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应迎来开学季热闹的美国大学，却迎来了一场“倒闭潮”。 今年4月以来，美国两所百年历史的高等学府韦尔斯学院、费城艺术大学相继宣布闭校。韦尔斯学院官方网站显示，由于本科生数量减少、通货膨胀压力以及对高等教育的整体负面情绪，学校不得不选择关闭。 据统计，今年以来美国高校关闭速度急剧加快，平均每周有1所高校停办。这一趋势引发了人们对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未来发展的担忧。

【文/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译/杨珈媛】

1630年，清教徒于马萨诸塞湾登陆，并建立起殖民地。6年后，当地立法机关批准决议，成立哈佛学院。自此，美国一跃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领军国家。

1862年，美国通过了《莫里尔法案》，一批“赠地学院/大学”（译者注：该法案规定，联邦政府依照每州参加国会的议员人数每人拨给一片土地，这些赠地所得的收益在每州至少资助开办一所农工学院，又称“赠地学院/大学”）随即成立，标志着世界上首个高等教育大众化体系的建成。

19世纪90年代，美国将德国研究型大学和牛津剑桥住宿学院这两种当时全球最成熟的高等教育模式相糅合，形成了一种独一无二、实力强大的高等教育综合体。

20世纪，美国又陆续发明了高科技研究园区、综合学科大学和通勤学院（译者注：通勤学院的大多数学生不住校园里的宿舍，他们住在自己的私人住宅，需要开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上学）等高等教育模式。有人讽刺称，大学就是一种“对冲基金”。

时至今日，美国在教育领域依然领先全球：据2023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美国大学占据了全球前30中的19所；迄今的诺奖得主大多来自美国；全球最具财力的10所大学中有9所属于美国，其中，哈佛大学以500亿美元的捐赠资金位列榜首。

然而，美国的大学体系在诺奖和赠金的光环下悄然成形。该体系的缺陷不是存在于某一个环节的小问题，而是整体性、结构性的复杂问题，当今美国的学术体系正走向病态：学费太过高昂（例如，康奈尔大学一年的学费高达9万美元）；行政机构冗杂（例如，耶鲁大学的行政人员数量几与校内本科生数量相当）；学生债务沉重（全美学生债务总额已达1.6万亿美元，比信用卡债务总额多出60%）。

自新冠疫情开始，美国大学的入学人数锐减140万，且这一势头并未随着新冠影响的减弱而衰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上大学或许并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何况，当今的大学生活与我们印象中的田园牧歌大相径庭。少数获得终身教职的精英凌驾于其他教职工之上；而多数临时教职工则只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无产阶级，做着辛勤却朝不保夕的短期工作。因此，加州大学的4.8万名教职工在2022年发起了全美最大规模的游行。当今美国大学的机制有类于上世纪70年代的车企——官僚机构臃肿冗余，对待工人的态度轻蔑又冷漠。



美国大学的教职工举行游行（图源：Bloomberg）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防止作为美国最成功的行业之一的教育行业走向衰落？在这一问题上，美国人的立场分为两派：自满派和颠覆派。

前者主张提供更多公共补贴。美总统拜登曾提议联邦政府一次性免除数十亿美元的学生债务，同时调整学生资助规则，给予学生更多补贴和帮助。

但是，且不论该提议能否通过被保守派把持的最高法院审查，即便其能够生效，也无益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反而可能导致教育成本进一步升高。

后者主张以新型技术手段重塑高等教育。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在《创新者的大学》一书中写道，新技术或将有助于大幅降低教育成本、彻底改变教育方式，从而使教育行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然而，这场所谓的技术革命尚未到来。诚如苏格拉底所言，教育作为典型的人类过程，其理想目标是“点燃火焰”。在这一方面，技术只能作为辅助，而永远无法取代真实的人际互动。

民主化、市场化、择优录取和言论自由是美国大学制度的四项基本原则，自创立伊始延续至今。要改革美国高等教育，也需从上述四条原则入手。

当前，美国大学在民主化和市场化方面表现得太过激进，需加以约束；在择优录取和言论自由方面却有所动摇，需加以重视。大学改革应侧重于在四项原则间维持平衡，从而使教育系统处于健康状态。

当今的美国大学固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民主化原则，却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上过大学的美国人数量达到史上最高，但与此同时，许多学生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更严重的是，这使美国人将大学教育视作了成功的唯一途径。

在德国，对善于动手的孩子而言，技术学院和学徒制是一条通往成功的康庄大道；然而，美国的学生除了上大学之外，几乎别无选择。3900万美国人在进入大学后无法完成学业而辍学，既背上了巨额债务，又拿不到毕业文凭，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可见大学教育的全民化实非明智之举。

有人辩称，尽管美国现行教育体系以大学为中心，但其实各类职业院校也属于“大学”。问题是，希望获得职业培训的学生很难进入大学；更何况，选聘大学教授的标准是学术经历而非教学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将职业教育并入大学范畴，真的合适吗？

我们不应以“民主化”为借口，将不同的教育模块强行捆绑在一起，而应当让不同的专门机构应各司其职、负责相应的教育模块，从而使各大教育模块更好地发挥作用。在这一方面，德国或许是值得效仿的榜样。

