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名农民工乘坐三轮车，穿越北京市的马路。

近几年，中国网友常用"牛马"指代为生活所迫、供人驱使从事艰苦劳动的人，以此来自况严酷的职场生存条件。但与这些自称"牛马"的职场人交谈会发现，他们有时并不是被迫，甚至可能是"甘心情愿"；而"牛马"们对自身处境的反抗又往往是无力的。中国职场上的"牛马"到底如何看待自身的处境？自怜？相互同情？他们内心真实的不满和绝望又到底指向谁？

几周前，在《脱口秀和它的朋友们》节目上，脱口秀明星徐志胜揶揄他所在的公司：他为公司业绩贡献很多，却所得有限。在讲到公司年终奖时，他说，“这怎么着，挤我的奶给我喝？”观众席一片大笑。

这句话借用了职场“牛马”的暗喻，网友很快反应过来，把徐志胜这段表演与“牛马”捆绑在一起，做成短视频在网上广为传播。

用“牛马”来抒发对职场的不满，在中国网络上已经流行了好几年。在微博、知乎等社媒上频繁出现这个词，甚至不用太多上下文，网友们也须臾心领神会，接下去的讨论常会有对职场剥削的各种抱怨。

从事太阳能产业的青年工人“江陵”在回复本台记者采访邮件时写到，“由于经济危机，如今我们工人的待遇越来越差。......‘牛马’这个词是中国最近广为使用的流行语，类似‘韭菜’和‘人矿’，......这些流行语表达了工人们遭受到了何等恶劣的待遇。”为安全考虑，“江陵”用化名接受采访。

除了“牛马”、“人矿”之外，早些时候的“社畜”、“搬砖人”等也常被网友用来描述劳动者相似的处境。



广西钦州环球电子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车间作业 (路透社资料图片)

无法拒绝的加班

提到“牛马”，职场人的吐槽主要集中在工作时间长、待遇低，还无处维权。

在职场已经超过十年的“阿梅西斯”曾经在国有和民营的房地产企业都工作过，在他的经验中，无论是私企还是国企，在强制加班方面并没有什么区别。他告诉记者，“私企也一样顶不住老板对员工的傲慢，私企在接到相关部门的要求后也会要求加班完成；但在国企简直你就是牲口，让你出个报告，规定时间必须出，而且是临时性的任务居多。”

阿梅西斯说，这些来自管理层的要求往往无法拒绝，“你没有任何反驳的余地，以及没有基本的员工权利。”对于加班费，私企一般不会有，而国企有时会给加班费，但也只是和正常工资一样。

和阿梅西斯相对单一的白领经历稍有不同，大学肄业的董明2005年开始工作，办公室工作、体力活都干过，但两类工作在时间要求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他曾经在一家上市地板制造公司的车间工作，在那里实行严格的两班倒工作制，一周工作六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或者是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半个月早八点晚八点，再半个月晚八点早八点。”

与阿梅西斯的体验类似，董明说，周围的人似乎对此习以为常，没人会去提加班费的事情。

据中国人力资源公司智联招聘今年7月发布的《2024职场人业余生活调查报告》，中国白领和蓝领工作时间超过八小时的比例都接近七成，白领（67.2%）只是稍多于蓝领（65.4%）。同时，有34%的人自嘲过着“牛马人生”。

高级牛马

曾经在中国一家啤酒公司做到全国市场总监的张潮对记者说，一般员工迫于经济形势往往不得不接受加班的要求，“因为一些低端工作岗位是不缺人的，招聘人员相对来讲也容易，尤其是现在这种大环境下就更为容易了，因为很多底层工作人士或是从事基础工作的人大量失业。”

对于张潮工作的这家私企来说，并不存在加班费一说。张潮透露，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会巧妙地规避加班费的提法，“比如说你的工资是五千，你是生产一线的员工，你的固定工资占了百分之九十，你只挂了百分之十的绩效，相当于五千块钱里只有五百块是考核的；但这考核也不会很多，说是你干得不好，就全扣光。”他补充说，干得再不好，最多也就是扣掉百分之五、六十，所以算下来拿到手的也就是四千七。

张潮介绍说，公司内部越是基层的工作，超时工作的时间越长；但即使在其他职能部门，包括他所在的市场部，也是受着一样原则的支配，超时工作家常便饭。



北京市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葡萄品质管制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电脑检查数据。 (法新社图片))

