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上百万留学的小城中产 回到了月薪3000的体制内(图)
新闻来源: 看客inSight 于2024-05-22 12:23:39 提示:新闻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分享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选择回国发展。比起在一线城市的写字楼当白领,回家、考编、进体制成了更为吃香的选择。
哪怕是老家的月薪只有3000多元,还不及留学每月生活费的十分之一。
今年春节,在老家国企上班的时一就被同学们频频问起:为什么留了学,还是选择回来躺平?
“只有到一线城市里苦哈哈地生活,人生才值得吗?”她很想反驳回去。何况,她也没有“躺”:街舞、滑板、考证、做家教……
体制内的工作充满勾心斗角,但工作8小时外的时间都是她的,想怎么利用都可以。
小镇中产家庭的子女们,通过高考、留学努力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然后终于发现,家门口的自由和幸福也许更加诱人。
![](https://web.popo8.com/202405/22/4/605607d790type_png_size_900_429_end.jpg)
2023年6月,研究生毕业后,我从澳大利亚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那是一座西部三线城市,没有连绵的高楼和喧闹的车流,十分安静。我就住在城市东部,距离单位只有两公里,每天用不着起早贪黑,可以睡到自然醒,掐着时间踏进公司大门,坐在办公室,静候到下午五点。
八小时之外的时间从来是无人打扰的。我喜欢一个人舒舒服服的窝在沙发,对电视,抓一把零食;有时也会静下心,捧着一本书;或者到附近的舞蹈教室,跳街舞和爵士。
在许多人眼中,这样的生活舒适、悠闲。可日子一久,我却很烦躁。
起初只是因为工作上的一些小事。
公司是国企,属于人人羡慕的“铁饭碗”。不过“铁饭碗”规矩繁多,小到怎样称呼对方、怎样打印文件,大到一份工作由谁来做,全是“智慧”。然而我已经在国外无拘无束惯了,习惯了直来直去的工作方式,来到这里感觉如同被关进了牢笼。
澳大利亚的公园里,老人们在下国际象棋
首先要学习的是“正确”称呼主管。直呼其名,固然不行;但叫人“哥”,叫人“姐”,也不行。公司规定,要称呼头衔才行。
可只有领导才有头衔,这就苦了我这样的小喽啰,每天不得不“经理”长,“经理”短,还刻意陪着笑,感觉就像《甄嬛传》——嫔妃是嫔妃,答应是答应,奴才是奴才,尊卑有序,等级森严,时刻提醒自己位于生态链最底层。
倘若仅仅如此,倒也算了,偏偏我很快发现,如何干活,同样是一门学问。
在单位,除了分内的事情,还时常有许多额外文件要写。毕竟大领导是甩手掌柜,嘴皮子一动,下面人跑断腿。只是谁也不乐意跑断自己的腿,那就需要扯皮。
扯皮是技术活。办公室里大姐们自有办法——先紧盯文件,推算着各部门的责任,一发现工作和其他部门有关,立马推得一干二净。
刚入职几天,我就见到了这个技术。单位派下来一份新闻稿,部门大姐马上和其他部门的大哥开始“战斗”。
大姐的论据是“宣发不归我们管”,大哥的论据是“内容和你们有关,就该你们跟进”。两人在办公室里鏖战了一个半小时,最后大姐渐渐占据上峰,大获全胜。
她得意洋洋,翘着嘴角,偷偷朝我比出一个“V”。可我却觉得荒谬——一篇新闻稿满打满算三四百字,用不了三十分钟就能完成,大家却宁可花费大量的时间扯皮,真是毫无意义。
这还只是“明枪”,不久后,我又遇到了“暗箭”。
一次主管不在,其他部门领导突然找上门,说时一,这里有个文件,你学问高,就你来写吧。来不及等我开口,她便开始上思想课,说“你呀,要注意团结”“年轻人嘛,要有大局观”。见我仍然不为所动,立马又说:“你初来乍到,没有业绩。这件事你做好了,大姐一定跟总经理好好夸奖你。”
这份差事最终没落到我头上,倒不是我会扯皮,而是主管及时归来,让她不得不悻悻而归。很久后,我才明白,她这是见我初来乍到,拿我当“枪”呢。
如此日复一日,公司里的同事关系就变得十分微妙。这便涉及到了第三门学问,如何跟同事打交道。
进了体制内,时一连出去玩都不敢大方发朋友圈
公司里任何事情都要审批,而手握审批权限的部门就是“爷”。有次只为了打印一个文件,我来来回回找了四五个部门,整整一天不停解释,文件才打印成功,可其他什么也没做。
我抱怨着工作效率低下,但对桌大姐却说这就是公司,重要的不是活干得如何漂亮,而是如何才能不犯错。她语重心长地告诉我:时一,慢慢你就明白了,你的一举一动,别人全盯着。
秋天时我请了年假去旅游,临别时,经理特意叮嘱,出去一定要保密,不能发朋友圈。我不假思索就同意了,对着迎面走来的隔壁同事,淡定地撒谎出门见客户。
话说出口,连自己也惊讶,转而疑惑:不过是休假而已,为什么好像在做贼一样呢?
