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很多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都有让子孙后代引以为豪的东西。这些东西也许是超越时代的文治，也许是超越时代的武功。

几千年后，这一切都已经成为历史迷雾中的尘埃，而这些民族的后人们则仍然乐此不疲地讨论着历史上的那些经典的桥段和高光时刻，只不过这些后人有些只是敬仰，而有些人则将这些内容上升到民族主义的高度，将本民族以外的其他民族都视为“劣等人”，并形成一股分裂思潮，给相应国家造成巨大伤害。

其中我国所熟知的就是源自土耳其的“泛突厥”思想，之前乌鸦曾给大家做过详细介绍。（感兴趣可点击此处查看）

而另一股民族分裂思潮虽然没那么高调，但是时不时就会把它的獠牙不经意间露出来，那就是“泛蒙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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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蒙古主义”核心思想是“三蒙统一”，他们主张以蒙古国现有版图为中心，应将俄罗斯联邦的布里亚特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整并成新的“大蒙古国”。

同时，和“泛突厥主义”群体怀念极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一样，“泛蒙古主义”群体自然也沉浸在蒙古帝国的荣光难以自拔。

这些人对于所在国的主体民族（汉族、俄罗斯族）尤为仇恨，但他们对西欧、美国则充满仰慕崇拜之情，所以“脱亚入欧”也是他们的狂想之一。

这套分裂主义源自19世纪80年代，也就是晚清时期。

彼时，刚收复新疆不久的清廷察觉沙俄又开始向蒙区渗透和蚕食，这引起了清廷的高度警觉，正所谓“保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如果蒙古地区不保，那清廷也将“天子守国门”了！

为此，清廷开始对蒙古地区的政策作出重大调整。

在经济上，放弃了清初的禁入政策，实行大规模的移民实边、放垦蒙荒。政治上设置厅级行政机构，加强对蒙区的有效管理。

但是这些手段并未起到有效作用，境外的分离思潮开始快速蔓延，尤以沙俄布里亚特为甚。

《封神》第一部女主娜然就来自现在的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俄蒙混血

说了令人唏嘘，在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前，布里亚特也曾为清朝版图一部分，谁能想到，这片被清廷放弃的前领土会成为日后滋生各种“泛蒙古”独立思潮的是非之地。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个叫作扎木斯朗·策本的布里亚特人，1880年出生于外贝加尔山脉的阿金斯科地区。1898年至1902年，他在伊尔库茨克的神学院学习期间访问了周边的布里亚特氏族，收集有关萨满教及蒙古法律的史诗和材料。此后他多次前往外贝加尔、喀尔喀蒙古、库仑以及他老家阿金斯科等蒙古民族聚居地区。

除此之外，1909年他还去鄂尔多斯和内蒙古其他地区考察了一年的时间。

在科学考察的同时，他还投身社会和政治活动，建立了基层的布里雅特民族主义组织，诸如“布里雅特人民旗帜”“布里雅特地区团结”之类的“NGO”，只不过名气不大。

随着考察的深入，策本开始思索“蒙古民族的自救之道”，最后，他得出结论：蒙古民族要强大，唯有“脱亚入欧”，而这首先要让蒙古人彻底俄罗斯化，并让所有蒙古民族聚居区统一起来。

这可以说是“泛蒙古主义”的雏形，同时，策本选择了外蒙古作为自己的第一个目标。

而沙俄当局对策本这套思想颇为推崇，予以大力支持，这使得外蒙古的亲俄反华势力开始崛起，分离思想大行其道。

面对策本的骑脸输出，日薄西山的清政府无力抵抗。

1912年，外蒙古宣布独立之后，俄国派出特使到库伦，而化名为扎木察拉诺的策本则在库伦为俄国公使当助理。此时，沙俄分裂外蒙的目的已经达到，对外蒙古施加影响力和控制则成了重中之重，即便不能将外蒙古收入沙俄的版图，也至少要将其死死地攥在自己手中。

不过，计划不如变化快。沙俄政府在1917年突然倒台，趁着这个机会，策本与其他布里亚特活动人士在同年召开了第一次“全民大会”，宣布布里亚特“自治”。1921年3月，他还参加了“蒙古人民党”成立大会，据称他还撰写了该党党纲《十条愿望》。

