测年法，可以给出具体准确的年代。

正在发掘的探方里，摆放着两个小筐，里面装满随石器一同出土的碎陶片。“这两筐陶片非常难得”，黄碧雄解释称，这个灰坑出土的陶片很大，从陶质、陶色、纹饰来看，很多陶片应该可以拼合，而在整个竹园岭遗址中，“可拼合的器物非常少，更不用说拼完整”。

现场还摆放着各类铲子、铁锹、镐头等发掘工具，甚至还有一个不锈钢汤勺，与寻常大众对考古工具的了解认知有些不同。

黄碧雄说，考古现场讲究实用，“需要什么找什么，看哪些在工地用得着，我们就会到五金店里买。”

填补商代遗存的空白

竹园岭位于中新广州知识城核心区的黄埔区龙湖街何棠下村东侧，紧邻竹山路北侧，黄田村陂头岭遗址在其西约2.5公里，何棠下村榄园岭遗址在其东南约1.3公里，美丽乡村——迳下村在其东侧约1.8公里处。竹园岭由3个小缓丘连片组成，约呈“品”字形，最高海拔为53.8米。

中新广州知识城是继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之后，中国与新加坡又一跨国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地处流溪河流域与增江流域之间的河谷地带。

伴随着中新广州知识城的建设发展，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展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榄园岭、茶岭-甘草岭、沙岭、陂头岭、马头庄遗址等从史前到西汉南越国阶段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对中新广州知识城蕴藏的地下文物资源的认识。

但商时期的遗存，此前一直是空白。

2021年8月至10月，为配合国有土地广州开发区JLXC-H5-1地块的出让，经广州市文物局组织，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出让地块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通过打探孔、布探沟等勘探方式，考古人员在出让地块内中西部竹园岭的3个小山岗均发现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

“竹园岭遗址的发现，正是‘考古前置’的生动体现。”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强禄向南都记者介绍，近年来，国家为加强文物保护，明确要落实“先考古、后出让”政策和配套措施。《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第三十二条也明确指出，在地下文物埋藏区进行工程建设或者在地下文物埋藏区以外进行大型工程建设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在报请国家文物局审核同意后，2022年5月至2023年7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竹园岭遗址展开了持续三期的考古发掘工作，实际发掘面积共计13500平方米。经考古勘探发掘确认，竹园岭遗址商时期遗存分布范围约8万平方米，核心区域分布范围约1.5万平方米。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竹园岭遗址的考古发现在体现珠江三角洲早期文明发展的连续性也具有非常突出的价值。”张强禄向南都记者表示，过去在广州，尤其是东北区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迹，也发掘了西周、春秋时期的器物，但唯独夏商时期没有体现。竹园岭遗址，作为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考古发现确认的面积最大的商时期遗址，不仅填补了中新广州知识城范围商时期文化遗存的空白，更为重构广州东北区域早期历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材料，充分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汉早期阶段，九佛-镇龙-萝岗一带是北江下游流域和东江下游流域之间是一条重要的文化走廊，在珠江三角洲早期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推测系石器加工制作场所

值得注意的是，实际发掘面积13500平方米中，有2000平方米系今年6月新增的。考古人员在前期发掘工作中，发现现有规划并不能完全覆盖竹园岭遗址的核心区域，于是研究上报，申请扩大发掘区域。“争取核心区域全覆盖”，黄碧雄说。



灰坑H90全景。
经过一年多的考古发掘，竹园岭遗址共发现商时期形状大小不同的各类灰坑近1500个，其中部分形制规整、深度超过1米的灰坑应属储藏性质的窖穴或祭祀用途的祭祀坑。现场还有长度不等、深浅不一的灰沟25条，推测与先民们生产生活自然或人工给排水有关。

此外，遗址中有大小深浅不一的柱洞1800余个。“很多组排列有规律的柱洞，推测应该是跟当时的干栏式建筑有关。”黄碧雄向南都记者介绍，这种底部悬空的建筑很适合岭南潮湿的气候。

“当然，这些柱洞所反映的建筑结构都还比较简单，目前还没发现比较复杂的，而且这些建筑也没有明确的分布规律，所以这里应该并非中心聚落。”

竹园岭遗址出土器物数量最多的是各类石器，有戈、璋、戚、钺、锛、 凿、镞、砺石、磨盘、杵、磨石、环、有领环等，以残器、半成品、废料或余料为主。玉器很少，完整器仅见玉璧和玉玦。陶片出土数量并不很多，主要出自灰坑和文化层当中，以泥质灰陶和灰白陶、夹砂灰黑陶和橙黄陶为主，纹饰有长方格、方格凸点、重方格凸点、方格对角线、重菱格凸点纹、叶脉纹等，可辨器形有泥质高柄豆、凹底罐、圜底釜、纺轮等，但陶片的拼合度很低，可复原者很少。地表耕土层出土1件有銎青铜斧，是竹园岭遗址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先秦铜器。

