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围绕着某部正在热映的电影、以及该电影的主创团队的争议，正在网上持续发酵中。比如有人就在网上PO图，说该电影导演曾经组织了一个“游牧计划”，对外宣称是文化交流活动，可一看这“游牧计划”曾经邀请的演讲人，不出意外，又出现了日本人的身影，曾经邀请了一个什么日本滋贺县县立大学的学者、还是日本蒙古协会的评议人员过来讲学（据说还是个加入日本国籍的中国蒙古族）。这一细节，在网络上毫不意外地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毕竟，咱们都知道，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满蒙一体论”在日本就是显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作为日本侵华基本战略方针的“大陆政策”。而在日本侵华后，除了在东北地区扶持清末帝溥仪搞了个伪“满洲国”，还在内蒙古地区扶持徳穆楚克栋鲁普亲王也就是德王搞了一个伪蒙自治政府，这俩货和南京的汪记国民党伪政权，堪称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在我国土上扶持的三大伪政权。过了这么多年，鬼子都战败了，为何日本方面对蒙古和东北（满洲）的研究依旧念念不忘，还有“日本蒙古协会”这种单位，堪称字面意义上的“每次扫黄都有你”呢？

“满蒙非中国论”是什么？

其实从历史沿袭和地缘战略的角度来讲，日本的蒙古（包括东北）研究，是从明治维新时期，伴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脚步，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时刻准备争夺东亚大陆





早在德川幕府统治末期，日本国内的经世学派已经注意到了蒙古和东北（满洲）对于日本的重要性：如经世学派代表人物佐藤信渊就提出，日本要做到“海外雄飞”，就必须首先吞并朝鲜，满洲，尔后中国“次第可平”，在这一论述中，佐藤信渊已经将中国东北地区从中国领土范围中“摘”了出去，而是将满洲和蒙古并列为“满蒙”，和所谓的汉地十八省“中国本部”并列提出，其中暗含了“满蒙非中国论”；随后幕末“志士”吉田松阴所撰写的《幽囚录》完全继承了佐藤信渊的“海外雄飞论”，并进一步完善了前者的“满蒙非中国论”，既然“满蒙非中国”，那么日本自然应该“割易取之朝鲜、满洲”，然后再渐次占领蒙古和中国。在这里，吉田松阴和佐藤信渊一样，已经将东北（满洲）、蒙古和“中国”并列，暗含了前二者非属“中国本部”的意味。

基于中国官方地图标注（图片来自互联网）





伴随着明治维新时期逐渐形成的“满蒙非中国”论，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还在中国史研究和论述上逐渐形成了“中国社会停滞论”，乃至内藤湖南的“东洋文化中心转移论”。这一论述的主要内涵是认为中国在“明清交替”之际已然丧失了中华文明的法统，满蒙作为一个“外来政权”，令中国本部“腥膻不堪”，而日本随着明治维新，已然在东亚地区取得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实现了“中华文明中心的转移”，因此日本自然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历史责任来领导传统的古代中国朝贡体系。

位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的猛哥帖木儿塑像





这二者间互相配合，共同建构了近代日本对于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认知和理论体系，正因为清帝国是一个“外来政权”，且因为“满蒙一体”。因此，蒙古、东北（满洲）和作为中国本部的“汉地十八省”并非一国，又因为清帝国的外族性质，使得“神州陆沉”，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则如坂上之云，屹立东方。因此，日本才是古代中华文明的真正继承者，又因此，自然可以在这一基础上对于蒙古和东北（满洲）提出领土要求，就这样，形成了日本未来对东亚大陆侵略政策的、“自洽”的理论体系。



革命党与“满蒙非中国论”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出现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满蒙非中国论”，“清帝国乃外来政权”论，由于暗合了当时革命党人反清革命的客观需要，因此一度吸引了不少革命党人的关注和兴趣。有不少革命党人则分别从民族血缘和文化集丛上，着力论证生活在中国本部的汉人和满、蒙并非一国族，如邹容在《革命军》中就写道，满族“与我黄帝神明子孙不同种焉”，又比如章太炎也在《中华民国解》中指出，满洲并没有被汉族文化同化，当属“夷狄”。

早期革命党人





也正因如此，革命党人在初期的革命建国理论上，竟也不自觉地滑向了“满蒙非中国”论。如1905年汪精卫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就提出，中国的出路，“必先实施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汉民族主义，“驱逐（以满、蒙为代表的）异族”，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也提出，“西藏、回部（新疆）、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甚至连孙中山在1906年同盟会《民报》创刊一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都提到了明确的“满蒙非中国论”。

孙中山





而日本方面显然对革命党人的这种认知欣喜若狂，在辛亥革命期间，日本更是频频活动，意图让革命党人放弃蒙古、满洲的土地。如日本“黑龙会”核心成员内田良刚就特别撰文指出，“吾人不惜性命援助孙革命，在于其与日本利益一致”、“（辛亥革命）目的在于驱逐满人，建设汉人之中国，而后日中提携……收满洲、西伯利亚为我所有，奠定大陆经营之基础”。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能在民族革命的问题上，识破日本人的诡计，反而将推翻清政府的国民革命狭隘化为“反满革命”，形成了狭隘的汉民族主义观念并贻害至今，不得不说，这是辛亥革命党人极大的历史失误和巨大的遗憾。

康有为





所幸的是，以梁启超先生为代表的国族主义派别，和革命党人在民族建构问题上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针对于革命党人认为满蒙属“异族”，康有为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中，明确提出，满清与汉人早已“合为一国，团为一体，所谓满汉者，不过如土客籍贯之异尔”；