不过苏联并不打算放弃沙俄在这里的利益，很明显，策本的独立运行和分裂思想已经触动了苏联的奶酪。

1937年，策本被苏联肃反人员逮捕；1940年2月，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有期徒刑5年。

1942年，策本这个可耻的分裂分子最终死在了劳改营中。

如果说策本是在文化层面进行“泛蒙古化”，那在实质性的武装叛乱中，以黑喇嘛最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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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喇嘛，听这名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其本名叫做丹毕坚赞，出生在俄国西蒙古杜尔伯特部，是极端蒙古民族主义者。

黑喇嘛最开始成名于沙俄鼓动外蒙古独立时，当时的边境十分混乱，黑喇嘛投身军队，成为支持外蒙独立的先锋军。

1912年黑喇嘛作为西蒙古军队的最高统帅带兵攻打与新疆比邻的科布多城，所到之处不遗余力地鼓吹蒙古独立，自称上天派来“从中国手中解放蒙古人”的使者。

面对黑喇嘛暴徒们的猛烈进攻，中国军民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死守城池，但最终不敌，科布多城陷。

黑喇嘛对科布多所有非蒙古族进行了血腥屠城，尤其是将俘虏的士兵残酷虐杀。

不少目击者称：“黑喇嘛自以右手执匕首划开中国俘虏胸膛，并用左手伸入胸腔摘取俘虏的心脏。”

更残忍的是，黑喇嘛还将挖出的心脏与大脑、血液混合，献祭于藏传佛教诸神，还将俘虏活活剥皮，用作自己的卧室装饰。

黑喇嘛活剥的人皮

这一举动让他在外蒙古声名大噪，还被授予“呼图克图”的称号，也就是官方册封的仅次于班禅、达赖的活佛，这也是他的外号“黑喇嘛”的由来。

不过丹毕坚赞的狂妄自大也让其在日后的政治站队中频频精准踩雷！

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苏联红军联手在外蒙古发动了革命，同时参与其中的还有代表保皇党势力的俄国白军，而丹毕坚赞坚定地站在了后者的一边。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蒙古国内革命党取得了胜利，白军和黑喇嘛被打得抱头鼠窜。

在外蒙的俄国白匪军

接下来，红军在整个外蒙古和西伯利亚悬赏捉拿黑喇嘛，死的活得都成。孤掌难鸣的黑喇嘛逃出科布多开始了亡命之旅。四面楚歌中，黑喇嘛逃到了新疆。但是由于之前他就得罪了新疆督军杨增新，所以新疆根本没有其立锥之地。

苏联红军进入外蒙古

1920年的冬天，黑喇嘛带着自己的部落，掉头南下，走出中蒙界山，来到了中国西北新疆、甘肃、内蒙古交界处的最大的无人定居区黑戈壁，各式各样在外蒙古不能立足的人，纷纷追随他来到黑戈壁。

富有经验的黑喇嘛深知，在黑戈壁上立足的根本就是控制水源。他带领随从把黑戈壁上的水源逐一查录并派专人把守。然后斩断了丝绸之路，依靠劫掠过往的商队迅速积累起了富可敌国的财富。

进入中国为非作歹的黑喇嘛

20世纪初在中国西部探险考察的外国人，如发现楼兰古城遗址的瑞典人斯文·赫定，以及美国人欧文·拉铁摩尔，俄国人奥勃鲁切夫、科兹洛夫等人，都在自己的中亚探险专著里，辟出专门的章节叙述与黑喇嘛的遭遇，或称其匪帮，或称其侠盗。

一时，黑喇嘛被安西、额济纳、哈密一带的老百姓视为洪水猛兽，哈密东北部山乡的居民吓唬孩子都不说狼来了，而说黑喇嘛来了。

1923年，亲苏的外蒙古当局派出一支600人的精锐分队，专门追杀黑喇嘛，越界接近了他在马鬃山的巢穴。特遣队决定，由著名的肃反英雄——特工巴勒丹道尔吉，伪装成土匪打入城堡内部。

