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月 2 日，医务人员和抗议者仍在加尔各答进行抗议游行，一名女性抗议者举着被奸杀女医生的画像。

31岁的印度实习女医生在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一所医院遭遇奸杀后，引发席卷全国的抗议和罢工，女性在印度面临的安全困境再度引发热议。

当地时间10月7日，该案唯一嫌疑人桑杰·罗伊（Sanjay Roy）被正式提控，此时距离案发已近两个月。33岁的罗伊是加尔各答警局的一名志愿者，不时会被派到遇害女医生任职的医院警务室值勤。罗伊此前曾面临多项性骚扰指控，但从未受到惩罚。如果此次罪名成立，他可被判处死刑。

案发两个月以来，大多数罢工示威的医务人员已经返岗，但仍有少数人采取绝食抗议，他们要求罢免西孟加拉邦卫生部长尼甘（Narayan Swaroop Nigam），批评西孟加拉邦政府未能兑现承诺，升级照明、安装监控并采取其他针对医院的保护措施。截至10月17日，已有二十多名医生已绝食近两周，其中六名医生仅靠水维持生命，并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其中至少有两人情况危急。

9月初，西孟加拉邦已通过立法，规定对严重强奸案罪犯处以更严厉的惩罚，包括死刑。然而批评者依旧不满，称在印度父权社会根深蒂固的情况下，再严厉的刑罚也无济于事。因为问题的症结从来不是缺少法律，而是法律的执行不到位。

性暴力是印度长期存在的问题，印度卫生部2022年发布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女性表示曾遭受过某种形式的性暴力。2012年德里黑公交轮奸案发生后，印度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女性暴力行为的法律，包括快速审判、罪名细化、刑罚加重等。然而，上述调查显示，该国可确认的强奸案数量却持续上升——从2014年的337922起上升到2022年的445256起。

重刑之下，印度的强奸案数量为何居高不下？印度女性日常究竟背负着何种精神压力生活？《凤凰周刊》就上述问题专访了旅印法学专家张文娟。张文娟现为印度金德尔全球法学院教授、副院长，在印度从教十年，对印度文化和社会的运行逻辑有着深入观察。她是印度高校中首位获得全职教席且从事非语言教学的中国籍教师，创立了首个由中国人领衔的印中研究中心，最近还出版了广受关注的《雾与悟：亲历印度》一书。

女医生案关键证据或已灭失

《凤凰周刊》：加尔各答实习女医生遭奸杀案引发印度各界强烈关注。与以往案件相比，这起案件有何不同？

张文娟：相比于2012年的德里黑公交轮奸案，本次的实习女医生遭奸杀案的抗议主要着眼于女性职业安全，尤其是女医生的职业安全。德里黑公交案被视为一个历史性转折点，它引发了印度全社会的觉醒。案发后，无论女性还是男性，都纷纷走上街头，各行各业的人都在思考自己的姐妹、女儿、妻子的未来。德里黑公交案的处理力度也非常大，法院在九个月内就作出了判决，可以说是印度独立以来裁决速度最快的案件之一，且嫌疑人最终被判处了死刑。要知道，印度的死刑指标非常有限，每年只有个位数，真正执行的数量则更少。

本次的实习女医生遭奸杀案也给我带来了极大冲击。第一个冲击在于遇害者是一名医生。医生群体在印度是精英中的精英，能上医学院的也是最优秀的孩子，本案中的实习女医生在自己工作的场所被奸杀，的确令人震惊。如果连医生都不能保证自身安全，其他职业更可想而知。

第二个冲击在于案发地。一般认为，北印度尤其印地语带女性面临的安全状况相对更恶劣，但本次事件发生在不属于印地语带的西孟加拉邦，因此让人震惊。



◆案发医学院正门被挂上了抗议条幅。

第三个冲击在于案发后的程序问题。此案事实清楚，监控录像明确显示嫌疑人进入了房间，但案件的处理却异常艰难，明显滞后于德里黑公交案的处理进度。案发后，当地警方和医学院院长的做法也让人匪夷所思。

