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莫言余华互怼，已经成了当代年轻人的精神娱乐。

两位当代文坛知名作家，作品写尽人间苦难，生活里却是相爱相杀的“冤种兄弟”。

接受采访，一言不合就开启（互相）嘲讽模式。

余华：“他（莫言）是我有工作以来遇到的一个最昏庸的领导。”



莫言：“余华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从来没有对我形成威胁。”



余华：“莫言就是我的yyds。”

莫言（直接忽视）：“于和伟是我的yyds。”



前几天，莫言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发年终总结视频，果然没说几句，就又提到了余华：

“我参观了莎士比亚旧居，当着余华和苏童的面发誓，用我的余生成为一个剧作家。他们报以笑容，当然我说他们是冷笑。”

然而这并不是什么“文人相轻”，互怼互损的背后，是长达30多年文学道路上的志同道合、惺惺相惜。

余华有次提到他当年读完莫言的作品《透明的红萝卜》之后的感受：“突然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在一个不同的地方，竟然有和你心灵相通的朋友。这种感觉真的是很美好。”



友谊的最高境界，大概如此。

在“靠近年轻人”这方面，两个人也有惊人默契：

互联网上，余华早已因为风趣幽默、接地气的发言，成为文学界梗王、“年轻人嘴替”。

而莫言的公众号里，叫他“莫爷爷”的年轻人占了多数。莫言本人很享受这个称呼，说每次看到有人叫他爷爷“心里就像化了蜂蜜一样，又甜又温暖”。



大家爱看莫言和余华，因为他们鲜活真实，作品扎实，却不以“文学家”自居，愿意共情普通人。

而这两位“文学喜剧人”背后，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也藏着一些超越时代的、关于生活的真谛。



如今因为幽默松弛被年轻人喜欢的莫言余华，都曾在作品里坦言，自己曾经是“胆小”的人。

1955年，莫言出生在山东高密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关于生活的最初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梨树下用洗衣棒槌捶打野菜，“那棒槌敲打野菜发出的声音，沉闷而潮湿，让我的心感到一阵阵的紧缩。”



童年莫言（左）

与饥饿相伴的常是恐惧，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中，莫言讲了童年记忆中的一件事：

年幼的莫言提着家里唯一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打碎了热水瓶，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

傍晚，他听到母亲呼唤自己的乳名，从草垛里钻了出来，母亲没有如想象中打骂他，只是抚摸着他的头，发出长长的叹息。

小学还没毕业就辍学的莫言，开始了每天去荒草滩上放牛羊的日子。小小的莫言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口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闹，那一刻，他感觉到了悲凉和孤独。



莫言（中）与父母

十几岁时，莫言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本就艰难的一家人陷入了更深的困境。那时的莫言，会因为回家没有听到母亲的回应，放声大哭，担心母亲随时都会寻短见。

而就是在这样的生活里，莫言开始对故事着迷。

村里来了说书人，莫言会忘记母亲交给自己的活儿，跑去听书，回家再绘声绘色地复述给家人听。

村中老人讲述的鬼神故事、历史传奇，也都钻进了莫言的脑袋里。没有机会去上学的莫言，在田埂地头、牛棚马厩，接受了属于自己的“故事教育”。



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演讲

而莫言作品中肆意瑰奇的想象，最初来源于荒草地间放牛的经历：放牛娃莫言没有同伴，一个人躺在草地上看着白云，一些光怪陆离的幻象便涌现在脑海。后来，他把当年的很多幻想都写进了小说里。

相比莫言，1960年出生在杭州、父母都是医生的余华，有着更加丰足、活跃的童年。回忆在浙江海盐的童年时光时，他写道：

“在那块有着很多池塘、春天开放着油菜花、夏天里满是蛙声的土地上，干了很多神秘的已经让我想不起来的坏事，偶尔也做过一些好事。”



但少年时的余华也有紧张局促的时刻，这些时刻很多都跟口吃有关。

现在的“段子手”余华，在少年时有比较严重的口吃，尤其跟不太熟的人说话紧张，口吃就会加重。他形容那种被卡住的感觉，“如同一座高山挡住了我的去路，怎么也翻越不过去。”

有一次，余华的父亲让余华去给他的一个同事传句话，余华因为担心口吃不愿意去，又碍于父亲的权威不得不去。在路上，他反反复复默念那句话，紧张担心了一路。



改变莫言和余华的，是他们共同热爱的文学。

曾经在夜里不敢出门的莫言，开始写作之后，会因为灵感的召唤，在半夜一个人走向静寂无人的田野，而余华也在大大小小的演讲和采访中，逐渐忘记了自己的口吃。

但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经历过的那些困顿时刻，和那些孤独、怯懦、无力、挣扎的感觉。