单位如同一个模具,规矩着我的行为,也规矩着我的想法。不知不觉,我学习了相互扯皮,也学会了面露友好,心怀警惕。可是一想到自己每天将时间全耗费在了这些事情上,心中难免感到沮丧。
我是单位里唯一有海外留学经历的研究生,环顾四周,许多人学历不如我,见识不如我,可却一样做着相似的工作,拿着一样相似的3000多工资,彼此没有任何不同。这样平庸的感觉让人很不甘心。
我想起来《围城》里的话: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
这座小城,就是我的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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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在这座围城里读书,从小到大,试卷上成绩永远漂漂亮亮,一直是长辈们眼中“好学生”。那时我想象,未来自己一定是在一线城市,每天出入于高耸的写字楼,穿着精致,过着电视里的“精英生活”。
我的人生轨迹也的确如此。高考考进了北京的知名院校学金融,毕业前还申请到国外的学校继续读研——我们专业出国的不少,父母也希望我像其他人那样长长见识。
因为疫情,出国定在了毕业后第二年。空闲的一年时间也没荒废,我先去北京,后去上海,在券商里实习。
券商里的日夜容不得喘息。每天花费一个小时挤地铁上下班,每一个人都像条晒干的咸鱼挂在横杆上,一路挂到了国贸和徐家汇,然后一涌而出,钻进了一个又一个布满玻璃幕墙的高大写字楼。
办公区是一个又一个格子间,像蜂巢,塞满了衣着考究的男女,互相不是聊着投资回报,就是争论着财务报表上的天文数字,每一个人语速飞快,时不时就飚出几句英文。
我每天埋头电脑前,忙起来连口水都顾不上喝,直到肩膀酸痛,才发现已经临近下班。不过下班也时常无法闲着,晚上十点多的线上会议,在这行里再正常不过。
幻灭的感觉开始浮现出来了,我渐渐发现原来所谓的“金融精英”也就那么回事,尤其是底层员工。有人沉默寡言,日日加班,眼圈黑得像熊猫,看上去随时准备晕倒;也有人联系客户时才展露笑容,一挂电话,就皱起眉,不时传来轻叹。
见多了,我也明白了,“精英”凤毛麟角,大部分人与流水线工人没什么两样,每天不情不愿,只为工资,只是生计。
在上海实习时,一眼望不到顶的大楼
可无论如何,他们还有工资,我忙个不停,却一分收入没有,还要每个月花三千块来租房,花三千块吃饭和坐地铁。而和我一样,为了刷履历的免费实习生有几十个,彼此之间,只能自嘲为“小黑工”。
自嘲之余,大家依然一如既往地“黑”着,因为金融行业就这样,高高在上的人谈着上亿的大买卖,对最底层的人却一毛不拔。
这样干了一年,我终于登上了飞往澳大利亚的航班。那时我觉得等到学成归来,自己也会找一家券商,像大多人那样,日子没滋没味。只是没想到,国外的日子,完全不同。
那是一座很小的城市,见不到多少人,只有无边无际的森林。有人将这里的生活戏称为出家,远离红尘,六根清净。
本地人全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模样。无论男女,喜欢穿着宽松短裤,套着卫衣,在草地上踢足球或玩飞盘,全然不顾太阳炽烈。而像我这样精心打扮,时刻保持优雅形象的中国女孩子们反而成了异类。
对于未来的规划,他们同样让人错愕。第一个学期我住在校内,一个白人女孩兴冲冲地告诉我,自己曾经休学一年,到非洲做教育志愿者,晚上住在营地,有时一开窗就能见到野生动物。后来她还感染了疟疾,几乎死掉。
她对此充满自豪,可我却目瞪口呆,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这一年,对于未来能有什么帮助吗?
