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23年和2024年，德国经济连续两年衰退。这在全球经济大国中都十分罕见。原因主要是：激进的绿色能源政策难以承受去俄罗斯能源的冲击。中国从客户成长为竞争对手。对基础设施的更新投资，对投资的吸引力下降。缺乏熟练工人，导致产业外移。官僚主义与日俱增，过多的监管削弱了企业活力。



很长时间以来，德国是欧洲的第一大经济大国，世界第三大经济大国。德国经济在其强大的制造业支撑下，如雷贯耳。然而，德国已经五年没有出现显著的经济增长了。特别是2023年和2024年，连续两年经济衰退。2023年GDP下降0.3%，2024年再下降0.2%，这在全球经济大国中都十分罕见。

对于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转变。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德国一直在扩大出口，并主导着工业机械和豪华汽车等工程产品的全球贸易。

那么，在德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以下是德国经济持续低迷的五个原因：

一是激进的绿色能源政策，难以承受俄罗斯能源的冲击。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莫斯科决定切断对德国的天然气供应，这给德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多年来，德国的经济增长依靠强大的制造业，德国制造业的竞争模式基于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为其工业产品的出口生产提供廉价燃料。

2011年，时任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决定加快德国停止使用核电，同时依靠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来弥补该国从煤炭发电转向可再生能源的差距。俄罗斯当时被认为是可靠的能源合作伙伴。当时，波兰和美国向德国提出了相反的强烈警告，但被默克尔毫不犹豫地驳回。

当俄罗斯停止管道输送天然气时，德国的天然气和天然气发电价格飙升，这两者都是钢铁、化肥、化工和玻璃等能源密集型行业的关键成本。德国不得不转向液化天然气（LNG），并从卡塔尔和美国通过船舶进口。而液化天然气的成本经过液化工业处理和船舶运输增加了成本，销售价格显著高于管道气。

根据研究公司Prognos AG为巴伐利亚工业协会准备的一项研究，德国工业用户现在的电力成本平均为每千瓦时20.3 欧分。而德国公司的美国和中国竞争对手，成本相当于8.4 欧分，而法国的核电成本为4欧分。可以想象，如果德国没有过激地舍弃核能发电，德国的制造业能源成本即可降低80%，德国工业的销售利润率即可增加9%左右。

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增长速度不够快，无法填补这一缺口。房主和地方当局对风力涡轮机的抵制减缓了风能的增长。运输氢气作为钢炉替代燃料的基础设施目前仍处于设计阶段。

二是中国企业从客户成长为竞争对手。



多年来，德国一直受益于全球人口最多的中国（印度2023年才超过中国）进入全球经济，虽然其他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也在投资中国，但没有哪个国家的制造业对外投资，比德国更集中于中国。20至30年前，德国公司为工业机械、化学品和车辆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新市场，在2010年代初期和中期，梅赛德斯-奔驰、大众和宝马通过向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销售产品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然而，中国公司在向德国、日本、韩国等合资工厂的流水线学习之后，制造业迅速崛起。十年前开始，生产的产品与德国的核心优势不相上下。之后，中国的制造商开始生产与德国人相同但更便宜的产品。

韩国、日本的跨国公司发现中国同行的迅猛崛起时，迅速将生产线和产业链向东南亚和印度转移，通过开拓新的市场来弥补在中国市场的萎缩。但一根筋的德国企业家继续深耕中国市场。

在中国强大的以财政补贴、出口退税、低价土地和优惠银行贷款为组合的产业政策的支持下，中国太阳能电池板消灭了德国的制造商。2010年，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依赖进口德国的设备。今天，全球太阳能电池板生产依赖于中国生产的设备。

依靠无与伦比的产业政策，中国的钢铁、机械、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和电动汽车电池——现在在出口市场上与德国商品展开了激烈竞争，以精细、可靠、耐用为竞争力的德国产品，在以低价为竞争力的中国产品面前，不断丢盔弃甲。