黄碧雄介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李岩提出，竹园岭遗址可能是与石器加工有关的一个场所。“从我们在遗址内发现的石器来看，确实有这方面的证据。”黄碧雄从四个方面向南都记者进行了介绍，一是遗址发现了很多石料被切割后剩下的余料；二是出土了一些石器的半成品；三是有一些石器加工后的副产品，最典型者是石钻芯；四是在遗址内有大量的砺石，很多砺石体型大、磨面深，说明磨的时间长，磨制的石器也不少。以上发现均说明，加工制作石器是当时生活在竹园岭遗址先民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生产活动。

“一些石镞、石矛和石球的发现则表明，在相当于中原商时期，狩猎在岭南先民的生活中还是占有一定的地位，这是当时获取肉类的一种途径。”黄碧雄说。



石碾槽。
一件保存完好、磨制精细的石制品，格外引人注意。

黄碧雄告诉南都记者，这件石器表面平整，中部有一个椭圆形凹槽，很像中药铺里碾药的药槽，所以暂时命名为“石碾槽”。据推测，它的用途可能也与植物加工有关，与石杵配合使用。当然，其具体用途，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我询问过很多来工地访问的专家和同行，他们看了之后，都表示还没有见过这种石器。所以，这在岭南地区尚属首次发现，非常难得。”

对于石碾槽的制作工艺，黄碧雄认为，中部的凹槽制作难度很高。凹槽呈很规则的椭圆形，凹窝颇深。如何将这个凹窝做出来，还做得如此规整，并且在制作的过程中不将底部打穿，目前尚无法推测其制作工艺，只能惊叹于先民的巧思。

中原夏商礼制南渐的实证

竹园岭遗址的坐落，充分体现了先民选址的智慧，出土的器物则生动反映出先民的生活文化图景。

黄碧雄向南都记者介绍，从大的地理位置来看，竹园岭遗址处于两山所夹的河谷盆地；从微观地形来看，它位于该河谷盆地内3个海拔不高、坡度较为平缓的小山岗。这一选址，充分适应了岭南地区的气候条件，既避免了低处常年潮湿、雨季被淹的情况，又方便了先民取水生活。不仅如此，从航拍照片来看，竹园岭遗址三面环水，“还能防止外敌或者大型野兽入侵”。

竹园岭遗址最为重要的发现，当属玉石礼器，包括玉璧形器、石戈、石璋、石钺、石戚。这些礼器的石料都是经过特意挑选，磨制很精细，制作一件显然需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表面也没有使用痕迹。黄碧雄表示，“在古代，礼器并不是一般普通人所能拥有的，其所有者必定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当时应该是有了社会分层。”这都反映了在商时期，中原地区礼制文化已经影响到了岭南。



石戈（璋）。
《尚书·禹贡》中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其中“玄圭”便是大禹平治九州，膺受天命的象征物。

黄碧雄向南都记者介绍，“玄圭”为夏代核心礼器，也被称为“牙璋”。竹园岭遗址出土的器物中，便有此物。

玉石礼器的发现，反映出中原夏商礼制南渐珠江三角洲，推进早期岭南中国化的历程，“并可能以此为中转站传播到桂南和越北红河三角洲地区”，张强禄在《从华南所见有领璧环看夏商礼制南渐》一文中曾指出。

此外，竹园岭遗址出土的部分陶器有清晰的云雷纹。而云雷纹是商代青铜器上的一种常见纹饰。石器中，考古人员还发现有凹刃锛，而这种锛在江西清江的吴城文化中很典型。至于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先秦铜器，黄碧雄介绍，根据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李海荣研究员的指点，从形制来看，它不是岭南本地所产，而是比较典型的中原地区流行的斧的形制。这种斧在湖南益阳和陕西凤翔都有过发现，但是其年代在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虽然这件青铜斧并不能追溯至商时期，但也可以证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岭南地区与中原已经有文化上的交流。

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曾指出，中国各区域早期文明形成了“重瓣花朵式”的格局，而岭南则为“重瓣花朵”的最南端。

对于这片最南端的花瓣，“目前揭开的仅仅是冰山一角”。黄碧雄用“盲人摸象”来形容对早期岭南的认识，“虽然目前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发现了一批又一批古代的文物，但我们所摸到的只是大象身上很小的一部分，就像拼图一样，我们要通过很多张碎片才能够拼凑出一个史前岭南的大致图像。”

对于“拼图”的下一“碎片”从何找寻，黄碧雄向南都记者表示，竹园岭遗址中的石器加工规模大、延续时间较长，表明周边还应存在同时期的大型聚落或墓地，下一步将重点寻找中新广州知识城的古代城址、城壕。

在那里，或将揭开先民大规模聚居的生活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