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辰从汽车后备箱取出租来的地毯清洗机，又拿出清洁剂，丈夫提前把家具全挪开，两人花了四个小时，把家里的地毯洗了一遍。所有费用加起来不到70澳元，比请人来做省下了200多澳元。时间往回退十年，在上海住着大平层，衣食无忧的她，不会想到移民后学会的第一项技能竟然是清洗地毯。

精英中产移民第一课：失业七年前，38岁的陈辰和丈夫通过189独立技术移民签证来到澳大利亚，从上海迁居悉尼。选择移民，最初是考虑到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希望儿子拥有不一样的成长环境。

丈夫毕业于名校的计算机专业，又在互联网公司有多年工作经验，拿到身份后不久便获得了工作机会。陈辰没有那么幸运，虽然在国内广告公司做到创意策划总监，但她很快发现过往的工作经历在这里并不吃香。

起初，她投递了不少senior（资深）岗位，大多石沉大海，连面试邀请都很少。调低心理预期后，她开始找一些junior（初级）的工作，进行了一些面试，仍然没有拿到offer。与程序员这样靠技术的工种不同，广告行业对于人脉、语言、文化都有着比较高的要求，陈辰在语言和文化上有着天然的劣势，申请senior的岗位缺乏人脉与根基，申请junior的岗位在年龄和工作经历上又显得格格不入。“

有一次面试，我简单介绍了经历和做过的项目，他们很惊讶，我在国内已经是leader了，却来澳洲申请这么基础的岗位。最后这家公司也没有给我offer，可能是觉得我过于overqualified（资历过高）。”



在国内时，陈辰和丈夫的收入相差不大，年薪五十万上下，但移民后，自己骤然成为“无业人员”，无法为家庭做出更多的经济贡献。每天早上丈夫、孩子陆续离开后，陈辰就会泛起强烈的失落。比起陈辰，来自北京的PP一家移民时更为谨慎小心。

为了平稳过渡，妻子先去加拿大念硕士，同时将孩子带去生活，PP负责在国内继续赚钱、提供经济支持。毕业后，妻子在当地找到了工作，之后拿到永居，PP觉得时机到了，便辞去大学副教授的教职，飞往加拿大与妻儿团聚。

辞职前，PP预料到求职之路不会太顺利。没有海外背景、英语水平普通、学术水平中等、年龄超过40岁，他很难找到和国内职称相当的教职。尽管有预期，但实际情况更糟糕，连投递给社区学院的简历都没有回音。“

部分高校老师移民后可能是失业率最高的群体之一，想要在北美找一份教职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陈辰和PP的经历并非个例，近年来随着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移民政策友好的国家新移民数量激增，工作岗位的增长却十分有限，新移民的失业率增长很快。据加拿大政府统计，‌在加拿大居住不到五年的移民失业率在2022年8月为7.4%，而在2024年7月为12.6%‌‌，是所有调查人群中最高的。

其中，一些在国内相对体面、高薪的工作是失业高发区，比如医生、工程师、高校教师等。以医生为例，在加拿大执业需要当地通过语言考试、专业资格评估和临床技能测试，耗时非常漫长，且不同省份之间认证标准各不相同，让许多新移民的求职之路倍加艰辛。

从副教授到修车工失业后，陈辰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省钱。尽管丈夫找到了工作，但岗位基础，工资并不能完全覆盖房租、孩子的学费和全家生活支出。存款逐渐减少，每天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变动，都会增加陈辰心中的焦虑。

“以前每个月到手四五万，想买什么都可以做主，但没有收入的时候，每花一分钱都觉得心理压力大。”

来到悉尼半年后，儿子有次玩耍时弄脏了地毯，为了不被公寓罚款，她需要清洁干净。最开始，她想要找专业人士，在网站上查询完价格，最便宜的也需要近300澳元。于是她租来一台家用地毯清洗机，一个人花了整整六小时把全屋的地毯清洗完。虽然第一次洗，没有很干净，还腰酸背痛了两三天，但一想到只用几十澳元就解决了问题，陈辰觉得特别高兴。