与教育民主化相对应的是教育市场化。市场化是大学财政的基石、是“常春藤”的根系。

大学的市场化确实带来了巨大红利（例如，斯坦福大学首次将大学与当地科技产业结合起来，这一模式被世界各国竞相模仿），但也造成了浪费（例如，大学纷纷斥巨资建造体育场馆或聘请那些根本不来上班的明星教授，企图吸引学生、提高学校排名）。

而且，美国的大学引入了最为恶劣的公司运营模式：首席执行官享有超高薪酬，中层管理机构庞杂冗余，非终身聘用的教职工被视作临时工而非科研后备军，行政人员数量飞速激增（例如，2019年至2021年间，斯坦福大学的行政人员数量从8984人跃升至11336人）。尤其令保守派感到懊恼的是，市场化不仅未能“驯服”大学内的激进分子，反而将大笔开支用于“觉醒资本主义”（注：“觉醒资本主义”是Ross Douthat提出的概念，指企业宣扬“自由”“进步”等符合千禧年代消费者价值观的理念或支持相关社会活动，以此扩大自身的社会影响力）。

显然，大学需要向企业学习一些“强硬技术”，“精简“中层管理人员，“重新设计”部分行政程序，提高教学能力等“核心竞争力”，明确行政部门与学术部门各自的职能，更为重要的是，应该确立起录取学生和选聘工作人员的标准与原则。

美国的大学太过重视民主化与市场化，以至于动摇了择优录取原则。大学在录取学生时，会优先考虑捐赠者的子女、校友的子女、从事“富人运动”（例如击剑、曲棍球等）的学生，或出于“多样性、公平和包容”的政策原则而对某些族裔降低录取门槛。

上世纪30年代，为了在家庭背景之外衡量学生的能力，美国大学引入SAT考试，以此为标准择优录取。而今天，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在保留对特殊群体的优惠政策的同时，不再将SAT考试列为必选项，这一趋势令人忧虑。

SAT本有助于发掘出身寒门的潜在人才。诚然，精英父母可以为子女提供辅导，以提高其SAT成绩，但这一问题并非不可解决：我们可以为每名学生都提供一定的辅导，或将学生按家境分组进行横向比较。如果放弃SAT，完全以课外活动、教师评价等主观因素为录取标准，则难免有偏袒家境富裕或出身特定族裔的学生之嫌。

雅克·斯坦伯格在其经典研究《守门人：一所顶级大学的招生过程内幕》里描绘了一幅令人作呕的画面：大学招生人员基于偏见和势利，草率地做出足以改变他人一生的决定。大学招生人员的工作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公共财政的使用和未来精英的培养，但是，如果不给出普适且客观的录取原则，招生人员很可能无法做出合适的判断。

言论自由原则更是遭遇了最严重的冲击。在今天的美国校园，学生打断嘉宾演讲的情况已屡见不鲜。例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命的联邦法官凯尔·邓肯近日在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演讲时就被现场学生喊停。美国个人权利和表达基金会的数据显示，2014年到2022年间，类似的事件发生了877次，学者难以自由地表达思想。

事实上，相较于公开的欺凌，威胁言论自由的行为是更深层次的侵权。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论自由》中指出，唯有在观点多元化的前提下，言论自由才能蓬勃发展。但是，当今的美国大学越来越容不下多元的观点。

中立偏左的学者远远多于中立偏右的学者，而且正变得越来越左。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大多数保守派学者自称“被敌视”；大约半数左翼和中间派学者也都承认，他们会歧视保守派或特朗普支持者。

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更应该坚决反对打断演讲的行为，捍卫少数派发声的权利。

平衡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听起来非常困难，但实际上，进步已经初现端倪：有人公开就高校学历与“好工作”绑定的现象提出质疑，曾担任麦肯锡顾问及奥巴马政府官员的拜伦·奥古斯特创立了非营利组织“Opportunity@Work”，他指出，劳动市场对学历的迷信造成了“文凭天花板”，在这样的环境中，以其他途径获取知识和文凭的群体难以晋升，少数族裔受到的伤害尤其严重。

一些科技行业的龙头企业已经取消了对于部分职位的学历要求；耶鲁大学校报《耶鲁大学每日新闻》着力批判学术官僚现象；美国亚裔群体正在团结起来，向最高法院起诉哈佛大学“平权法案”，并呼吁大学择优录取、关注SAT等其他客观测试的成绩，以免亚裔在大学录取时受到歧视。



亚裔学生组织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起诉哈佛大学“平权法案”（图源：Bloomberg）

在保护言论自由方面，斯坦福大学法学院院长珍妮·马丁内斯旗帜鲜明地支持言论自由原则，主张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关于言论自由和法律职业规范的培训课程；（在个人权利和表达基金会的言论自由排名中位列170/203的）哈佛大学成立了一个由教师领导的组织，呼吁学术自由和公民言论；康奈尔大学决定将言论自由的意义、历史和挑战作为下一学年的特色讨论主题，校长玛莎·波拉克表示，“大学必须深入思考言论自由的意义，并理解失去言论自由所可能带来的后果，这是至关重要的。”

长时间的高速发展使高等教育部门严重失调。我希望，面对未来几年入学人数的锐减，美国的大学能反躬自省，抑制对民主化和市场化的过度热情，强化对择优录取和言论自由等自由主义基础原则的支持。

独裁势力的阴霾和社媒信息的疑云笼罩着世界，当此之际，美国的大学理当如耶鲁大学的校训所言，站在“光明与真理”（Lux et veritas）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