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上个月高调举行邓小平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邓小平的政治经济遗产再次引发讨论。中国历史调查记者戴晴的新版《邓小平在1989》6月由纽约博登书屋出版。在媒体上消失多年之后，83岁的戴晴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独家专访。她希望用这本书为邓小平在“六四”期间的一连串决定提供新的细节，尤其是透过赵紫阳的政治生涯起伏来检视邓小平与陈云之间的权力斗争，解读“六四”事件的性质，探讨中国在1989年为何从原本充满希望，准备向现代化转型的方向逆转。

邓小平陈云权力斗争影响中国1989年政治走向

在研究六四的书籍中，已经出版的有张良的《中国六四真相》、赵紫阳《改革历程》，《李鹏六四日记》 ，还有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小雅的《89民运史》等。戴晴说，她的新版《邓小平在1989年》关注“六四”期间的“上层恶斗”。

戴晴对《纵深视角》解释说，与官方和民间叙事不同，“六四”的根源是中共上层从“政争”（陈云要计划经济，邓小平要开放市场）到“权争”（谁说了算或一线指挥的人是谁的人），最后发展成“权斗”（你死我活）。这是自毛泽东以来共产党政争-权争和权斗模式的再重复。她这本书要做的就是公开这个过程。在戴晴看来，这种“顶层的恶斗”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转型遭遇巨大挫折。

戴晴认为赵紫阳的遭遇就是“六四”时期的上层恶斗的例子。在戴晴看来，邓小平对赵紫阳的态度是信赖甚至有意全面交班，邓小平曾对赵紫阳说要将军委主席交给他。但陈云对赵紫阳有相反的看法。在陈云大获全胜的时候，也就是十三届四中全会，李鹏代表政治局做《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时，陈云曾经表示自己早就不喜欢邓小平支持的赵紫阳，希望尽快替换。赵紫阳就是在陈云为主将的“左倾卫道”的进攻下，被褫夺了总书记的权位， 而由于赵紫阳不肯在“六四”问题上认错，最后只能将他从中央委员名单中除名。

“紫阳太优秀了。邓小平舍不得。”

当美国之音记者询问是否有邓小平在将赵紫阳一贬到底（踢出中央委员仅保留党籍）后，感到后悔并有意请赵紫阳复出，戴晴回答说，邓小平曾经将他最信任的丁关根派到赵紫阳家，劝说赵紫阳在“六四”问题上退一步，但是赵紫阳表示自己是按照邓的方向行事，并没有错。后来，邓小平的家人说，田纪云专门找赵紫阳说重新安排。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邓家的人请赵家的人再劝赵紫阳改变对“六四”的态度，这样还可以用赵紫阳。戴晴说，“紫阳太优秀了。邓小平舍不得。”

阎明复泄露上层恶斗，赵紫阳处境危险

为了佐证“六四”事件是中共上层恶斗的分析，戴晴首次透露了35年前的一次亲身经历。她说，1989年5月14日，她与一些知识分子代表被请到统战部与时任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长阎明复谈判。她建议当局与学生对话。阎明复说，他只能保证动员赵紫阳或李鹏一位到广场去见同学，但只能说“同学们好”这句话，不能答应跟同学们说 “同学们，你们是爱国的”这句话。

戴晴见此，转身离去，于是，阎明复“在我背后就说了一句：“告诉他们：闹吧！再闹，赵紫阳就完蛋了。”戴晴告诉《纵深视角》，阎明复“那时候已经知道局势局面非常坏，他知道有一股力量就是要让他们下去，5月14日的时候，政争政斗权斗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

戴晴表示自己在1989年7月14日因“涉嫌动乱””被捕并被关进秦城监狱。在审讯期间，警察一再询问她当时与阎明复会面的内容，而阎明复这句关于赵紫阳命运的话，她一直守口如瓶至今。

两次亲历说明中国曾经“很有希望”

