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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中国大学校方公示跨性别学生个人信息行为引起大众不安。（资料图片）

2024年12月初，位于中国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校方将一位跨性别女性在校生变更身份证性别的详情资料张贴公示，文件详细列出学生姓名、身份证号以及资讯更新缘由。此举引发民众关于个人隐私过度揭露的惶恐，学者亦指侵犯学生隐私。

“这太详细了，看得我很怕，我很担心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身上。”同为跨性别女性的许薇告诉BBC。

许薇目前就读于上海一所高校，她在去年八月完成了类似的性别重置手术，并依规完成司法鉴定，持有证书，一个月前刚通过申请、拿到了矫正性别之后的新身份证。

许薇说：“这个案例让我非常害怕，我看到新闻之后立刻给我的辅导员发去信息，再三确认我的信息是否也会这样公示出来，得到了书面承诺我才放心。”

研究中国酷儿文化的诺丁汉大学副教授包宏伟亦指出学生应当是换证、公示等资讯的唯一决议负责人，尽管很可惜看到此案中的当事人因为种种原因隐身、没有公开发表意见，但学校应该始终意识到这是对于学生资讯的无必要过度披露，不仅将学生本人放在舆论中心承压，还或将给她招致本不必要的恐跨仇恨。

“我们应该意识到一个跨性别学生是不必要面向所有人完全出柜的。”包宏伟如此表示。

但也有声音指出，有讨论才有“被看见的可能”。此前，跨性别人士应该如何使用公共卫生间这个议题长盛不衰。在武汉，曾经有没有完成性别重置手术的跨性别女性前往男厕遭杀害。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能进入公共讨论的跨性别话题了，”同为大学在校生的跨性别女性莫女士说， “在彩虹社团尽数被取缔之后还能看到这样的讨论声量，总归是好事，显得我们还在。”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就热议向中国媒体回应此举有程序可循，但受访工作人员亦表示自己并不清楚具体出于哪条规定。

公示引来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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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华中科技大学公示被指大量涉及跨性别学生个人隐私信息。

刑事辩护律师付建对中国媒体表示，身份证号、性别变更缘由属于个人敏感讯息，公示这类资讯增加了学生资讯被不当使用或泄漏的风险，也有可能给学生增加心理负担。

包宏伟指出，他很赞赏学生本人的性别认同勇气和选择，但此外，学校的公示做法值得商榷。

“校方的意图可能是好的，它希望人们注意到学生的性别已经改变，并且希望他们尊重学生本人的意愿、使用她的新性别来指代她，但我们不得不考虑这个公示​​是否泄露了过多不必要的个人讯息，这些讯息是极有可能被某些仇视LGBT群体的人所利用、且发动仇恨攻击的。”包宏伟说。

此外，他指出学校在公告中提出“个人资讯身分变更期间带来后果责任自负”一句实际撇清了学校的责任。

“从本质上来说，大学有责任照顾其学生。学校这样的免责声明实际上在逃避它本该承担的责任，这并不正确。”

以包宏伟所在的英国诺丁汉大学为例，学校有刊发执行关于跨性别学生手册，其中明确了在校生有关联的各部门的权责。这份17页的文件直截了当表示有变更性别需求的学生将和学生服务部门的专门指派工作人员联系，多方协商关于学生本人信息变更披露的范围，一切以学生本人意愿为首要考虑且完全保密：学生本身是否希望所有人知晓，或只是需要通知三、四个亲近的师生、或只是和学生福利相关的部门、老师。

在中国，实际上大部分依然在校园学习生活的跨性别人士会选择在完成性别重置手术之后搬离集体宿舍、单独居住以规避麻烦，且会尽量在公共场合使用第三卫生间或残疾人用卫生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诺丁汉大学，跨性别学生不需要完成性别重置手术才能申请性别资讯变更。

根据中国现行法规，跨性别换证的前提是性别重置手术，即必须透过法医鉴定、证明自己符合生物学意义上的目标性别标准——以性器官和包括声音、面相等在内的第二性徵为主要指标——才能提出法律文件性别变更申请。

在刚过去的2024年，性别重置手术是否是跨性别人士更换身份证明的必要前提条件，即“免术换证”议题，也是台湾社会争议的焦点。

跨性别人士需要走多远才能证明自己的社会身份一事点燃社会舆论。值得注意的是，性别重置手术作为缓解性别焦虑的一种手段，并不是每一位跨性别人士都有这个需求。

“学校没有权力替学生做这个资讯揭露决定，这是学生自己的事情。”包宏伟说。

萎缩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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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近年来，中国高校内，LGBT群体可见度逐渐降低。（资料图片）

“其实我在校换证这个过程里，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本该更开放包容的高校教师、辅导员团队在性别议题上的保守。”许薇说。

在中国网路上，一些民众围绕跨性别学生身份转换“是否会恐吓到其他学生”出现热议。

针对这样的话题，许薇感到很痛心，因为跨性别者的性徵表现并不是在换证的那一天突然发生转变，而是潜伏很久，“在入学那天可能就已经是目标性别的模样了”。

“这样的讨论其实也显示出现在更年轻一代学生对于LGBT社群议题更加景观化、奇观化的讨论，因为那个公共讨论的空间消失了，正常的科普被谐谑的发言取代。”许薇说。

早在2016年，许薇和几位夥伴共同在他们所在的上海市一所大学创办了性与性别主题社团。但在当时的校内交流资讯平台上，她记得这个社团常被标记为“邪教组织”，或是“极端社团”，理由是“宣传价值”。

“顺性别直男看不起我们，男同性恋也不喜欢我们，他们会发文觉得我们扰乱了他们平静低调的生活，”许薇说， “但事实是，只要你不去争取空间，它就会被别的东西占领，就像今天这样，一个跨性别学生居然需要为自己换证这件事向全校师生给交代。”

2019年5月17日，也就是国际不再恐惧同性恋、跨性别与双性恋日这一天，许薇所在的学校发起对彩虹社团的“围捕”，在校内监视所有带有彩虹元素的装饰物，并挨个“记过警告”，此后这所学校不再有公开LGBT和性教育议题相关活动。

2020年，中国高校发起更广泛针对LGBT社团的封锁：清华大学Purple社团、武汉大学性平会、北京大学ColorsWorld等彩虹社团微信公众号都被封。 2022年年中，几位在清华大学小卖部分发彩虹小旗帜的学生被带走。

到今天，这些社团转向更地下的活动空间，远离大部分学生，成为同温层取暖的空间。

包宏伟指出，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在LGBT议题的接受度上呈现割裂的态度。

中国社会对于LGBT议题呈现一种民间开放的态度，这表现在更多LGBT相关的流行文化产品在社交媒体上走红，华中科技大学改证的跨性别学生一事在舆论场中也没有遇到过多苛责，相反，包容和理解的声音占据主流、对学生本人资讯安全的考虑是主要的争议重点。包宏伟认为，这些都是社会向好、走向宽容的表现。

“但是我们依然非常遗憾地看到跨性别者的权益缺乏保障，校方应对类似案件束手无措……需要政策站出来加以引导，但目前来说，中国政府的政策是越来越保守的。”包宏伟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