针对革命党人“驱逐鞑虏”的主张，梁启超先生提出了“合群救国”和“大民族主义”论，要求“合汉、满、蒙、回、苗、藏，为一大民族”，并在1902年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

针对革命党人的狭隘民族主义、要求建立汉人国家并“三荒服任其去来”的错误观点，梁启超先生等人力主“先国后族”，首先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再在统一版图的基础上构筑国族主义。

梁启超





二者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斗争中，孙中山先生出于政治务实主义的考虑，在辛亥革命中接受了梁启超先生“五族共和”的观点。同时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中写道：“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满、汉、藏、蒙、回为一国，如合满、汉、藏、蒙、回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而溥仪在《清帝退位诏书》上，也写道，“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中华民国”。而后孙中山先生更进一步，在1919年左右正式接受了梁启超先生的“中华民族”概念，彻底摒弃了同盟会时期的“满蒙非中国”论和中华民国建立之初的“五族共和”论，革命党人在民族问题上的意识形态转变，让日本的“满蒙非中国”诡计暂告失败。



日本利用“满蒙非中国论”

当然，随后日本并未放弃自己的“满蒙非中国”论，相反，还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基于地缘政治视角的持续完善。

矢野仁一





如1921年京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发表的《中国无国境论》中，矢野明确指出，“中国没有国境”、“西藏、蒙古、满洲是假国境，不成为中国的领土”。1933年在伪“满洲国”建立一周年之际，矢野仁一出版《“满洲国”历史》，明确指出，“满洲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领土”，“清朝不是中国的王朝帝国，而是以满洲为核心的、满洲人的帝国”。日本著名历史学家白鸟库吉也出版《从历史上看满洲国》，指出“中国人对于满洲，就如西域、蒙古一样，将其视为塞外或者关外，漠然将其视为中华世界以外的土地”，松冈洋右也提出，中国涉及到满蒙地区的主权“完全不被认可”，因此满蒙历史上本来就不是中国领土。

田中义一





进入1920年代后，日本对于蒙古、东北（满洲）的领土图谋，除了在理论准备上日趋完善，在地缘政治上对于蒙古、东北的认识也日趋深刻。最典型的如1927年田中义一出任日本首相时，任命狂热的满蒙爱好者森恪担任外务省政务次官，1927年6月，日本政府召开著名的“东方会议”，为在东亚地区的侵略扩张制定战略，会后田中内阁发布了纲领性的《对华政策纲领》，其中明确指出，满蒙地区对日本“在国防和国民生存上存有重大利害关系，日本要予以特殊考虑，并负有特殊责任”。此后田中又向昭和天皇上了一个《对满蒙积极政策奏章》，在其中提到了著名的“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此乃明治大帝遗策”，“如欲建立昭和新政，必须采取积极夺取满蒙权益之方法”。

石原莞尔





此后，松冈洋右、德富苏峰、石原莞尔等人，又分别就满蒙对于日本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述。观察这些人的论述可以发现，日本对于蒙古和东北（满洲）的观察，是基于地缘政治视角上的、建立亚洲大陆陆权的考量，如典型的石原莞尔在《世界最终战争论》指出，日本和西方世界的大战已经无可避免，在这场“最终战争”中，日本面临的问题是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缺乏战略纵深，必须向亚洲大陆求资源，求人口，求纵深，满蒙地区是日本的战略纵深和资源宝库，也是背靠亚洲大陆最坚不可摧的阵地。

1938年的中国势力图（图片来自互联网）





也正是出于日本政府的这一战略设计，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政府先后策动成立了伪“满洲国”，伪“蒙疆自治政府”，而后又策动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更是成立了南京汪记国民党伪政权。这些归根结底，都是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后、一路沿袭下来的“满蒙政策”、“满蒙非中国”的外在表现：在关外，分别以蒙古和东北作为基本盘建立伪政权，而在关内则以“汉地十八省”为基本盘，建立伪政权，各伪政权既可以同样为日本所用，更可以互相牵制，避免东亚大陆上出现一个统一的国家，以对孤悬海外的日本本土造成严重的威胁。

东京审判“伪满洲国”皇帝





所幸，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让日本试图把蒙古和东北从中国领土上拆卸下来，顺带将中国领土的其余部分也大卸八块的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这也是日本的“满蒙政策”在实践中的第二次失败，随后的新中国建立，则更是让中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中国要警惕日本阴谋

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整体被美国进行了“无害化改造”，但这种改造很显然并不彻底，而日本对于蒙古，满洲的“特殊兴趣”，也被这样一以贯之地传承了下来。



毕竟，地缘政治战略是可以跨越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的，从明治维新到现在也只不过过去了150多年时间，只要日本的地理环境没有变化，日本面临的国际局势没有变化，只要亚洲大陆依然维持着统一和完整的地缘格局，那么日本对“满蒙问题”的特殊兴趣，就有存在的价值。这些在日本国内以“闲棋冷子”的形式存在的“满蒙研究组织”，不知道哪一天会因为某种因素而再度苏醒。



而对于我们来说，在明确了日本的“满蒙问题”的由来、主要的理论体系和发展历史，也明确了中国近代史上，和日本的“满蒙问题”、“满蒙兴趣”发生过的纠葛之后，我们在当下的民族问题上，应当采取怎样的立场？应当怎样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建构？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不是强调任何一个单一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反对一切分裂活动，而不是用一个民族/族群的民族主义去反对另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这些基本的原则和立场，自然也就不言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