受害人于8月8日晚惨遭强奸，次日凌晨9时其遗体就被发现了，警方在当日下午进行了尸检，那时就已经知道受害人体内有精子，且尸检报告明确指出受害人全身遍布伤痕，但医院所属医学院的院长没有选择第一时间报警，而是直接给出女医生系自杀的结论。8月10日，警方虽然逮捕了犯罪嫌疑人罗伊，但实际上类似于传唤，紧接着人就放了，而没有采取羁押措施，这导致嫌疑人作案时所穿的衣服等物证没能及时被提取，从而可能导致关键证据的灭失。

这也是加尔各答高等法院后来不满意当地警方，而将案件的调查权转给印度中央调查局（CBI）的原因。后来又经历了一些波折，直到10月7日，中央调查局终于完成了证据的基本收集工作，排除了此前大家怀疑的团伙犯罪的说法，认为是罗伊一人作案，给出的罪名是强奸和故意杀人。但由于某些关键物证可能已经灭失，这让我担心，案件的审判过程还会遭遇波折。



◆案发医院设施遭到破坏。

除了司法程序的一波三折，此案在社会上也经历了多个抗议阶段，大约可分为四波。

第一波是加尔各答的医生组织抗议，后来抗议活动扩展到了全国。到了9月9日，印度最高法院发出指示，要求医生于9月10日复工，同时要求西孟加拉邦政府确保所有抗议者的安全，不得因抗议行为惩罚医生。这时，其他邦的医生基本停止了抗议，但西孟加拉邦的医生并未放弃抗议，因为包括警察局长、卫生局长及教育系统负责人在内的关键负责人还未被撤职。因此，他们不顾最高法院的指示继续抗议，此为第二波。此后，女性群体也走上街头，随后政治力量开始介入，来自印度人民党、学生组织等力量加入到抗议行列，要求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玛玛塔·班纳吉（Mamata Banerj）下台。因为她来自草根国大党 (TMC)，与这些抗议者所属的政治阵营对立，由此形成了抗议活动的第三波。



◆8月21日，加尔各答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者对女性在工作场所缺少安全感极为愤怒。

目前应该算是较为微弱的第四波抗议。印度最高法院于9月30日指令国家特别行动小组来督促落实对医护人员安全的保障措施。但在10月5日晚，有六名年轻医生发起了绝食运动，认为加尔各答政府没有积极落实对医护人员的安全措施。

《凤凰周刊》：印度的性犯罪刑罚力度与其他国家相比似乎不算轻，非礼罪最低判处三年监禁或罚款，或两者兼施；强奸罪至少判处20年监禁，情节严重的可判处死刑。但不少专家指出，自从刑罚变得严厉以来，一些法官反而变得不愿定罪。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张文娟：这体现出在强奸问题上，印度立法、执法和司法存在着复杂的纠结。虽然印度刑法对强奸行为采取重刑打压态势，但对于强奸案，基层警方的意识仍受制于传统价值观的牵绊，远没达到印度刑法立法精神所要求的高度。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了解，印度宪法对于嫌疑人权利的保护力度也相当大。在印度司法体系中，最被信赖且最具法治精神与能力的机构当数法院，尤其是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它们肩负保护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的重任，并享有司法审查的权力。可在强奸案中，如果警方懈怠、不重视，比如对案件调查不积极，可能会让案件进不了司法程序；而假若关键物证缺失，即使进入司法程序，也无法依法处理。

以本案为例，加尔各答警方在早期的处理中存在明显不力，可能导致某些关键物证已经遗失。从中央调查局和政府公诉人的表现来看，他们竟在9月7日的保释听证中迟到了50分钟，且调查未能取得明显进展。若不是此案社会影响太大，法院恐怕会同意辩护人的意见，将嫌疑人保释，那么后面，案件很可能就不了了之。这体现出高压态势立法与实际司法运行的错位逻辑。