巴勒丹道尔吉很快成为丹比坚赞的亲信。但黑喇嘛相当谨慎，又孔武有力，外人行刺根本不可能得逞，他只能孤注一掷，装出快要病死的样子，丹毕坚赞来诀别时，趁其俯身相就时突然杀了他。没等部下反应过来，立即砍下他的头颅。巴勒丹道尔吉面对一片对准他的枪口、面不改色地说：“我吃了黑喇嘛的心，继承了黑喇嘛的法力！”

听到这话，没有人敢开枪。苏联及外蒙古就这样干掉了丹毕坚赞，并将其首级用福尔马林进行防腐处理后送往乌兰巴托，悬挂在广场上示众，最后带回了苏联。目前，丹毕坚赞的首级仍然保存于圣彼得堡俄罗斯国立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艺术间展示馆，编号为3394号。

虽然黑喇嘛被枭首，但是事情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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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时期还有一个叫作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谢苗诺夫的泛蒙古主义者，他生于俄罗斯外贝加尔州，其父有部分布里亚特血统。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之后，谢苗诺夫出任了临时政府在贝加尔湖地区的代表，负责招募布里亚特志愿兵。不过这些泛蒙古主义者似乎站队的政治敏锐性都不怎么样，简直堪称“猪队友”。

与黑喇嘛支持白军一样，支持资产阶级的谢苗诺夫在担任代表仅三个月之后，俄国就爆发了十月革命。谢苗诺夫心有不甘，随后发起了反共叛乱，最后兵败不得不逃往中国哈尔滨。

1918年4月，他在东清铁路沿线的海拉尔、昂昂溪招募了4个营，开赴满洲里，成立“外贝加尔地方临时政府”。

谢苗诺夫与丹毕坚赞一样，干的也是土匪的生意，靠劫掠火车、抢劫财物为生。1919年3月，谢苗诺夫在赤塔召开了“大蒙古大会”，宣称要建立一个统一外蒙古、内蒙古及呼伦贝尔等地的“大蒙古国”并尊外蒙古第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国家元首。

也是在同一年，在日本干涉军（第5师团）支持下，谢苗诺夫自任外贝加尔哥萨克军的阿塔曼（领导人），并出兵试图占领中东铁路。

不过谢苗诺夫又一次发挥了“灭绝师太”的实力，靠啥啥倒的因果律再一次发力。因为仅仅一年后的1920年7月，日本签订《缓冲国建设备忘录》，同意在西伯利亚撤军，同时停止了对谢苗诺夫的援助。

谢苗诺夫的部队这下只能撤出贝加尔湖地区，并在逃往日本失败后，又试图逃往美国，流亡美国期间又因犯事差点被判刑。

最后，他跑到了中国华北定居，依靠日本政府每月1000元的资助作为养老金。“伪满洲国”成立后，他还被溥仪聘用了一段时间。但是谢苗诺夫始终对苏联抱有极强的敌意，并一直致力于“大蒙古主义”，最后在1945年9月，谢苗诺夫在大连被苏军伞兵俘获，次年被处决。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除了布里亚特和外蒙古之外，“泛蒙古主义”在内蒙古也一度兴风作浪。

九一八事变之后，蒙古旅平同乡会发表告同胞书，宣称：日本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夺取我们的东北四省........又感到蒙古民族生存的危机，我们为御侮图存，所以不能不厉行自治，也唯有自治，方能保留我们蒙古民族生存的残剩的土地。

表面看来，说得义正辞严。然而看一看发表人的身份，就能嗅出其中的猫腻来。这些王公贵族实际上反而积极与日本人合作，妄图实现内蒙古的独立，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德王。

德王全称叫做“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是内蒙古的王公，主张内蒙独立，也是典型的“泛蒙古主义”者。1902年2月出生于察哈尔地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1908年，德王6岁，老郡王去世，德王承袭了郡王爵职。

1924年的时候，溥仪被冯玉祥赶出了紫禁城，逃到了日本公馆。听闻此事德王起身前往北京以臣事君之礼“觐见”了溥仪，临走还“进贡”给了溥仪1万银圆的“厚礼”，这让溥仪大为受用。