张潮大学毕业后在公司从基层做起，逐步做到了这家一千五百位员工的公司的全国市场总监的位置。但他觉得，当时依然没有摆脱“牛马”的位置，“就看你和老板是一个什么样的管理分工，如果他对你比较信任，他会放手让你去做很多事情。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自己理解为一个高级牛马，就是说能够稍微带一些思想，能够全盘地去规划明年的营销规划，包括市场投入的预算，营销方案、营销活动等等。”

但张潮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人，常常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而与老板发生矛盾。为了摆脱“牛马”的地位，他最终离开了那家公司。

狼性文化

实际上，阿梅西斯也觉得，他所面对的那些管理层也是处于缺少尊严和人权的不利地位，“管理层直接对老板负责，出问题就是臭骂”，而这些管理层转过脸来也是以傲慢的姿态来对待普通员工。

董明很多年来一直在底层打转。从十多年中，董明换了很多工作，餐馆、煤矿、地板厂，也有稍好一些的眼镜店。除了一家台湾公司让他感到有受尊重的工作氛围之外，其他工作过的地方，他常常觉得待遇是“非人的”。他提到，有一次他替眼镜店老板看守新装修的门店，连续多天住在甲醛超标的房间里，导致他生病，老板却无任何表示。

为了留在好一点的行业工作，董明有时还要忍受老板的PUA（精神控制）。他记得，眼镜店老板常用出身来贬低他的工作成果，“他就是说，你们这种干不出来成绩的，就是能力不行、出身不行。他就很看不起穷人，他就觉得你格局不够，眼界不开，什么都没经历过，好吃的都没吃过。”

由于受成功学的影响，年轻的董明也曾迷失在这种PUA中。地板厂的工作每天超过12个小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这种要求不合理，“我当时只是觉得自己很累，我应付不过来，我觉得我已经超过我的极限了。说实话，当时我还没觉得自己是受到压榨，我有点自我谴责，为什么我能力不够？为什么我做不到那么好？”

长期在管理层的张潮分析说，中国企业的狼性文化往往助长了员工的“牛马”处境，“所谓狼性文化，说白了一个是大家能团结在一起，能够加班，能够吃苦；还有一个，在精神层面说得很清楚，一个团队只允许一种声音。”

张潮打比方说，领导如果说了往左前方走，你就不能往前走，也不能往左走，你就要往左前方走。当团队内有人提出质疑的时候，这往往是矛盾的爆发点。



山东省济南市应用核子科学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正在监看电脑数据。(Raul Ariano / Jinan Information Office/法新社图片)

HR就是“打手”

对于自己在企业中受剥削的状态，劳动者有时也试图通过正式途径救济自身的权益。但他们普遍感受到的是无力，也不信任法律或政府。

年轻的董明就和不尊重自己的老板吵过、要求过，甚至也找过劳动局，但并没有什么结果，“我也有去过劳动局的经历，人家就说：ok，你的情况我知道了。又怎么样？不会有进一步的行动。”

在社会上打拼一段时间后，董明也明白了这个社会的某些潜规则，“就 那个眼镜店老板，他是那个镇上的人大代表，你去告他？他认识各种各种政府部门的官员......。”

张潮与董明处在企业雇佣关系的两端。在等级森严的公司内部，张潮常常看到的是管理层对维权员工的压制。张潮分析说，公司内部的氛围也不鼓励员工表达对工作条件和待遇的不满。他感觉，中国国内企业员工多数害怕张这个口，“虽然开了这个口，领导也和颜悦色地婉拒了他，但可能对他的印象就不太好了。如果你第二次去找领导的话，你的结果可能就不太好了，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甚至领导就开始针对你。”

张潮评价说，底层工作人员 对于自己的权利不是很清楚，维权意识也不是很强烈，尤其是涉及到职位升迁、福利调整或离职等问题时，员工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甚至连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都过不了，一谈完话他也就欣然接受了，拿不到任何赔偿就走了。”

回过头去看，张潮认为，中国企业在处理劳资关系时表现出的就是缺乏契约精神， “其实说白了，你不就是牛马吗？在企业里头非常有意思，有一部分收入叫非营业收入，或者叫间接成本结余等等，说白了就是应该给你的没给你。更多企业里做HR（人力资源）的人实际在做企业的打手。”

张潮说，有时也会有员工想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权，但公司在处理这类案子时有明显的优势，“稍微有点能量的企业多多少少都和政府部门有关系，这也不是行业秘密，”这种关系使公司在处理劳资矛盾时游刃有余，而员工则疲于奔命，难以得到合理的补偿或及时的解决。