戴晴专访中说，1989年的中国其实很有可能走向现代化，并以自己的两次亲历说明中国当时走向开放的迹象。

戴晴1989年4月15日陪伴台湾《天下杂志》总编辑殷允芃拜访时任中共中央对台办主任汪锋。在见面中，汪锋说“小平同志最近考虑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来放进党章。”戴晴还说，前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亲口告诉她，胡乔木（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告诉李锐，邓小平曾经考虑四个坚持是否需要改变。戴晴认为，将”四个坚持“从宪法拿出来放入党章，意味”四个坚持“只对党员有约束力，这是开放党禁“走出了的一步”，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她在书中也说，这是“向世界传达中共即将迈出的实质性政治改革步伐。”

此外，戴晴说在同一年的5月13日问统战部与时任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常委胡启立说，外国媒体采访她关于北京的抗议事件，为什么中国自己的报纸不能报道？胡启立回应她说，”可以报啊“，他继续说，”我早就说过，版面由本报的总编辑做决策。”戴晴说，听到胡启立这些话 ，“当时真是吓了我一跳”。在她看来这有“在新闻自由上走一步”的意思。她对美国之音解释说，当时中国所有报纸出来以后，都是中宣部要求撤文章，报纸的版面，全是中宣部决定，因此胡启立说版面由各报决定将是一大突破。

邓小平的神秘自由派知识分子死刑名单

在与美国之音的专访中，戴晴提到了她一度进入中共准备处决的6名自由派知识分子名单，然后又获释的经历。戴晴说，1989年年底，检察院披露当局出台了一个新精神，要对“动乱的黑手们”流放一批、关押一批、处决一批，而被处决的人中就包括戴晴。秦城监狱的看守从在餐厅用餐的检察官对话中获悉这一消息后，马上转告了戴晴。据戴晴本人的理解与分析，她上这个处决名单，可能与当时的国际局势变化，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有关，她认为这对邓小平影响非常大，触发了邓小平想在中国处决一批的想法。

不过，处决并没有发生，她在90年的6月被释放了。戴晴对美国之音说，她认为这是因为世界的局势的发展。当时世界银行有条件对中国恢复贷款，在这背景下，她与另外200名政治犯获得释放。

坦克人谜团，偶遇摄影谜证人

六四“坦克人”事件至今是个大谜团。戴晴也为此提供了新的信息。戴晴说，她写这本书的时候碰到了一位社科院研究员,他见证了6月5号早晨目击“坦克人”阻挡坦克的场面。

这位目击证人说，当时多人冲着“坦克人”喊“回来”、“回来”，结果“坦克人”不予理会，径自爬上坦克。下来之后，市民抓住“坦克人”，表达对他的关心。此时坦克也停下来了，里边的三个人荷枪实弹地出来，士兵端起枪朝路边的草丛打了几梭子子弹，包括“坦克人”在内的民众立即逃跑。这位目击证人说，“坦克人”一句话都没说过，他判断“坦克人”可能是外地进北京的年轻人，大约20岁到30岁之间，不像是学生。这与六四历史文献学者吴仁华认为从男子随身携带的袋子可以判断他可能为其他省份来到北京的学生的判断不同。

戴晴说，她后来又专门问过警察，问“坦克人”是不是警察 “制造这局面”？警察告诉她由于当时情况混乱，当局不可能策划一个“坦克人”的局。

详述邓小平的政治性格，给出一个“完整的邓小平“

戴晴在《邓小平在1989》修订版中新增了（《绵里藏针---邓小平的政治性格》）这一章, 期望借由提供自己从未披露过的亲历和调查发现，解释邓小平在“六四”期间的一连串决定。她指出，

台湾学者钟延麟《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泽东的“副帥”(1956–1966)》和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写了改革时期的邓小平，她的这本书是对邓小平“六四”期间所为的一个“补缺”。“这三本书放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邓小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