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驱使人们大规模袭击陌生人？这是许多中国人目前正在思考的问题。Article informationAuthor,麦笛文（Stephen McDonell）Role,BBC驻中国记者

今年较早时候，中国又一次大规模谋杀事件发生后，社交媒体上一个用户写道，“中国人民太苦了。”该用户还警告说，“效仿这种攻击（的行为）只会越来越多”。

另一位网名则写道，“这场悲剧反映了社会中的黑暗。”

随着2024年中国接连发生多起致命的袭击事件，这些悲观的评论引发了人们的质疑：是什么驱使人们会以大规模杀害陌生人方式“报复社会”？

澳州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副教授大卫·沙克（David Schak）表示，中国人口众多，此类攻击仍然很少见，但不算是新鲜事。然而，它们似乎是成批出现，通常是模仿者试图吸引注意力。

今年尤其令人痛苦。

从2019年到2023年，警方每年记录三至五宗肇事者攻击行人或陌生人的案件。

但在2024年，数字激增至19宗。

2019年，三人死亡，28人受伤；2023年，16人死亡，40人受伤；2024年，63人死亡，166人受伤。11月尤其血腥。

11月11日，珠海巿一名62岁男子驾车撞向正在体育场外运动的人群，造成至少35人死亡。警方表示，肇事者对离婚协议感到不满，他在本周被判处死刑。

几天后，在常德市，一名男子驾车冲撞一所小学外的一群儿童和家长，30人受伤。当局表示，这名男子对经济损失和家庭问题感到愤怒。

同一周，一名因考试不及格而无法毕业的21岁男子在无锡市的校园内持刀袭击，造成8人死亡，17人受伤。

9月，一名 37 岁男子闯入上海一商场内，持刀伤人。6月，四名美国教师在一处公园里被一名55岁男子持刀袭击。还有两宗针对日本公民的袭击事件，其中一宗导致一名10岁男孩在学校门口被刺死。



江苏省无锡市，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发生持刀攻击事件后，人们在入口附近献花。

沙克教授指出，这些袭击的肇事者主要针对“随机的人”来表达他们“对社会的不满”。

在这个拥有强大监控能力的国家中，女性几乎从不犹豫地在夜晚单独外出，而这些袭击事件却激起了广泛的不安。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中国今年发生这么多大规模袭击事件呢？

中国经济放缓

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主要压力是经济增长放缓。众所周知，中国正面临着高青年失业率、大规模的债务以及房地产危机，这些问题已经耗尽了许多家庭的毕生积蓄，有的甚至颗粒无存。

在大多数主要城市的郊区，整个住宅区的建设都已停止，因为负债累累的开发商无力完成工程。2022年，BBC曾报导过一些人露宿在自己尚未峻工的公寓“烂尾楼”内，没有水电，也没有窗户，因为他们无处可去。

“乐观情绪确实似乎已经消失了，”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的研究员乔治·马格努斯（George Magnus）说，“我们可以暂且用‘困住’（trapped）这个词。我认为中国已经陷入了一种镇压的循环之中。一方面是社会镇压和经济压迫，另一方面是一种摇摇欲坠的经济发展模式。”

研究显示，中国民众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对个人前景的悲观情绪增强。一项中美联合分析调查显示，过去人们经常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个人努力或能力不足，但最近的调查结果显示，人们现在归咎于“不公平的经济体系”。

“问题是，人们真正会指责谁呢？”马格努斯问道，“而下一步则是，这个体系对我不公平，我无法突破。我无法改变我的处境。”

缺乏出路

在拥有健康媒体生态的国家里，如果你觉得自己被不公平解雇，或被当地政府支持的贪腐建筑商拆毁房屋，你可能会向记者求助，让他们听到你的故事。但在中国，这种情况很少会发生，因为媒体受控于共产党，且不太可能报导有损各级政府形象的新闻。

此外，法院——由党管理同时为党服务——运作缓慢且效率低下。社群媒体上有很多估计珠海袭击者动机的说法：他无法在法庭上达成他认为公平的离婚协议。



广州市繁忙的求职市场：青年失业率高企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挑战之一。

专家指出，其他发泄不满的渠道也在缩小或完全关闭。

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王慧玲（Lynette Ong）研究中国政府如何应对民众的反抗，她表示中国人常在网络上表达不满。

“（他们）会在网上骂政府⋯⋯只是为了发泄愤怒。或者他们可能会组织一场小型抗议活动，如果规模较小，警方通常会允许，”她解释道。“但这种异议，小小的异议，在过去几年里已经被封锁了。”

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加强网络审查，封锁被视为争议或批评的言论；打压揶揄官方的万圣节服装；还有，当河南省民众因银行冻结账户而抗议时，便衣人员似乎在地方官员指挥下殴打示威者。

此外，对人们情感和心理反应的应对同样十分不足。专家指出，中国的辅导服务极其匮乏，这使得那些在现代中国社会中感到孤立、孤独和抑郁的人无法找到出口。

“辅导可以帮助增强情绪韧性。”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郭黎玉晶（Sylvia Kwok）表示，中国需要加大精神健康服务，尤其是针对那些经历过创伤或有精神健康问题的高风险群体。

“人们需要找到不同的策略或建设性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情绪⋯⋯减少他们在强烈的情绪压力时做出暴力反应的可能性。”

综合起来，这些因素显示中国社会的盖子正在捂紧，造成了一个压力锅般的局面。

“并不是很多人在大规模谋杀。但紧张情绪似乎在加剧，而且目前看来，这些情绪不太可能得到抒解。”马格努斯表示。



上海万圣节前夕，警方密切注意任何抗议或批评政府的服装或标记。

共产党担心的，应该是公众就此指责当权者。

以此评论为例：“如果政府真的能够公正无私，就不会有这么多愤怒和不满。政府的努力只是创造一种表面上的和谐，看似关心弱势群体，却实际上造成了最大的社会不公。”

王慧玲表示，虽然暴力攻击事件在许多国家都有上升趋势，但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官员处理此类事件的经验很少。

“我认为当局非常震惊，因为他们以前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他们的本能就是镇压。”

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谈到珠海袭击事件时，他似乎承认社会压力正在增加。他敦促全国各地官员“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加强风险源头防控，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严防发生极端案件”。

但到目前为止，吸取的教训似乎是加强监控以让警方作出更快反应，而不是考虑对中国运作方式进行任何改变。

王慧玲表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是自1970年代末以来我们从未见过的新阶段。”她指的是中国重新对外开放并带来巨大变化的时期。

“我们需要为意外事件做好准备，例如大量随机袭击、小规模抗议和社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