可之后我发现,这样的事情在国外不是例外。有人商科读得好好的,突然转去学文学,就算注定了赚不到钱也无所谓;也有人书读到一半,决定休学一年跑到国外,在酒吧唱歌打工,只为了体验不同的文化。
这么一比较,我那所谓的GAP只是体验了一年金融“小黑工”的生活,真是苍白又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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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的第二个学期,我搬离了宿舍,一边读书,一边到奶茶店打工。
留学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一个学期学费十万,每个月房租四五千,还要吃饭,生活费一个月要一万多人民币。就算父母不说什么,我还是难为情,感觉应该自力更生。
打工不算累,每个礼拜只需去三四次,在柜台后,一站五六个小时。每小时21澳元,是澳大利亚的最低时薪,折合下来差不多一百块人民币。用来生活当然不够,但可以自己支付房租。
老板是个很随和的中国人,彼此直呼其名,说话、做事也不用绕弯子,而且准时下班。有一次见我到时间没走,他甚至责备我:“时一,你不赶紧回家,还留在这里加什么班啊?”
有时他也会聊自己。他说自己之前在这里读机械,读完了,却发现自己才不想做个无聊的工程师,更愿意做个自在的小老板,收入虽然马马虎虎,可想去哪就去哪。他时常给我看旅行照片,讲他在海上逗海豚,还有在林地露营遇到了狐狸。
我说:“你有勇气放弃做一个工程师,也真是厉害。”
他却不以为然,“活着不就是为了快乐吗?”
也就在那段时间,我决定独自搭乘飞机,飞去珀斯看海。站在金灿灿的沙滩上,与世界各国的陌生人一起听着海浪声,聊起彼此的故事,放肆大笑,像一群鸟,自由自在,无所顾忌。
一个人飞了趟珀斯,那个很出名的海上小火车
就这样来到了第二年,最后一个学期临近,毕业在即,大家纷纷开始忙着出路。有人准备一毕业就去大都市碰运气;也有人计划一边打工,一边等待机会。
可我的决定是离开。
小城固然安逸,但异乡也实在寂寞。我想念家乡的食物,也想念父母。虽然友情能够缓解思乡之痛,可毕业越来越近,大家见面也越来越少,大多数时间只能独自出门,独自归家。
路上陪伴自己的只有野生动物,野兔最多,偶尔也会碰到袋鼠,它们并不怕人。有一次,一只袋鼠就站在了几十米外,静静地转过头,盯了我十几秒,才自觉无趣,一蹦一蹦,远远离开。
想到继续留在澳大利亚,这样的情形日日都要发生,我可不愿接受。
于是最后一个学期我只选了几门网课,在家里两个多月,边应付着功课,边给国内的互联网和金融企业投简历。北京和上海的面试通知纷沓而至,生活瞬间也变得十分紧凑——白天读书,晚上找工作,几乎日日忙到后半夜。
可一个朋友的话却让我犹豫了。他在互联网公司里做运营,虽然收入不错,可是每天要忙到晚上十点,几乎除了睡觉,就只剩下了工作。
忽然间,我想起了实习时的忙碌,也想起了留学时自由自在的时光,还有奶茶店老板的话:“活着不是为了快乐吗?”