德王在政治上的一系列活动，引起了正在积极推行侵华“满蒙政策”的日本关东军的注意，毕竟满世界找“汉奸”……准确说是“蒙奸”的日本人怎么可能放得过这种“投怀送抱”的目标呢。于是1929年冬，日本驻张家口大特务盛岛角芳等4人，潜入内蒙古各地，拉拢德王并进行一系列的阴谋活动。

从此德王算是彻底上了日本人的贼船了。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此时日帝也急于将内蒙古完全纳入它的侵略势力之下，使之成为“伪满”的护翼和缓冲地。这样一来，德王独立的想法就与日本关东军的想法不谋而合，双方达成了阶段性的一致。

接着，德王的表演就开始了。1933年7月，以德王为首的蒙古王公贵族，召集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的蒙旗代表在百灵庙召开第一次内蒙古自治会议。会议决定“要求中央许可内蒙古自治，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

同年10月9日，第二次内蒙古自治会议在百灵庙召开。会议通过了《内蒙古政府组织法》，规定了内蒙古政府的自治权：“内蒙古自治政府总揽内蒙古各盟、部、旗之治权”“内蒙自治政府除国防军事外交事项，由中央处理外，内蒙一切行政权，俱依自治政府法律、命令行之”。

这一大堆归结起来无非就是：我要闹独立！

这样的要求，任何一个有追求的政府都不会答应。但这可是国民政府呀，后者居然答应了大部分的要求。1934年，国民政府批准在百灵庙成立“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蒙政会），并制定了一系列的官员，德王任秘书长，实际上“蒙政会”大权则完全操纵于德王一人之手。

得到消息的日本人对德王的态度也好了起来，紧接着就运来了大批的“三八大盖”支持德王的“事业”。关东军为全面控制德王，甚至送他一架6人座的飞机，并派遣两名日本军人充当专机驾驶员和助手，实际上是要变相控制德王。

而德王下三滥到什么程度？1935年9月，关东军参谋副长坂垣征四郎飞到锡林郭勒盟，会见了索王和德王。商谈中，德王提出：“乘日本进军绥远地区之机，希望日本帮助我把东西蒙合并起来，早日建立'蒙古国'，完成蒙古独立建国的大业。”

索王

坂垣当即答复：“蒙古独立建国，我们是愿意帮助的。不过东部蒙古是满洲国的领地，我无权答复。但是为了你们筹备蒙古建国，我可先派三个日本顾问来帮助你们。”

索王听到这里，马上严词拒绝：“这不是第二个满洲国吗？”随后竟然拂袖而去。虽然索王同样也是支持独立的，但是起码还有一丝想当人的尊严。

从此之后索王再也不与日本人合作，而德王居然单独与关东军加紧了“日蒙合作”勾结活动。

1935年德王还与“伪满”总理、军政、外交、宫内等大臣会谈，缔结“满蒙合作协定”。德王征得关东军允许，还前去拜见了“伪满皇帝”溥仪。有意思的是，德王的“忠君”思想很浓厚，1934年，在溥仪当上“伪满皇帝”时，他特意穿上清朝时的蟒袍、马褂，戴上朝珠、顶戴，在溥仪画像前叩拜拍照。还派人专程将照片送给溥仪，表示忠心。

德王穿上日本人送的军服

1937年11月22日，在日本侵略军操纵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察南自治政府”和“晋北自治政府”三个伪政权合并而成了“蒙疆联合委员会”，总部设在张家口。随后，1939年9月1日，经过日本军部的精心策划，“蒙疆联合委员会”又改组为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名义上归南京的汪伪国民政府所辖，实则独立的政权，德王出任主席。

这意味着德王已经是与溥仪平起平坐的“封疆大吏”了。

有意思的事情又出现了。

1942年4月12日，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德王以“主席”的身份赴新京（长春）参加庆祝活动。

溥仪接见他时，没有用君臣礼节，而以政府首脑的礼仪相待。甚至在宴会上，溥仪亦改称德王为“贵主席”。但是德王在溥仪单独召见的时候，居然还是行三跪九叩大礼，而且称溥仪为“皇帝”，这让日本鬼子听了都一脸懵逼，大呼不妙。