余华曾经坦言，长时间的写作会加重一个人的软弱、胆小和犹豫不决。



而正是这些在现实生活中需要克服的“弱点”，让他们拥有了一个重要的能力——共情他人、尤其是共情弱者的能力。这也许是身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能力。

就像余华在一篇散文里写的：

“我们的少年里不会缺少逃跑，不会缺少心惊胆战，而且逃跑和心惊胆战如影随形，追随我们一生。”



1988年，北京鲁迅文学院，33岁的莫言和28岁的余华相遇了。

当时的莫言，已经因为《红高粱》的影响力为更多人所知，而余华刚在文坛崭露头角。两人共同参加北师大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创作研究生班 ，机缘巧合，被分配到了同一个宿舍。



电影《红高粱》改编自莫言小说，莫言在影片中担任编剧

图片从左到右依次为：巩俐，莫言，姜文，张艺谋

一段跨越三十多年的友谊，自此开始。

那时，莫言在写《酒国》，余华在写《细雨中呼喊》，两人中间隔着两个柜子，写作时能清楚听到彼此的气息，和对方笔尖摩擦稿纸的沙沙声。

回忆起那段经历，余华充满“嫌弃”：

“有时候写累了，我们俩往椅背上一靠，扭头的时候会从两个柜子中间的缝里看到对方，经常会互相看一眼，感觉很别扭。”



有时候莫言去当时的单位取东西，余华总盼望莫言去了就住单位宿舍别回来，可是莫言每次都会回来，让他很失望。

而莫言提到室友余华也经常语带调侃：

“据说他曾当过五年牙医，我不敢想象病人在这个狂生的铁钳下将遭受什么样的酷刑。”



后来莫言从外面找了本旧挂历，挂在柜子中间，挡住了那条缝，两个人就这样互不干扰地把小说写完。

互怼日常背后，是两位作家对彼此发自内心的欣赏。

莫言说余华不会顺人情说好话，不崇拜“名流”，可以不在意外界反应，自由表现自己的本性，而他欣赏的，恰恰就是余华身上这些让人“不愉快”的东西。

而余华在某次活动中谈到莫言的作品，直言自己当年看完第一反应是嫉妒，但之后又无比诚恳地说，这是一部伟大的小说。



这是一种“英雄惜英雄”的友情。因为对彼此最独特珍贵的部分有深入的了解，所以不用在意表面的客套，玩笑也可以开得肆无忌惮。

余华不仅在莫言面前“肆无忌惮”，在史铁生面前也是一样。

1951年出生的史铁生，是莫言、余华的文学前辈，在很多人不看好他们时，就很欣赏他们的作品。

莫言当时在史铁生面前总有些敬畏拘谨，生怕说话不小心冒犯到他，但他发现，“口无遮拦的余华经常当着史铁生的面说出此类话题，而史铁生只是傻呵呵地笑着，全无丝毫的不悦。”



莫言（左二）和史铁生（右一）

莫言、余华都曾在文章里提到一段跟史铁生踢球的往事。当时莫言、余华、史铁生一起去辽宁文学院参加活动，有次跟学员踢球，眼看失球太多，几人就让史铁生当守门员。

余华当时跟一起踢球的学员说：“史铁生是一位伟大的身有残疾的作家，你们看着办吧。”

学员们一听，都不再敢往他们的球门踢，后面被逼急眼了，居然开始对着自己的球门踢。史铁生就坐在那里傻笑。

史铁生曾在文章中写过一句话：“我没死，全靠了友谊。”



前排为史铁生，后排左起：刘震云、莫言、余华

如今，斯人已去，友谊却在朋友的心中长存。

2023年3月，余华在澳门城市大学签书，当时签书者众多，他凭肌肉记忆在扉页签上“余华”两字，突然发现这是史铁生的书。

停顿几秒后，余华在余下的空白处认真地写下“铁生”两个字，又将自己的名字划去。



后来，在一档文学节目中，余华跟几位故友聊天，常常念起史铁生当年的事。有次跟大家一起合照，他突然眼神失落地喃喃念道：

铁生不在了。铁生都已经不在了。





30年的时光一晃而过。当年在宿舍里奋笔疾书、互相“嫌弃”的莫言和余华也许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们会成为年轻人眼里的“摸鱼CP”，互联网时代的文学圈“网红”。



余华向莫言投稿截图

相比于那些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专家”，余华和莫言更像是两位充满阅历和智慧，但又愿意平视你、理解你的老男孩。

某次活动上，一个大学生问莫言：“对于现在的社会状态，您觉得卷、躺平、摆烂，哪种状态更适合年轻人？”

莫言的回答是：“不被大风吹倒。”