回澳洲完成最后一学期学业,透过窗外往外看有时候有种压抑和想家
我发现自己内心充满了矛盾:想要在国内生活,可是又怕在大城市里的辛劳。直到一个晚上,情绪忽然彻底崩溃,面对着怎么也准备不完的资料,莫名想哭。
母亲安慰说,你不想去就不要去了,干脆就留在身边吧,何必非要到外地去遭罪呢?
我点了点头,就在第二天,放弃了辛苦得来的面试机会。几个月后,一拿到毕业证,从国外径直回到了这里,进入这间两公里外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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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老家的国企后,许多长辈把我当做了榜样,劝说着远在他乡的孩子回到身边。他们说,你看时一,去了那么远的地方留学,现在不也回来了,你为什么不能回来呢?
听着这样的话,我只能苦笑,心中五味杂陈。
的确,小城的缓慢节奏是十分养人的,可在内心深处,看着如今三千块的收入,还不如当年在奶茶店里打零工,十分别扭。我很怕外人会产生一个念头:你读了那么多书,最后不也只能做一份月薪3000的工作吗?
为了弥补收入上的不甘,也为了向自己证明自己,我找了一份家教工作,顶着名校头衔,每天下班后,对着初中生解释一元二次方程以及如何制造氧化钙。一天三个小时,每个月赚上三千块,加上工资一个月收入六七千,在小城里还算不错。
可环顾四周,高中同学们全飘向了地图上的大城市,做互联网、做金融。只有我,学校比别人好,学历比别人高,为了少受生活的苦成了唯一的“逆行者”。
一想到自己曾去过那么远的远方,却要困顿在办公室,整日忙着扯皮和混日子,还是不免觉得荒废。
给自己找了一份家教兼职,不再为工资的事情内耗了
迷茫的感觉无处发泄,那就只能和远方的好友互相倾诉。
那个姑娘是大学同学,在券商里摸爬滚打了许多年。她说自己很忙,经常要通宵达旦地计算着盈亏,还要每天要穿着纤细的高跟鞋和高腰裙,行走在高楼林立的徐家汇,鞋跟和地面一碰,敲出清脆而急促的节奏。
“这不是你以前想象中的样子嘛?”我问她。
“年少无知。”她很快回答,叹了口气,继续说:“年薪大几十万,看起来很多,可上海这地方,吃饭很贵,房租也贵得离谱,还不得不购置名牌衣服和首饰。我不喜欢这些,但没办法啊,必须要装点门面。到了年底一盘算,以为自己赚了很多钱,结果账户上只多出了十万块。”
“十万块也不少了。”
“以后要买房的。上海房价多贵你也知道。攒上十几年,最后才够首付,就为了能贷款,继续还债。还着还着,二十年就过去了。奋斗了半天,只是为了让自己债台高筑。这就是一线城市。你说讽刺不讽刺?”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她忽然顾自笑了:“时一,其实我好羡慕你现在的状态。真的,至少你的每一天,只属于自己。”
一席话不光没有解决困惑,反而让人更加迷茫了。我不禁想起了那句话:北上广装不下肉身,三四线装不下灵魂。那,我的灵魂是什么?
直到有一天,在城中心的咖啡店,一个朋友兴高采烈地给我展示了她的事业:画表情包。她说她再也受不了单调重复的打工生活,有一天突然醒悟,“老娘不做了”,辞了职。从此用不着再看老板的脸色,只要一台电脑,和一个画板,自己也能过得很好。
我很羡慕她,一瞬间,也想到了自己。从小到大,我的人生按部就班,好好读书,考一个好大学,然后去国外留学,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看上去“体面”。但到了国外,我才发现世界那么大,人生多种多样,“体面”与“我是谁”并不是等价关系。
从那天起,我想明白了许多。我做了一个表格,列举出了种种没有做,又一直想去做的事情:
1,学滑板;
2,考CPA;
3,学日语;
4,开一个补课中心,教更多小孩子;
5,去流浪,每个城市住上三四个月;
6,继续留学,去看一看更多的人,更多的景;
……
当然,很多事情还很遥远,需要慢慢积攒。不过前三项,倒是随时可以发生。
利用周末和下班后的时间,时一学会了摩托车和滑板
从此每个周末,在附近的公园里,都会出现一个27岁的姑娘。她满头汗水,在阳光下踩着滑板,动作跌跌撞撞,笨拙又缓慢。周围飘来的讥笑目光她不在乎,摔得是否漂亮优雅她也不在乎,只专心致志地享受着风吹过发梢的感觉。
也许“体面”永远也不会发生,但至少,我终于明白了“我是谁”。
哪怕是老家的月薪只有3000多元,还不及留学每月生活费的十分之一。
今年春节,在老家国企上班的时一就被同学们频频问起:为什么留了学,还是选择回来躺平?
