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政府日前宣布欲对明年的国际留学生名额设限，以减少移民数量、缓解国内住房压力和生活成本上涨等问题。这部“前所未见”的限制性法案已进入到磋商环节，遭到澳教育行业怒喷。阿尔巴尼斯政府此举被指是让该国教育领域当“替罪羊”，为在移民政策改革方面占得先机，以期赢得明年的联邦议会选举。

综合澳大利亚新闻网站（news.com.au）、《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AFR）等11日报道，当地时间周三，澳大利亚大学联盟（Universities Australia）主席大卫·劳埃德（David Lloyd）在一场活动上发表讲话，指责政府此举将减少大学收入，会对依赖于留学产业的该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

他还指出，把大学作为“政治棋子”，会导致澳大利亚在全球人才争夺中失利，也有损于高等教育对国家发展重点领域的贡献。

报道称，维多利亚州工党政府不顾待议新规，仍在努力争取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到该州高校就读。维州副州长、教育部门负责人本·卡罗尔（Ben Carroll）周二表示，“由于大学部门的经费削减，从国际学生获得的收入，在高等教育经费中占了很大一部分。我们的大学依赖于留学生。”

AFR指出，如果留学限额新规从明年1月1日开始实施，中国学生将受到最大影响。因为他们是最有可能就读于澳大利亚“八校联盟”（Go8）的国际学生，而这些高校受到的招生削减幅度最大。“八校联盟”由8所享誉国际的澳大利亚顶尖研究型大学组成。



当地时间1月10日，澳大利亚墨尔本，维多利亚州副州长本·卡罗尔（右）与澳总理阿尔巴尼斯交谈。视觉中国

据澳媒报道，去年有超过5.6万名中国留学生在维多利亚州的大学就读，约有43万华裔定居于此。

当地时间9日，卡罗尔刚刚结束为期一周的中国和新加坡之行。他与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王嘉毅以及北京、上海等顶尖高校负责人会面，就促进双方高校深入合作，扩大学生双向留学规模等展开讨论。

维州州长杰辛塔·艾伦（Jacinta Allan）也强烈谴责对留学生名额设限，并表示下周她将访问印度，进一步推动澳大利亚教育体系的对外开放。

“我想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维多利亚州将永远是一个欢迎国际学生的地方”，艾伦强调道。

按照维州财政负责人蒂姆·帕拉斯（Tim Pallas）的说法，联邦政府这一新规若实施，可能将对澳大利亚造成近50亿澳元（约合人民币237.69亿元）的财政收入，并损失1.2万个工作岗位。

实际上从2023年年底至今，澳政府已经颁布了一系列入境限制政策，其中大部分直接影响到留学生的切身利益。据澳大利亚大学联盟预估，自去年12月以来，对海外留学生人数的控制，已经造成了43亿澳元（204.4亿元）的经济损失，同时危及了1.4万个工作岗位。

澳大利亚大学联盟代表了39所成员大学。当地时间11日，该组织主席大卫·劳埃德在澳大利亚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指出，对留学生人数设置上限，是联邦政府将大学视作“政治玩物”，把国际学生当做“住房危机替罪羊”的最新干预措施，此举“正在故意削弱我们的经济”。

他以加拿大今年对留学生的限制新规，导致加高校专注于节省开支，不少教职人员面临失业作为警示例子，认为澳大利亚采取类似措施“不会有任何好处”。

劳埃德指出，国际教育是澳大利亚排在采矿业之后的“第二大出口产业”，提供了高达500亿澳元（2376.7亿元）的经济贡献和25万个就业岗位，但从未有任何一个主要出口行业受到过如此严管。“去年留学生为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做出了一半以上的贡献。大学的收入减少，也会降低大学对其他国家发展重点领域进行再投资的能力。”

劳埃德进一步表示，“利用国际学生谋取政治利益的另一个真正的危险是，在全球人才争夺战中，如果将他们拒之门外，我们可能会蒙受损失。”

他补充道，英国和美国等“国际竞争对手国家正随时准备从我们糟糕的政策中获利”。

据“天空新闻网”澳大利亚版报道，澳教育部长杰森·克莱尔（Jason Clare）当天则在受访时坚决为这一新规辩护，声称对留学生人数设置上限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将移民问题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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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的情况类似，都试图用限制留学生人数的措施，以安抚国内日益高涨的反移民情绪。

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等教育政策专家安德鲁·诺顿（Andrew Norton）看来，拿留学生“开刀”的原因，无非是政客们认为，一方面学生是“最容易控制的群体”，另一方面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在全国选举中的影响力又不够突出，因此他们理所当然成为了一个“合理”的政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