在失业的漫长周期里，更让新移民们难以跨越的是失去社会身份带来的心理障碍。来到澳大利亚前，陈辰和丈夫卖掉了一套上海的房子，手里的存款支撑他们在这里生活几年没有问题，但习惯了职场生活的陈辰并不愿意成为全职太太。

那段时间，每个工作日对她而言都很难熬，有时独自出门买东西，看着街上的人行色匆匆，陈辰会忍不住想哭。心理的焦虑投射到现实生活之中，她常常在做饭时切到手，无论做什么都心不在焉，“做一会儿就想去检查一下邮件，看看投递的工作有没有新的回复”。丈夫提议她去看看心理医生，但用完医疗保险涵盖的报销额度后，陈辰拒绝继续这项高额支出。

陈辰在澳大利亚的求职始终没有进展，直到一年后，国内的前同事递来了一个远程广告策划合作的橄榄枝，她毫不犹豫地接下了。之后，陈辰陆陆续续开始一些国内的广告策划工作，也在求职网站上寻找远程工作的机会，成为了自由职业者。

PP下定决心彻底转行。“四十多岁再去读一个PHD时间太长、成本过高，但没有国外的博士学位和过硬的学术证明，想要在这边找教职不太可能，文科专业去做高中老师的难度也比较大，还不如早点寻找其他出路。”

“一旦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就没空焦虑了。”

半年的时间，他尝试了在中餐厅做服务员、送外卖、开Uber等工作，既是考察，也可以为家庭增加一些收入，但这些技术含量低、工作时间长的职业并不符合他对于未来生活的规划。

电工、销售也是许多新移民转行时的选择，但PP自觉不适合，也排除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结合兴趣爱好、身体状况，他决定申请当地college的汽修专业，两年制，毕业后考取执照就可以入职4S店。

“选择汽修一方面是因为我身体还不错，能承受体力劳动，另一方面我一直对汽车挺感兴趣的，存款能支撑两年没有收入去学习。移民就是为了脱离过去的生活环境，让身心都更加自由，所以选择工作的时候我也会比较看重兴趣爱好。”

累，是PP这两年学习过程最大的感受。虽然在国内时一直坚持健身，但刚开始每次搬轮胎、拉大锯都能让他累得灵魂出窍。有一次拉锯的时候姿势不对，手上被磨出了几个巨大的血泡；第一次去电焊车间练习悍花的时候，手抖得像得了帕金森综合症；搬轮胎搬到第二天手臂抬不起来更是家常便饭。

“我很少跟前同事谈论现在的生活，毕竟在他们看来，放着好好的副教授不做，来加拿大做体力活，简直就是没苦硬吃。”

“选择自己认可的生活方式”

来到澳大利亚七年，陈辰和丈夫喜欢这里的自然环境、空气质量，看到孩子能够在更自由、压力更小的环境下学习、成长，他们觉得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但如果单纯考虑职业生涯，陈辰觉得移民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接到一些广告策划方面的远程工作后，陈辰成立了独立工作室，主要对接国内业务，规模不大。偶尔与过去的同事聊天，发现曾经的下属现在已经是公司高层，职业发展上远远好于自己。丈夫过去的好几位同事靠着互联网公司的股权实现了小范围财富自由，从基础职位重新出发的他还在senior岗位上，“而且华人要在本土公司做到很高的职位是非常困难的”。

PP汽修专业毕业后，做了几个月实习生，拿到执业许可，现在已经入职当地一家4S店。“每天都在为顾客解决具体的问题，这种感觉比做虚无缥缈的学术研究要好太多了。”

不过，他并不推荐经济上有后顾之忧的人这样做，“现在这个行业趋近饱和，大部分学生毕业后都需要做一段时间的无薪学徒，对有经济压力的人来说并不友好”。

谈到未来，PP会继续在加拿大工作、生活，陈辰一家则不确定。最近一年，澳大利亚汇率动荡，经济形势不明朗，再加上陈辰的主要客户来源仍然在国内，她更倾向于孩子上大学后就回上海生活。

“很有可能折腾十年又回到原点，但很多事情就是体验过了才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