“只有到一线城市里苦哈哈地生活,人生才值得吗?”她很想反驳回去。何况,她也没有“躺”:街舞、滑板、考证、做家教……
体制内的工作充满勾心斗角,但工作8小时外的时间都是她的,想怎么利用都可以。
小镇中产家庭的子女们,通过高考、留学努力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然后终于发现,家门口的自由和幸福也许更加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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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研究生毕业后,我从澳大利亚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那是一座西部三线城市,没有连绵的高楼和喧闹的车流,十分安静。我就住在城市东部,距离单位只有两公里,每天用不着起早贪黑,可以睡到自然醒,掐着时间踏进公司大门,坐在办公室,静候到下午五点。
八小时之外的时间从来是无人打扰的。我喜欢一个人舒舒服服的窝在沙发,对电视,抓一把零食;有时也会静下心,捧着一本书;或者到附近的舞蹈教室,跳街舞和爵士。
在许多人眼中,这样的生活舒适、悠闲。可日子一久,我却很烦躁。
起初只是因为工作上的一些小事。
公司是国企,属于人人羡慕的“铁饭碗”。不过“铁饭碗”规矩繁多,小到怎样称呼对方、怎样打印文件,大到一份工作由谁来做,全是“智慧”。然而我已经在国外无拘无束惯了,习惯了直来直去的工作方式,来到这里感觉如同被关进了牢笼。
![](https://web.popo8.com/202405/22/8/abc4459f2ctype_png_size_1080_133_end.jpg)
首先要学习的是“正确”称呼主管。直呼其名,固然不行;但叫人“哥”,叫人“姐”,也不行。公司规定,要称呼头衔才行。
可只有领导才有头衔,这就苦了我这样的小喽啰,每天不得不“经理”长,“经理”短,还刻意陪着笑,感觉就像《甄嬛传》——嫔妃是嫔妃,答应是答应,奴才是奴才,尊卑有序,等级森严,时刻提醒自己位于生态链最底层。
倘若仅仅如此,倒也算了,偏偏我很快发现,如何干活,同样是一门学问。
在单位,除了分内的事情,还时常有许多额外文件要写。毕竟大领导是甩手掌柜,嘴皮子一动,下面人跑断腿。只是谁也不乐意跑断自己的腿,那就需要扯皮。
扯皮是技术活。办公室里大姐们自有办法——先紧盯文件,推算着各部门的责任,一发现工作和其他部门有关,立马推得一干二净。
刚入职几天,我就见到了这个技术。单位派下来一份新闻稿,部门大姐马上和其他部门的大哥开始“战斗”。
大姐的论据是“宣发不归我们管”,大哥的论据是“内容和你们有关,就该你们跟进”。两人在办公室里鏖战了一个半小时,最后大姐渐渐占据上峰,大获全胜。
她得意洋洋,翘着嘴角,偷偷朝我比出一个“V”。可我却觉得荒谬——一篇新闻稿满打满算三四百字,用不了三十分钟就能完成,大家却宁可花费大量的时间扯皮,真是毫无意义。
这还只是“明枪”,不久后,我又遇到了“暗箭”。
一次主管不在,其他部门领导突然找上门,说时一,这里有个文件,你学问高,就你来写吧。来不及等我开口,她便开始上思想课,说“你呀,要注意团结”“年轻人嘛,要有大局观”。见我仍然不为所动,立马又说:“你初来乍到,没有业绩。这件事你做好了,大姐一定跟总经理好好夸奖你。”
这份差事最终没落到我头上,倒不是我会扯皮,而是主管及时归来,让她不得不悻悻而归。很久后,我才明白,她这是见我初来乍到,拿我当“枪”呢。
如此日复一日,公司里的同事关系就变得十分微妙。这便涉及到了第三门学问,如何跟同事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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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里任何事情都要审批,而手握审批权限的部门就是“爷”。有次只为了打印一个文件,我来来回回找了四五个部门,整整一天不停解释,文件才打印成功,可其他什么也没做。
我抱怨着工作效率低下,但对桌大姐却说这就是公司,重要的不是活干得如何漂亮,而是如何才能不犯错。她语重心长地告诉我:时一,慢慢你就明白了,你的一举一动,别人全盯着。
秋天时我请了年假去旅游,临别时,经理特意叮嘱,出去一定要保密,不能发朋友圈。我不假思索就同意了,对着迎面走来的隔壁同事,淡定地撒谎出门见客户。
话说出口,连自己也惊讶,转而疑惑:不过是休假而已,为什么好像在做贼一样呢?
