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以前，杭州外卖员袁某某（男，55岁）可能因劳累过度去世了。现场视频显示，一位男子躺在电动车上，双手下垂、嘴巴微张，车内还放有外卖箱。

知情人士表示，这位外卖大哥是附近有名的“单王”，经常一天睡三四个小时。一天跑够500元才下班，下雨天更是要求跑够700元，“都是为了家。”

“单王”刚刚不幸逝世，新加坡就传来与外卖员有关的消息，启发我们思考如何采取措施避免更多的悲剧发生。



新加坡“出手”了

新加坡国会9月10日三读通过《平台工人法案》，法案就出租车司机、私家车司机以及外卖员（统称为平台工人）等依赖在线平台谋生的工作者提供劳动保护。

法案将从2025年1月1日起生效，确保平台工人享有比现有水平更高的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包括退休、医疗、住房和家庭保障在内的综合保障体系）储蓄计划保障，与目前的雇员、雇主支付费用标准保持一致。



我解读一下：

确保平台工人和在公司上班的雇员的福利一样，包括退休、医疗、住房和家庭保障。他们实际上也就不再是所谓的临时工或者灵活用工人员。

为什么新加坡要这样做？

新加坡政府发现了原有系统的巨大漏洞：即平台努力用数据驱动工人干活，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必然使得工人处于相对紧张、危险的工作之中。没错，目前来看，平台确实创造了就业、给付了工资，但是，在福利保障方面“偷工减料”。

这就等于给政府、纳税人埋了一个雷，等这一批工人老了、病了，他们手停、口停后，就成了家庭的沉重负担，成了国家的沉重负担，原因是当他们辛苦工作的时候，平台攫取了过多的利润，但逃避了过多的责任。所以，新加坡决定把这个漏洞补上。

这个思路是未雨绸缪的，是思虑长远的，值得学习。

尤为值得点赞的是“平台的运营商还必须为平台工作人员提供与雇员同等水平的工伤赔偿保险”，这就解除了平台工人的后顾之忧。

新加坡此举的更为关键之处在于建立了一个平衡利益的系统：平台工作协会。

这等于是通过法律授权工人可以和平台集体谈判，在谈判中博弈，甚至允许工人采取一切必要的法律规定内的行动。

这就很厉害了，比如：平台用数据驱动工人闯红灯是不是合理？协会可以提出质疑。

比如明明是正常10分钟才能送到的，平台要求8分钟送到，是否合理？到底有多少路线需要优化？协会都可以质疑。

你不改？不改就没人送外卖了。

协会是法律支持的，背后是新加坡政府。

协会是干什么的？不是和平台搞对抗的，而是来搞平衡，反内卷，保工人生命健康的，这样的协会当然有必要存在。

这些博弈不要指望官员，第一是官员并不熟悉行业内情，第二是官员因为某些原因可能偏向平台。





既要保就业，又要保权利

尤为可贵的是，新加坡并没有采取一味打压平台的所谓治理模式，政府本身也在保就业、保权利之间寻求平衡。

比如国会反对党领袖毕丹星担心，新措施会造成业者的营业成本提高，进而转嫁给消费者，由此或将导致平台服务的总体需求减少，平台员工的工作量和收入则可能相应减少。

对此，新加坡永续发展与环境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部长许宝琨回应称，新法规包含了防止运营商将成本转嫁给工人的措施。同时，市场竞争也会制衡运营商的成本策略，确保消费者与工人可以更换平台。

毕丹星的担心貌似有道理，其实有逻辑漏洞：

平台是否会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完全不用担心， 开放的市场环境中，只要竞争者足够多，没人敢涨价。同样，开放的市场经济中，只要有利润，就会有平台愿意干。因为总有人在追求薄利多销，比如零售业中沃尔玛，电商行业中的拼多多。

因为算法是平台的利器，有人就提出对平台算法进行监管，但许宝琨认为，强制披露算法信息可能导致平台离开新加坡，影响就业机会。因此，平台工作协会将被赋予与运营商讨论“算法歧视”等问题的权力。这就是保就业。

