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宁乡市的周小兰，因遭到施工的噪音和灰尘困扰，进行维权。三家施工公司先后提出给予周小兰赔偿，并达成“协议”。这3份“协议”，让周小兰背上了“敲诈勒索”的罪名。经申诉后，湖南省高院作出《再审决定书》。再审之后，长沙中院作出了“本案按周小兰撤回申诉处理”，这一结果让周小兰有不同看法。



女子举报扰民 施工方赔偿1万余元

2017年8月起，周小兰遭遇了一件烦心事。因为自家住房附近的一项目施工，每晚都有近百台渣土车来来往往，卷起的大量灰尘以及长时间的轰鸣声让其苦不堪言。

“这些渣土车一般从下午五点左右工作到第二天清晨。灰尘特别大，房间里都是灰，而且长时间的轰鸣声让我晚上根本没法入睡。”周小兰告诉津云记者，她本来以为这种情况也就持续几天，便想忍一忍，但后来见施工并未有停止的意思，于是就跟村委会进行了反映，后又陆续向环保局、城管局、市民热线反映此事。



一份受理于2017年8月8日的《长沙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工单》显示：“市民来电反映，城郊乡（现为城郊街道）石头坑村石山砖厂连续五六天很多运渣土车出入，导致有很多灰尘，请相关部门解决。”长沙市12345当月回复称，此事已接受多次投诉，每次投诉均按程序进行整改并反馈。

通过举报后，但是每晚施工照常进行，周小兰反应的情况并未得到有效解决。“我看反应和举报没有什么效果，我便找到了施工单位，让他们在施工时进行降尘并调整作业时间，停止扰民行为。”周小兰称，刚开始施工单位并未理会她的要求，于是她选择在渣土车必经之路上进行阻拦。

为了尽快完工，三家施工公司先后提出了，让周小兰搬离该住处前往酒店住宿，并进行费用的报销。这个要求被舍不得离开家中的周小兰拒绝：“我要是走了以后，房子或者家具被破坏了都不知道，到时候也说不清，所以我就没有同意。”周小兰告诉津云记者，施工公司后来主动提出给予她一些补偿，让她不要再进行举报。

2017年8月20日、2017年12月28日、2018年4月8日，三家施工公司先后与周小兰达成三次“纠纷协议”，分别赔偿了4500元、4000元、2000元，并签字确认。这3份《噪音灰尘扰民纠纷协议书》中，还注明了相应法律规定，即受到环境噪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加害人排除危害或作出精神赔偿。



法院认定构成敲诈勒索罪

让周小兰没想到的是，1.05万元的赔偿款，成了她“敲诈勒索”的罪证。

在时隔一年后，2019年8月，周小兰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警方刑事拘留；同年9月4日被批准逮捕。2020年1月2日，检方对其提起公诉。

起诉书显示，宁乡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称，2017年至2018年，时常有施工运渣车从周小兰自建房附近的道路经过，周小兰以运渣车噪音灰尘扰民等为由，采取站在路上强行拦车等威胁方式，向施工方索取费用，3家施工方被迫支付共计1.05万元。检方认为，周小兰多次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触犯刑法相关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审理时，周小兰辩称渣土车方侵害其合法权益，与渣土车方签订的灰尘噪音扰民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民事行为，其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双方签订协议书后，侵权问题已妥善解决。同时，本案以敲诈勒索罪启动立案及受理，是在没有明确的报案人的情况下，贸然启动，存在程序违法。

宁乡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相关证据表明涉事房屋非周小兰唯一必住房屋，周小兰以必须在该处居住为幌子，以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多次阻工，迫使被害人及被害单位与其签订“纠纷协议”，从而达到掩盖其敲诈勒索财物的非法目的，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

2020年7月，宁乡市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周小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敲诈勒索他人财物，且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处周小兰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湖南高院指令再审

被判敲诈勒索罪的周小兰认为自己很冤枉，一直向上一级法院进行申诉。2022年12月30日，湖南省高院作出《再审决定书》称：该院经审查认为，周小兰“敲诈勒索”一案符合应当再审的情形，指令长沙中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

湖南高院指令长沙中院再审，令周小兰看到了改判无罪的希望。同时，周小兰还向相关单位提交了《管辖权异议申请书》指出，长沙中院不宜介入该案再审，应变更管辖权，由湖南高院提级审理或进行异地审理，她的要求，没有得到反馈。



2023年12月28日，长沙中院作出了一份《刑事裁定书》称，周小兰“经多次依法通知后拒不来本院参加诉讼活动，且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庭审”，该案按申诉人周小兰撤回申诉处理。

周小兰到法院了解情况后才获悉，原来，长沙中院之前给她打了电话，给她的手机发送了“闪信”；周小兰没有理会，这成了她“拒不参加诉讼活动”的证据。

“我在申诉阶段时，已经在相关的书面材料上填写了自己的姓名、电话、详细住址，并明确表示，不接受电子送达。”周小兰感到不解，长沙中院为什么不给她发一张纸质的传票呢？



周小兰告诉津云记者，在这个过程中，对方既没有当面送达传票，也没有邮寄，更没有寻求当地公安部门对她进行传唤。只有一位自称长沙中院工作人员的人给她打过电话，她询问对方姓甚名谁，具体的职务是啥，电话那头，工作人员并未告知。

“我不信任这种线上办案，不知道对方究竟是谁、身份。谁知道是不是骗子？”周小兰认为，这些年她也学了法律，基本的还是知道一些，她认为的是“《刑事诉讼法》第107条对直接送达、留置送达进行了规定，即送达传票、通知书和其他诉讼文件应当交给收件人本人；如果本人不在，可以交给他的成年家属或者所在单位的负责人员代收”，因此，她坚持认为“仅通过电话、闪信告知所谓开庭信息的方式，构成了情节严重的程序违法行为”。



记者了解到，今年5月，周小兰向长沙中院再次递交了刑事申诉状，要求撤销“按周小兰撤回申诉处理”的刑事裁定并改判其无罪。长沙中院法官对其进行了约谈，当面倾听了她的诉求。

然而，4个多月过去了，对于要求撤销“按周小兰撤回申诉处理”的刑事裁定的事情，周小兰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这几年的申诉已经占据了我大部分的生活，但是还要继续申诉下去，不能就这样无缘无故的背上犯罪记录。”周小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