单位如同一个模具,规矩着我的行为,也规矩着我的想法。不知不觉,我学习了相互扯皮,也学会了面露友好,心怀警惕。可是一想到自己每天将时间全耗费在了这些事情上,心中难免感到沮丧。
我是单位里唯一有海外留学经历的研究生,环顾四周,许多人学历不如我,见识不如我,可却一样做着相似的工作,拿着一样相似的3000多工资,彼此没有任何不同。这样平庸的感觉让人很不甘心。
我想起来《围城》里的话: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
这座小城,就是我的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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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在这座围城里读书,从小到大,试卷上成绩永远漂漂亮亮,一直是长辈们眼中“好学生”。那时我想象,未来自己一定是在一线城市,每天出入于高耸的写字楼,穿着精致,过着电视里的“精英生活”。
我的人生轨迹也的确如此。高考考进了北京的知名院校学金融,毕业前还申请到国外的学校继续读研——我们专业出国的不少,父母也希望我像其他人那样长长见识。
因为疫情,出国定在了毕业后第二年。空闲的一年时间也没荒废,我先去北京,后去上海,在券商里实习。
券商里的日夜容不得喘息。每天花费一个小时挤地铁上下班,每一个人都像条晒干的咸鱼挂在横杆上,一路挂到了国贸和徐家汇,然后一涌而出,钻进了一个又一个布满玻璃幕墙的高大写字楼。
办公区是一个又一个格子间,像蜂巢,塞满了衣着考究的男女,互相不是聊着投资回报,就是争论着财务报表上的天文数字,每一个人语速飞快,时不时就飚出几句英文。
我每天埋头电脑前,忙起来连口水都顾不上喝,直到肩膀酸痛,才发现已经临近下班。不过下班也时常无法闲着,晚上十点多的线上会议,在这行里再正常不过。
幻灭的感觉开始浮现出来了,我渐渐发现原来所谓的“金融精英”也就那么回事,尤其是底层员工。有人沉默寡言,日日加班,眼圈黑得像熊猫,看上去随时准备晕倒;也有人联系客户时才展露笑容,一挂电话,就皱起眉,不时传来轻叹。
见多了,我也明白了,“精英”凤毛麟角,大部分人与流水线工人没什么两样,每天不情不愿,只为工资,只是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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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无论如何,他们还有工资,我忙个不停,却一分收入没有,还要每个月花三千块来租房,花三千块吃饭和坐地铁。而和我一样,为了刷履历的免费实习生有几十个,彼此之间,只能自嘲为“小黑工”。
自嘲之余,大家依然一如既往地“黑”着,因为金融行业就这样,高高在上的人谈着上亿的大买卖,对最底层的人却一毛不拔。
这样干了一年,我终于登上了飞往澳大利亚的航班。那时我觉得等到学成归来,自己也会找一家券商,像大多人那样,日子没滋没味。只是没想到,国外的日子,完全不同。
那是一座很小的城市,见不到多少人,只有无边无际的森林。有人将这里的生活戏称为出家,远离红尘,六根清净。
本地人全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模样。无论男女,喜欢穿着宽松短裤,套着卫衣,在草地上踢足球或玩飞盘,全然不顾太阳炽烈。而像我这样精心打扮,时刻保持优雅形象的中国女孩子们反而成了异类。
对于未来的规划,他们同样让人错愕。第一个学期我住在校内,一个白人女孩兴冲冲地告诉我,自己曾经休学一年,到非洲做教育志愿者,晚上住在营地,有时一开窗就能见到野生动物。后来她还感染了疟疾,几乎死掉。
她对此充满自豪,可我却目瞪口呆,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这一年,对于未来能有什么帮助吗?