结果还真就不妙了。三年后的1945年，日本兵败如山倒，伪“满洲国”和伪“蒙疆”随之彻底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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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前，德王就面见过蒋介石，而且不识时务地甩出了一份报告书，向蒋要求重建“内蒙古高度自治”政权，蒋介石当即打脸回绝，让他耗子尾汁。

蒋介石指责德王在伪“蒙疆”时的所作所为，为大多数中央官员所不能谅解。又告诫他：“最好抱着缄默不言的态度”，求得“不咎既往”，从宽对待。最后蒋答应每月供给“15万元生活费”，令他迅速返回北平做“隐居”的寓公。

但这时候的“蒙疆”伪政权欲孽却差一点将内蒙古也分裂出去。原来在1945年8月下旬，日寇刚刚投降，聚集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部分原伪“蒙古自治邦”官员和一批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在苏蒙联军的支持下，组成了所谓“内蒙古人民委员会”，作为临时权力机构以号令内蒙古中、西部各盟旗。

该委员会向外蒙乔巴山当局提出所谓“内外蒙合并”的请求，那时中国积贫积弱，可谓“泛蒙古主义”最接近成功的一次。

乔巴山

不过，乔巴山等担心内蒙的进入会分化自己的权力，于是拒绝了这伙分离分子的要求。

见“大蒙古国”重建无望，该委员会又将主要目标改为分裂内蒙古。

万幸的是，他们的举动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关注，党中央认定这是一种民族分裂行为，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相违背。

非法成立的伪“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

为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及时揭露和粉碎一小撮人分裂民族、破坏祖国统一的阴谋，党中央及时采取了有力措施。

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根据中央指示，立即派乌兰夫等同志前往苏尼特右旗解决这一问题。

1945年10月初，乌兰夫率奎壁、克力更等干部和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于10月初抵达苏尼特右旗王府。

乌兰夫首先与驻在那里的苏蒙联军负责人取得联系，阐明了中共的民族政策，揭露了“临时政府”打出民族独立旗号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同时，做了大量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各层民族人士的工作，使更多的人看清了“临时政府”的真面目，也使更多人接受了中共的正确主张，改组“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条件成熟。

同年10下旬，乌兰夫在苏尼特右旗主持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改组了“临时政府”。乌兰夫被选举为主席。改组后的“临时政府”搬迁到张家口张北县，并停止了以临时政府名义颁发布告或与各盟旗的联络，避免了一次民族分裂行动。

对于乌兰夫这次行动，周恩来总理给予高度评价：乌兰夫同志单刀赴会,一个人解决了一个“共和国”！

这段历史被拍成了电影《红色之子，单刀赴会》

1947年4月23日至5月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 召开，会议决定5月1日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日！

到这个时候，内蒙古再无分裂之可能，但德王贼心不死。

1949年1月1日，德王在北平和平解放之际逃往南京，后来又流窜内蒙古西部，纠集李守信等旧部，妄图取得美国支持，再次筹组成立“蒙古自治政府”。

1950年春，中苏、中蒙友好条约相继签订，同时公布德王、李守信等为伪“蒙疆”战犯魁首，被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逮捕入狱。同年9月18日德王等被引渡回中国，走上历史审判台。

德王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之时，与此前已在这里服刑的伪“满洲国”头号战犯溥仪“胜利会师”。此后，他们经过改造学习于1963年春同时获准特赦出狱，被聘为内蒙古文史馆馆员。

不得不说，德王的下场已经是“泛蒙古”主义者下场中最好的一位了，尽管他一生罪行累累，为了分裂内蒙古不惜认日寇作父，甚至恬不知耻地参拜过“靖国神厕”，注定遗臭万年。

今天的中国，再妄图“三蒙合一”，恢复蒙古帝国的版图，恐怕真的只能活在梦里。

“泛蒙古”狂热分子们幻想的内外蒙“统一”版图

过往的黑暗虽已被扫进了历史的烟尘之中，但是“泛蒙古主义”的游魂依然躲藏在阴影中中蠢蠢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