德国是欧盟经济体中最依赖汽车核心产业的经济体，因而在与中国的出口导向型产业政策的竞争中损失最大。2020 年，中国不是汽车净出口国。到2024 年，它每年出口500 万辆汽车。同期，德国的汽车净出口量下降了一半，至120 万辆。据估计，中国工厂的年产能为5000 万辆汽车，约占全球需求的一半。

三是缺乏对基础设施的更新投资，对投资的吸引力下降。



德国在经济繁荣时期变得自满，推迟了对铁路线和高速互联网等长期现代化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政府为了平衡预算，尽量从繁荣的经济收入中挤出财政盈余。

2010年，德国的公共杠杆率为82.3%，2024年下降到55%左右。同一时期，中国的公共杠杆率则从33.9%增加到了61.3%，如果包括隐性地方债，则高达112.8%。

2023年德国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18.5%左右，而中国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杠杆率高达226.5%。

2023年，德国宏观杠杆率为173.8%，中国为287.8%。

如今，中国通过快速增长的债务和超前固定资产投资，建设了全球领先的高铁系统和输电网络，城市规模快速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在中国GDP增长中贡献了超过40%的力量。

而德国通勤者对火车不准时运行和在维修破旧轨道时不断地服务中断摇头。高速互联网尚未到达一些农村地区。一条将电力从德国多风的北部输送到南部工厂的输电线路已经落后数年，要到2028年才能完工。连接工业鲁尔区和德国南部的高速公路上的一座关键桥梁，对其耐用性的怀疑出现10年后不得不在2021年关闭，替代品要到2027年才能准备好。最近15年来，德国对公共投资持续萎缩，固定资产投资对德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到5%。

2009年的一项宪法修正案通过限制赤字支出给德国的公共财政戴上了手铐。是否放松所谓的债务刹车将是德国2025年2月23日大选后上台的行政机构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

四是缺乏熟练工人，导致产业外移。



德国公司很难找到具有合适技能的员工，从训练有素的IT员工到日托提供商、高级护理人员和酒店员工。在德国工商会对23,000 家公司的调查中，43%的公司表示他们无法填补空缺职位。对于员工人数超过1,000 人的公司，这一比例上升到58%。

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STEM领域感兴趣的德国学生较少。人口老龄化使问题更加复杂，负担得起的托儿服务的短缺使许多女性不得不兼职工作或根本不工作。官僚主义障碍对雇用高技能移民构成了障碍，尽管2020年通过并于2023年加强的一项法律旨在简化这一过程。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的普及，生育率下降导致人口增长放缓甚至负增长，是社会经济规律。但由于德国工业化、现代化的时间比中国早至少50年，所以中国的劳动力紧缺问题尚未出现，虽然最近几年中国也出现了生育率持续下降的趋势。

五是官僚主义与日俱增，过多的监管削弱了企业活力。



据德国公司和经济学家称，冗长的审批程序和过多的文书工作会拖累经济，获得风力涡轮机的施工许可证可能需要数年时间。德国商业团体提出的数十个例子中还有其他几个例子：

— 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公司需要向政府监管机构及其当地公用事业公司注册，即使公用事业公司可以将信息传递给行政机构。

— 餐厅必须手动记录冰箱温度，并将记录的硬拷贝保留一个月，即使数据已以数字方式存储。

— 一项要求公司证明其供应商遵守环境和劳工标准的法律超出了欧盟的要求，给德国公司带来了比欧洲竞争对手更重的负担。

官僚主义对经济发展的束缚早已被经济学家所证明，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对官僚主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比如特朗普重返白宫不到一个月，就已经授权马斯克对相对于欧洲其实已经较松的美国官僚监管体系抡下了大棒，目标就是减少行政机构对经济发展的监管和干扰。

但在德国，甚至整个欧洲，反监管的力量尚未觉醒。

在经济全球化红利即将结束的下一个时代，减少经济监管可能成为仅次于科学技术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希望特朗普的经验可以早日被德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