可之后我发现,这样的事情在国外不是例外。有人商科读得好好的,突然转去学文学,就算注定了赚不到钱也无所谓;也有人书读到一半,决定休学一年跑到国外,在酒吧唱歌打工,只为了体验不同的文化。
这么一比较,我那所谓的GAP只是体验了一年金融“小黑工”的生活,真是苍白又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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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的第二个学期,我搬离了宿舍,一边读书,一边到奶茶店打工。
留学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一个学期学费十万,每个月房租四五千,还要吃饭,生活费一个月要一万多人民币。就算父母不说什么,我还是难为情,感觉应该自力更生。
打工不算累,每个礼拜只需去三四次,在柜台后,一站五六个小时。每小时21澳元,是澳大利亚的最低时薪,折合下来差不多一百块人民币。用来生活当然不够,但可以自己支付房租。
老板是个很随和的中国人,彼此直呼其名,说话、做事也不用绕弯子,而且准时下班。有一次见我到时间没走,他甚至责备我:“时一,你不赶紧回家,还留在这里加什么班啊?”
有时他也会聊自己。他说自己之前在这里读机械,读完了,却发现自己才不想做个无聊的工程师,更愿意做个自在的小老板,收入虽然马马虎虎,可想去哪就去哪。他时常给我看旅行照片,讲他在海上逗海豚,还有在林地露营遇到了狐狸。
我说:“你有勇气放弃做一个工程师,也真是厉害。”
他却不以为然,“活着不就是为了快乐吗?”
也就在那段时间,我决定独自搭乘飞机,飞去珀斯看海。站在金灿灿的沙滩上,与世界各国的陌生人一起听着海浪声,聊起彼此的故事,放肆大笑,像一群鸟,自由自在,无所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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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来到了第二年,最后一个学期临近,毕业在即,大家纷纷开始忙着出路。有人准备一毕业就去大都市碰运气;也有人计划一边打工,一边等待机会。
可我的决定是离开。
小城固然安逸,但异乡也实在寂寞。我想念家乡的食物,也想念父母。虽然友情能够缓解思乡之痛,可毕业越来越近,大家见面也越来越少,大多数时间只能独自出门,独自归家。
路上陪伴自己的只有野生动物,野兔最多,偶尔也会碰到袋鼠,它们并不怕人。有一次,一只袋鼠就站在了几十米外,静静地转过头,盯了我十几秒,才自觉无趣,一蹦一蹦,远远离开。
想到继续留在澳大利亚,这样的情形日日都要发生,我可不愿接受。
于是最后一个学期我只选了几门网课,在家里两个多月,边应付着功课,边给国内的互联网和金融企业投简历。北京和上海的面试通知纷沓而至,生活瞬间也变得十分紧凑——白天读书,晚上找工作,几乎日日忙到后半夜。
可一个朋友的话却让我犹豫了。他在互联网公司里做运营,虽然收入不错,可是每天要忙到晚上十点,几乎除了睡觉,就只剩下了工作。
忽然间,我想起了实习时的忙碌,也想起了留学时自由自在的时光,还有奶茶店老板的话:“活着不是为了快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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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自己内心充满了矛盾:想要在国内生活,可是又怕在大城市里的辛劳。直到一个晚上,情绪忽然彻底崩溃,面对着怎么也准备不完的资料,莫名想哭。
母亲安慰说,你不想去就不要去了,干脆就留在身边吧,何必非要到外地去遭罪呢?