值得关注的是，印度最高法院目前介入了此案，一方面是要保障案件的调查能够相对认真地开展下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包括让医生复岗，也包括指令国家特别工作组监督当地落实针对医疗人员的保护措施等，从而防止案件因为党派纷争、中央和地方撕扯而陷入绝境。



◆9月2日，医生们高举海报进行抗议，要求市警察局长辞职。

《凤凰周刊》：2012年反响巨大的德里黑公交轮奸案发生后，印度进行了法律改革并承诺严厉打击性暴力，警方在很多街区和火车站安装摄像头，并在一些公共交通上配备警卫和全球定位系统，但犯罪数字仍然居高不下。为何出现这样的情况？

张文娟：犯罪数字的升高，有可能是因为实际案件增多，但也可能是犯罪黑数在减少。犯罪黑数又称刑事隐案，是指因各种原因没被计算在警方犯罪统计中的犯罪行为。性犯罪，尤其强奸案，往往存在大量的犯罪黑数。

犯罪黑数的高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受害者的意识觉醒程度、警察的处理效率以及社会环境等。如果受害者的意识觉醒，或者警察的处理更加配合，犯罪黑数可能会减少，从而导致报案的数量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实际犯罪的案件数量在增加，只能说明更多的犯罪行为被揭露出来。

以德里为例，2012年德里黑公交轮奸案发生后，该地区次年的强奸案件报案量同比上年翻了一倍。从常理来看，短期内案件翻倍很难，这更可能是由于受害者意识转变，导致报案数量的增加。当然，不能完全排除犯罪数量增加的可能。只是，这次实习女医生遭强奸案的处理过程让人们看到，只有法律和政治承诺还不够，警察的意识和执法水平不提升，立法的威慑很难转化为现实威慑。



低种姓女性成为落后文化侵蚀的对象

《凤凰周刊》：谈到强奸案频发的问题时，很多人会提到印度的父权文化——很多女性被当做“次等公民”，在上学和工作中面临不平等和歧视，婚后则可能遭遇家庭暴力、种姓歧视，有人因嫁妆太少被杀，荣誉谋杀、性暴力和强迫婚姻也比比皆是。如此环境下，印度女性该如何保护自己？印度政府又采取了哪些举措来扭转这些落后的社会文化？

张文娟：我认为，这涉及到精英阶层与底层女性之间的境遇差异。印度社会中女性地位和女性保护同种姓制度紧密相连。高种姓女性通常表现出高度的自信，并在家庭与教育环境中享有平等地位。以我的印度男同事为例，不少人的妻子在家庭中很强势。同时也存在众多独立女性，她们选择不婚，或在工作中颇具领导力。

但对于低种姓女性而言，的确会面临更多挑战。这一群体中，早婚、嫁妆较少的女性生存状况会更为恶劣。跨种姓婚姻中的“荣誉谋杀”也是一种危险，它指的是家人不允许子女跨种姓通婚，若子女违背，家人可以依据教规对他们处以死刑。但“荣誉谋杀”并非只针对女方，也可能会处决男方。



◆2018年，印度一女网红因上传嘟嘴照片被家人视为破坏家规和形象，被“荣誉谋杀”，该事件引发民众上街抗议。

印度的一些文化确实限制了女性的自由选择，但这种文化并非将所有女性都降为所谓“次等公民”。实际上，高种姓及富裕的印度家庭中不乏杰出的女性后代。我认为，随着全球化、消费主义的兴起，以及莫迪政府推动“印度制造”计划、劳动力计划，女性逐渐由家庭走向工作岗位，因此能够有更多选择权。比如富士康等海外企业就雇用了大量印度女性。莫迪政府也鼓励女性参与到经济生活中来。

