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Sophie Chen）我还不到一个月大的时候，父母就离开中国，到美国开办了一家亚洲食品进口公司，希望到北美过上更好的生活。作为公司的老板，我爸爸起初并没有赚到钱。我们家唯一的收入来自我妈妈，她也是公司的秘书。我们家靠她的最低工资维持生计。
图源：Sophie Chen

婴儿的花销很大，仅保姆费就占了我父母月收入的一半。所以，当我两岁时，他们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送我回到中国厦门与祖父母一起生活。

我虽然不记得那个瞬间，但依稀感觉到，我并不知道自己要三年见不到父母。到达祖父母家时，我妈妈回忆说，我毫无畏惧地跑进了他们的公寓，连再见都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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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二次见到父母是在2009年，我五岁的时候。我和爷爷从北京飞出发，父亲在中途转机的城市接上我。当我们到达费城的家时，我妈妈从一家中餐馆旁边的商铺门走出来。我已经忘记了她的样子。依稀记得她留着长长的黑发，夹杂着几缕白发，脸上有些深深的皱纹，可能是笑出来的，也可能是愁出来的。

我自豪地把在飞机上省下来的面包递给了她。她接过面包说了声谢谢，但我注意到她脸上挂着的微笑——当然是因为见到我很高兴，但我感觉那微笑中也包含着某种不适，好像是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小女儿有些尴尬。我按照爷爷奶奶的教导，抱着她并甜甜地说了句“妈妈，我想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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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已是深夜，妈妈把我带进家，沿着狭窄的楼梯上到二楼的公寓，那里是我父母居住的地方。安顿好之后，妈妈帮我洗澡，当她看到我时，突然愣住了。我现在明白了原因。我的肋骨显露无遗，四肢瘦得像筷子。而她上次见我时，我还是个胖乎乎的婴儿。

她帮我盖好被子，脸上依然满是担忧。我半梦半醒时，听见她通过薄薄的墙壁抱怨着我在中国的生活：寄宿幼儿园、糟糕的食堂，甚至对祖父母也有不满。

“她在那学校呆了一个月，怎么瘦成这样？他们难道没发现吗？”

第二年，当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记得自己高兴地穿过操场跑到妈妈身边。我给她准备了一个惊喜——从学校食堂带回来的剩下的鸡块。在我六岁的世界里，这是最棒的礼物。

“妈妈！你看！”我期待着她的赞美或拥抱。但妈妈皱起眉头，弯下腰与我对视。“剩下的鸡块？这些不能吃！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外公就是因为吃太多剩饭剩菜去世的。下次别再带了，家里有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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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学到了两件事。首先，永远不要给妈妈带鸡块。相反，把它偷偷塞进书包，留给爸爸吃。其次，别无缘无故甜甜地叫她“妈妈”。她已经开始将用英语亲切地叫“Mom”和坏消息联系在一起。直到今天，每当我要报告考试成绩不理想时，我总是先用甜甜的声音叫一声“妈妈”。

妈妈找到最近的垃圾桶，把那盒鸡块扔了进去。我惊讶于她的冷淡，默默地钻进了车里。一路回家的车程，车里一片沉默。

回到房间，我开始练习描字。不久后，妈妈出现在门口，悄悄把一盘红心火龙果放在了我的书桌上。我最喜欢吃的。她像来时一样安静地走了。

火龙果很甜。

那一天，我开始学会家里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可能不会有太多的甜言蜜语，也不会有太多的拥抱。但我慢慢明白了，我能感受到被爱的方式，就是那盘总是悄悄出现在桌上的水果。

很快，家里开始有了家的感觉，妈妈也在努力弥补我们母女分离的时光。在我上幼儿园时，她发现我喜欢吃螃蟹（“你每次吃螃蟹都会突然安静下来，”她常说），喜欢看的美国动画是《史酷比》，而我理想中的出游就是去宜家逛那无尽的走廊。等到我在蒙特利尔上小学时，妈妈和我已经形影不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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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住在蒙特利尔，妈妈让我感到陌生的时刻已经很少了。她有时会叹息，感慨没能看着我长大。当我回想起童年时，偶尔也会感到遗憾，但我理解，那是他们当时能做出的最好决定。

如今，我们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也许我小时候的那段分离，反而让我们更加亲近。

现在轮到我来照顾她了。有时，我会在妈妈午睡时，悄悄把一盘西瓜放在她的桌子上，我们之间的纽带无声却牢不可破，默默无声。

来源链接：https://www.cbc.ca/news/canada/first-person-living-with-my-grandparents-1.7329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