我点了点头,就在第二天,放弃了辛苦得来的面试机会。几个月后,一拿到毕业证,从国外径直回到了这里,进入这间两公里外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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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老家的国企后,许多长辈把我当做了榜样,劝说着远在他乡的孩子回到身边。他们说,你看时一,去了那么远的地方留学,现在不也回来了,你为什么不能回来呢?
听着这样的话,我只能苦笑,心中五味杂陈。
的确,小城的缓慢节奏是十分养人的,可在内心深处,看着如今三千块的收入,还不如当年在奶茶店里打零工,十分别扭。我很怕外人会产生一个念头:你读了那么多书,最后不也只能做一份月薪3000的工作吗?
为了弥补收入上的不甘,也为了向自己证明自己,我找了一份家教工作,顶着名校头衔,每天下班后,对着初中生解释一元二次方程以及如何制造氧化钙。一天三个小时,每个月赚上三千块,加上工资一个月收入六七千,在小城里还算不错。
可环顾四周,高中同学们全飘向了地图上的大城市,做互联网、做金融。只有我,学校比别人好,学历比别人高,为了少受生活的苦成了唯一的“逆行者”。
一想到自己曾去过那么远的远方,却要困顿在办公室,整日忙着扯皮和混日子,还是不免觉得荒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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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茫的感觉无处发泄,那就只能和远方的好友互相倾诉。
那个姑娘是大学同学,在券商里摸爬滚打了许多年。她说自己很忙,经常要通宵达旦地计算着盈亏,还要每天要穿着纤细的高跟鞋和高腰裙,行走在高楼林立的徐家汇,鞋跟和地面一碰,敲出清脆而急促的节奏。
“这不是你以前想象中的样子嘛?”我问她。
“年少无知。”她很快回答,叹了口气,继续说:“年薪大几十万,看起来很多,可上海这地方,吃饭很贵,房租也贵得离谱,还不得不购置名牌衣服和首饰。我不喜欢这些,但没办法啊,必须要装点门面。到了年底一盘算,以为自己赚了很多钱,结果账户上只多出了十万块。”
“十万块也不少了。”
“以后要买房的。上海房价多贵你也知道。攒上十几年,最后才够首付,就为了能贷款,继续还债。还着还着,二十年就过去了。奋斗了半天,只是为了让自己债台高筑。这就是一线城市。你说讽刺不讽刺?”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她忽然顾自笑了:“时一,其实我好羡慕你现在的状态。真的,至少你的每一天,只属于自己。”
一席话不光没有解决困惑,反而让人更加迷茫了。我不禁想起了那句话:北上广装不下肉身,三四线装不下灵魂。那,我的灵魂是什么?
直到有一天,在城中心的咖啡店,一个朋友兴高采烈地给我展示了她的事业:画表情包。她说她再也受不了单调重复的打工生活,有一天突然醒悟,“老娘不做了”,辞了职。从此用不着再看老板的脸色,只要一台电脑,和一个画板,自己也能过得很好。
我很羡慕她,一瞬间,也想到了自己。从小到大,我的人生按部就班,好好读书,考一个好大学,然后去国外留学,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看上去“体面”。但到了国外,我才发现世界那么大,人生多种多样,“体面”与“我是谁”并不是等价关系。
从那天起,我想明白了许多。我做了一个表格,列举出了种种没有做,又一直想去做的事情:
1,学滑板;
2,考CPA;
3,学日语;
4,开一个补课中心,教更多小孩子;
5,去流浪,每个城市住上三四个月;
6,继续留学,去看一看更多的人,更多的景;
……
当然,很多事情还很遥远,需要慢慢积攒。不过前三项,倒是随时可以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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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每个周末,在附近的公园里,都会出现一个27岁的姑娘。她满头汗水,在阳光下踩着滑板,动作跌跌撞撞,笨拙又缓慢。周围飘来的讥笑目光她不在乎,摔得是否漂亮优雅她也不在乎,只专心致志地享受着风吹过发梢的感觉。
也许“体面”永远也不会发生,但至少,我终于明白了“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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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编:和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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