此外，印度宪法也包含有女性特留权这样的设计，先从最基层开始，如在村级选举中为女性保留三分之一的席位，从而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参政机会。在很多地方，由于女性享有特留的配额，丈夫会将妻子推到台前。就在2023年9月，印度议会还通过了第106宪法修正案（也称《女性特留权法》），将女性特留权扩展到邦和联邦议会层面，规定在印度人民院和各邦议会中至少为女性预留三分之一的席位‌。莫迪也总说，要体现印度的“女性力量”（Nari Shakti）。这至少表明，印度政府正通过制度层面的努力来推动女性地位的提升。

《凤凰周刊》：后疫情时代，印度女性的失业情况更为严峻——印度经济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2022年仅有3900万女性劳动力参与就业，相比之下，印度男性劳动力人口有3.61亿。如何看待印度女性的就业情况？

张文娟：在印度经济中，非正式就业的比例高达80%以上，正式就业岗位本身就很少。印度没有像中国这样发展出大规模制造业。只有大规模制造业发展了，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将有助于提升女性权利、保护女性权益以及拓展女性的觉醒意识。



◆印度是全球女性正式就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来源：世界银行）

但当前的印度经济主要依靠服务业，因此能带动的就业岗位很少。此外，女性居家也是印度的一种文化体现，很多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的是经营者和管理者的角色，而不是具体的家务执行者，因为在中产阶级群体中，很多人家中其实有保姆。许多印度家庭中，丈夫会将收入交给太太管理，太太用这些钱去投资理财，也会负责安排家庭的各项活动。这种模式在美国的一项研究中被称为“认知付出”，因为统筹这些事情需要进行大量决策并付出心力，一些印度女性也能从这个角色中找到价值感。

《凤凰周刊》：印度一项民调显示，在提高女性安全问题上，约一半的受访者（51%）表示，教导男孩“尊重所有女性”比教导女孩“举止得体”更为重要。但仍有四分之一的人（26%）将性暴力的责任归咎于女性自身。如何能提高整个社会的认知？

张文娟：我认为，将性暴力的责任归咎于女性自身的观点是有其存在基础的，正如许多重男亲女的观念是从母亲那里传承下来的那样，母亲先被文化观念束缚、固化，然后去用这些观念教育她的儿子。

从印度几次权利运动能看出，底层女性是有一定反抗意识的，比如20世纪70年代的契普克运动（由农村女性发起，旨在保护树木免遭由政府支持的伐木项目的破坏），2017年的反饮酒运动，以及赫赫有名的“粉红帮”。“粉红帮”是一个反家暴组织，如果谁家出现打老婆的情况而警察不介入，该组织的成员就会手持木棍等工具去对抗那个男性。这也是一种底层的自救模式。

因此，我认为印度底层女性中确实存在这种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觉醒意识和维权意识。印度的社会进步不仅有自上而下的精英层面的呼吁，也有底层女性切实有效的维权方式。但仍有一部分女性，要想改变她们已经固化的观念，仍需要漫长的过程。



◆“粉红帮”并不满足于制止不公正，她们还为妇女提供社会帮助。

《凤凰周刊》：尽管现状严峻，我们依然能看到很多印度公益组织、女性维权者勇敢地站出来发声，推动反强奸运动。你如何看待这些积极的力量？

张文娟：印度的女性维权运动一直非常发达，同时也呈现出非常矛盾的状态。一方面，印度女性地位在某些层面上显得很低，但另一方面，女权运动又非常活跃，尤其是底层女性组织的反家暴、护林运动等相关运动。这显示了印度社会意识的“拉锯战”，一些人在维权、抗争，引领着社会进步，而与此同时，传统文化力量又非常强大，似乎在拽着社会下坠。

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不是高种姓或是中间阶层的女性，而是最底层的低种姓女性，她们通常没被当做平等的人来对待，成为落后文化侵蚀的对象。她们虽享有一定比例的特留权，但仍面临权益保护方面的诸多挑战，由于忙于生计和照顾孩子，她们往往无法有效地保护自己。