2022年，67岁的莫言给年轻人写了一封信：《不被大风吹倒》，分享自己如何面对人生中的艰难时刻。

在这封信里，他写了童年一段难忘的经历：莫言小时候跟爷爷去割草，回来的路上遇到了龙卷风，他在狂风中看见爷爷紧紧攥着拉草的车，脊背绷得像一张弓，就这样等到大风过去。

后来他开始思考成功和失败的定义，爷爷与他在大风中，没有前进，但也没有倒退。在莫言看来，这就是一种胜利。



青年时期的莫言

那场大风和爷爷在大风中稳稳伫立的姿势，后来成为莫言生活中一个强有力的隐喻。人活着总会遇到大风袭来的时刻，而他要做的，就是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不被大风吹倒”，耐心等待大风过去。

旁人只看到作家成名后的风光无限，但真实的作家生活，除了日复一日孤独的劳作，还意味着必须面对外界的拒绝和批评。

莫言跟余华早年都经历过一段被接二连三拒稿的日子。莫言说当时投完稿，对村里送信的摩托车声音既期待又害怕。



余华跟他有相似的经历，余华父亲当时每次听到院子里“啪嗒”一声，就会跟余华说：“又有退稿了。”

2012年，57岁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籍作家。盛名之下，误解和恶意也随之而来。莫言当时给自己写下佛经里的8个字：心若巨石，八风不动。这种稳定的内在核心，帮他度过文学创作中很多艰难的时刻。



而面对外界的批评，余华的态度更简单：不去看。

《兄弟》出版之后，以为会收获很多好评的余华，遇到了他写作以来最猛烈的一次批评。面对出乎意料的负面评价，他当时觉得有点“糊涂”，接受了很多采访，想通过解释改变批评者的想法。



但后来他发现，解释其实是没用的。外界的评价无法掌控，但自己可以选择不去管那些声音，转而在批评中找到对创作有价值的部分。



现在已经60多岁的余华，对自己极度坦诚、通透。

他坦言自己再也创作不出像《活着》那样受欢迎的作品，也承认自己的创作感觉不如当年那般强烈。

写作之初，他希望自己能成为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伟大的作家。而现在的他经常在采访中说，已经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了。



但写作仍然是不会停止的。在一次采访中，他说当下对自己的态度：“允许自己下滑一下，但不要下滑太多。”



不管在什么场合，莫言和余华总是接地气的。

在一档文学节目中，莫言、余华、苏童几位老友相聚，余华去接莫言，见面首先问的是“你为什么不穿双运动鞋”。晕船的莫言还调侃自己：“那么多跟航海有关的小说，没有一个描写晕船的。怎么就我晕船呢。”



1998年，余华、莫言、苏童、王朔四人去意大利都灵参加东亚文学论坛，在会上谈自己为何写作。

余华的理由是，不想做牙医的工作，调到文化馆就可以天天睡懒觉不上班。

莫言的理由是，希望能用稿费买一双皮鞋。因为那时他在做哨兵，在司令部门口站岗，发现军官都穿皮鞋，很想体验一下那种神气的感觉。

王朔的理由是，他那时在青岛一个海军仓库管仓库，很无聊，想通过发表小说调去海军医院当宣传干事，好跟漂亮护士聊聊天。

苏童听他们讲完很羞愧，因为只有他老老实实说自己开始写作是因为热爱文学。



现在他们谈起当年欧洲行的趣事，还是滔滔不绝。莫言说他们当时买了6双皮鞋，5件皮夹克。那些皮夹克硬得像盔甲，有天晚上，他们看见一个“人”坐在地板上，就问：“余华坐在地上干嘛？半夜三更不睡觉。”过去一推，发现“坐”着的不是余华，是他们在意大利买的皮夹克。



文学上的盛名并没有让他们脱离生活。反而让他们提高警惕，不要跟真实的生活脱离。

莫言跟年轻人互动，会主动上网去查“次元壁”的意思，对年轻人的“土味情话”甘之如饴，还说不要把他当成作家，他就是一个年龄大点的小老头。



余华接受采访，聊起跟莫言一起去莎士比亚旧居，毫不留情地拆穿朋友：



说完还忍不住加一句：帽子钱还是我付的呢。

对他们来说，文学的来源永远是生活。

余华曾在一次活动中被问到，创作中“源于生活”和“高于生活”哪个更重要。他的回答是：

“我觉得文学无法高于现实。现实远远比文学宽广、丰富，文学只能摘取一小部分。”

至于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一过的，他曾写过这么一句话：“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



新的一年，也许我们都可以尝试少关注一些外界，多关注生活本身。

在看似平凡的日常，我们会发现，生活终将是唯一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