新加坡政府在施政过程中是宽容有度的，该宽的宽，该收的收。

这也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只有工人才知道算法到底是怎样在算自己，是恶意减少派单，还是过度鼓励单王，这其实都是可以博弈的。让协会和平台用细节对细节，用工人诉求对解决方案，这才是正确的博弈模式。

没有硝烟，没有战场，没有舆论情绪的煽动，以及监管者的慷慨激昂，只有谈判桌上的唇枪舌战，这才是文明的治理方式。

新加坡此次措施中的一大亮点是市场化。

比如，关于工伤保险，许宝琨拒绝了建立集中保险系统的建议，认为竞争的保险市场有助于控制保费上涨。保费将根据平台工人的工资和工作风险进行合理调整。

这一点值得大赞，不指定机构，不搞集中制，就避免了腐败，也进一步刺激保险业做得更好，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去发挥作用。



他们的现状让人心疼

回到现实中来，新加坡的措施值得我们借鉴些什么？

目标：保护所有外卖员、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等平台工作者，不能让他们流血又流泪。

杭州55岁外卖“单王”猝死，这是沉痛和悲哀的新闻，但悲剧不止这一个。

9月5日，芙蓉区人民法院通报了一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李某生前从事同城配送服务，其入职前与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约定：双方仅建立商业合作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在合作过程中患病或者工作期间负伤，配送员应自行承担相关责任，与公司无关。某日，李某在配送过程中突发疾病在路边晕倒，住院4天后医治无效死亡。李某母亲及儿子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为由，起诉某公司，要求赔偿各项经济损失118万余元。

法院认定李某向某公司提供劳务而非合作，双方形成劳务关系，某公司应当对李某的合理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法院提醒平台公司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不能仅仅以约定商业合作关系的方式来规避自身责任。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里面有个问题？就是平台在制度设计之初就是在给平台工作者“挖坑”，也是在给其家人和社会“挖坑”。钱要赚，平台工作者出事，我不管，哪有这样的好事？

制订这种制度的公司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吗？这个真没有。

“单王”面临的也是这个局面，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婚，小儿子16岁在杭州绿城足球学校上学，他和小儿子租住在一起。他上个月还出了一次事故，腿骨折了。

按照长沙的案例来看，骨折肯定也是“单王”出钱治好的。也就是说，平台只管赚钱，完全没有社会责任，把外卖员的生老病死全推给其本人承担，这合适吗？

外卖员面对平台是极度弱势的，但是中国的外卖员数量庞大，数量超过1300万，涉及上千万的家庭。

这些外卖员每天在拼命奔跑，安全、健康都是大问题，但同时他们也在实质上是平台的外部运行人形工具，一旦病了、去世了，就会被放弃，对于平台来说，不过是一个数字消失了，但背后却是一个家庭的痛楚。

这样的痛楚太多了，聚集了，对社会意味着什么？

平台工作者的现状已经成为威胁整个社会稳定的隐形地雷，再多走一步都可能引爆更多问题。

“单王”猝死，我听到从南到北，从境内到海外都有人在讨论，有些人会映射到自己身上：如果我有一天失业了，会不会也去跑外卖？会不会也倒在送外卖的路上无人救助？

所以，积极学习新加坡的经验，通过协商机制，让平台让出一些利益补足平台工作者的福利，修改算法的过度压榨，这是减轻纳税人、政府、社会的负担，因为不能让平台赚钱后一走了之，该买的单要买。

因此，积极学习新加坡经验，有序试点推进类似“平台工作协会”这样的机构，让平台工作者和平台去博弈，去斗智斗勇，总好过平台工作者猝死街头，一家老小痛失“顶梁柱”吧。

“平台工作协会”是社会的稳定剂，能够帮助我们拥有一个持续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心态。

希望所有的平台工作者都能少一点内卷，多一点轻松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