深入了解印度要消除刻板印象

《凤凰周刊》：作为一位来自中国的女性学者，你为何会选择去印度从事教育工作？你本人是否遭遇过性骚扰，或在出行时担忧过性暴力？

张文娟：我当时选择去印度并没有特别考虑到性别因素，主要是出于对印度这个国家的好奇。作为邻国我们对它知之甚少。我是拿到工作邀请函后，才开始对印度进行深入研究的。正是“无知者无畏”，出发前在了解印度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人都在讨论印度的水质问题和女性安全问题。因此，在购买机票时，我会尽量选择能在白天抵达印度的航班。

我们学校在印度颇为独特，拥有来自50多个国家的教师，男女皆有。校长是研究人权领域的专家，因此他非常重视性别平等问题。学校每年都会发布报告，详细列出女性领导者、女性教师以及女学生的比例。总体来说，我在工作场所感受到的是非常国际化的氛围。

但也会遇到一些有趣的现象，例如学校的校工和食堂工作人员见到我丈夫时会毕恭毕敬地问好，似乎认为他才是学校的正式职员，而我是他的家属。我能感受到这种想当然的男性主导意识。

印度女性的穿着通常比较保守，所以很多人告诫我不要穿低胸装、超短裙等露肤度较高的服装，不要挑战当地的文化传统。特别在北印度，晚上8点或9点以后，女性最好不要单独出门上街。我们学校又位于印度农村，农村在文化上更为保守。我会选择尊重当地的文化、重视自我保护，避免让自己受到伤害。或许因此，我到印度这么多年，似乎从没遇过让我感觉尴尬或冒犯的行为。

《凤凰周刊》：对人身安全的担心似乎是所有在印女性背负的精神负担。你周围的女性朋友是否遭遇过这种困扰？对于那些需要每天出门务工的女性来说，又该如何面对这种困扰？

张文娟：她们的确会有这种困扰。在印度，企业雇用女性员工时，也会考虑到她们的安全问题。如果一家企业雇用比较多的女性员工，尤其下班时间在天黑后的，一般会安排通勤班车，确保女性员工能够安全回家。此外，印度有专门针对职场性骚扰的法案，并要求10人以上的企业或组织必须要设立反性骚扰委员会等，以确保女性员工在职场中的权益。这些措施对企业来说可能是一种成本，但如果社会要开发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潜力，就必须考虑到她们的顾虑。



◆印度政府一项2024年的调查显示，每25名女性中就有一名遭受过丈夫的性暴力。

《凤凰周刊》：印度强奸案在中国媒体上也引发热议。据你观察，中国舆论场是否存在对印度片面的解读？

张文娟：据我观察，中国媒体对印度社会有两大重点关注且都存在刻板印象，一是女性安全问题，二是种姓歧视问题。当媒体在报道强奸案或涉及种姓歧视事件时，主要关注的是相关案情有多么骇人听闻，但对于印度从制度层面解决这种问题的努力，以及民间社会层面的女权运动几乎很少关注，最后导致对印度的理解限于肤浅、偏颇。

印度媒体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由于他们几乎没有记者能用中文开展采访，因此很难对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做出独立解读，其报道立场往往会参考西方媒体的立场。基于此，我认为中国媒体在解读印度社会事件时的一个优势是，印度英文媒体非常发达，对于同一事件，我们可通过印度本土英文媒体去追踪事件的全过程。中国媒体也可以同研究印度的学者加强合作，来推动社会建立对于印度更为深入的认知。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不断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并在全球治理中越来越多地发挥领导力的大国而言，拓宽国际视野尤为重要。以往我们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欧美及日本等发达国家，时至今日，我们的目光应当更聚焦于“全球南方”国家，这就要求我们对发展中国家有更为深入和全面的了解，保持好奇心，并展现出对严肃研究的重视。不论是民间的对外投资，还是政府间的外交互动，深入了解与接地气的分析是高质量决策的基础。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领域可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