“劳动法是个屁”

去年，张潮来到了美国，已经远离了中国的职场。他直白地说，“我就觉得劳动法是个屁 ，根本没有保障员工的利益，”张潮在职场上看了太多，让他有些兔死狐悲，“因为今天比我层级低的人发生的一切有一天我也会经历，一定会发生在我身上，这个是很明确的。”

《中国劳动法》于1995年开始实施，中间经过两次修正。与此同时，中国劳动争议案件也在逐年增多。据王智嵬等人2020年在《山东大学学报》发表的报告统计，从1991年到2016年，中国劳动争议案件平均每年增长超过两成，其中雇主或用人单位仍然是劳动争议的主要责任者。



2024年3月14日，在河北雄安建筑工地上作业的工人。 (美联社图片)

在同一个报告中，从1996到2016年审结的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胜诉率平均为43.81%，是用人单位胜诉件数的3.24倍。但长期代理劳动争议案件的维权律师山姆（Sam Wong）对本台分析说，在中国实际劳动关系中的利益均衡仍然是倾向于企业的，“这部分企业的责任，它在制度上的倾向是偏向企业的，政府对此是负有很大责任的。”出于安全考虑，这位律师以化名接受采访。

山姆介绍说，在他所办理的案件中，接触过不同的政府部门，但总体上讲，这些部门对劳动者的权益是漠视的，“我做过性别就业歧视的，有劳动者向劳动监察局投诉这种事情，劳动监察局就认为这根本不是事，他们就不想受理。”

山姆认为，尤其是底层劳工，他们通过正式途径来维权的机会就更低，“本身他们的法律知识也不多，他们也请不起律师，又缺少劳动法律援助去支持，劳动者就是处于弱势。”他补充说，中国的工会也都被政府所控制，不太可能为劳动者提供实质的帮助。

青年工人江陵的经历也佐证了山姆的分析。他告诉本台，“地方政府和所谓工会并不帮助工人，他们不民主，对资本家唯命是从。所有不利工人的政策，如降低工资、延长加班、调岗、开除员工、停产待岗，都可以顺利得到工会的批准。”

没有自由 只能牛马

江陵来自一个国际左派组织 –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nternational Socialist Alternative，ISA），他直斥中国所谓的“共产党”政府其实是资本主义政府；对于中国劳工所面临的这种“牛马”境地，这个资本主义政府要负很大的责任。

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劳工组织“中国劳工观察”负责人李强分析说，中国政府虽然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但实际上工人并未成为国家的主人，“实际上是对工人的专政，就是名义上给你工人一点面子，但你是要出血的，要付出代价的，工人作为‘主人公’是要让利的。”



上海市一处纸类产品回收站的工人 (路透社资料图片)

李强指出，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手中都掌握着数量庞大、资产雄厚的国有控股企业，他们实际上是资方利益的代表；而各级政府也严重依赖私营企业纳税，在实际执行劳动法规的时候，利益天平也容易倾向于企业。

前企业高管张潮则认为，中国企业已经形成与政府相似的体制，加重了对劳动者的剥削，“我在企业里干了这么多年，我就觉得企业跟政府非常相似，就是一个小政府，尤其是管理、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我觉得基本上跟政府一样，这种独裁体制下造成的就是这样一种文化。”

山姆律师分析说，在中国的专制体制下，公民实际上也无法通过结社自由、组织自己的工会来捍卫权利，劳动权因而也受到削弱，“当自身的权利得不到保护的时候，你就会同类相杀，所以就会造成内卷，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愿意去做牛马。那些更为底层的人只能出卖自己的时间、出卖自己的尊严，最后就变成了牛马。”

关键是制度

董明现在已经摆脱了过去在中国职场那种“牛马”的地位。2022年，董明通过走线来到了美国。他接到记者电话时，正在赌城拉斯维加斯出差，“老板帮我们订了酒店，一日三餐也是老板出钱的，老板也不会像在中国的时候那样压榨你，每天让你工作十二个小时、十四个小时那样的”，他的语气里带着欣喜，说这是他从未体验过的。

董明说，这个老板也很精明，也是想方设法让员工多干活，但他不敢随便让员工加班，因为怕被员工提告。他很自信地说，“（美国）法律是保护弱者的，法律是保护劳动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