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当年的志愿者：“武汉哪里还有什么新冠疫情的痕迹？”
“当年做抗疫志愿者的时候，这还是个新车，只开了50公里。现在已经有40万公里了！还有两年就要报废了。”潘欣转着他的方向盘说。这是2025年2月的一天，他的车正穿行在武汉的街巷上。
潘欣手机上存档的疫情期间“防控车辆专用通行证”。（祖唯纳摄）
他总有点不相信，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那一天，至今过去已经五年了。那时候，人心惶惶，他刚入行做网约车司机才两个星期。此前他刚从一家倒闭的外企出来，刚30岁，充满了工作激情，总想做点什么。封城了，在家里待着也是无聊，正好领导问他要不要去志愿者，他没有犹豫就报了名。
潘欣是他所在团队的300多个志愿者之一。在全城人心惶惶的日子里，接送了许多前往医院的孕妇、病人以及往返养老院的老人。“刚开始根本不知道怕，到怕的时候已经回不去了。”回顾起来，他说。
潘欣户籍所在地是江汉区，做志愿者在是东湖高新区，因为不能跨区，他整整半年没回家，前两个月就睡在车里，后来才被安排了地方住。
“前两个月是太苦了，吃了两个月泡面。” 记忆中，到现在还是那同一个味道的“红烧牛肉味杯面”。每天，在社区站点的白色工作台上吃方便面，口罩直接拉到下巴处，头上有志愿者字样的红色鸭舌帽也不取下来。刚开始还能接受，可吃到半个月就受不了了，“就算山珍海味天天吃也会腻啊。”他说。但那时物资紧缺，外面援助还没进来，能吃的食物只有泡面加火腿肠，没办法，只能熬着。
其实如果不是被问起，潘欣很少和别人主动说起疫情那几年的事情。
武汉哪里还有什么新冠疫情的痕迹？他想不到，顶多想到雷神山和火神山两座医院——这是市政府为接纳疫情期间的病患建设的临时医院，两家医院，据说用了4万人，各用了10天时间就建成了，当时被官方媒体称为“奇迹”，但现在基本处于关闭状态。“两座医院现在都停了！”他说。语气中带着惋惜。
他的武汉普通话尾音拖长，语调上扬着重复：“新冠疫情都过了好多年了！人们都已经遗忘了。”
但他忘不了。疫情结束了，那些生命里的痕迹还以实体的形式存在着，不经意，就会和他撞个满怀。
他开的比亚迪T3车头上放着一枚“抗疫英雄”的徽章，这算是政府对他当时做志愿者的表彰。武汉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当年给他的车发的“中心城区专用通行证”的牌子，他也一直保管着，放在车上天天日晒，已经有些褪色了。上面有“2020.04”的字样。当年的4月8日，是武汉解除封城的日子。
潘欣后来得到的“抗疫英雄”徽章。（祖唯纳摄）
潘欣自己并不常玩抖音。但疫情那会儿，除了做志愿者接送人，也没别的事情，他就拍下一些穿着防护服、参加培训工作的视频，放在自己的抖音帐号上。这些视频，到现在都还在。他偶尔会打开，帮他回忆起那段时光。他也记得，自己当初做志愿者，并不知道有无补贴。好在疫情结束后，政府补贴了每天六百元。
和潘欣不一样，今年45岁的段师傅沒拿到徽章和补贴，他就做了一个星期的志愿者，帮医生送帽子、衣物等，后来太害怕就没做了。他说，后来全国许多城市都封城，但肯定都没有武汉当时恐怖，他所在的小区里当时有老人死了，尸体停在家十天都没有救护车来。“殡仪馆人都满了。”
段师傅说，现在他对疫情已经没有记忆了，“就当一个经历吧，没有什么特别的。”但真回忆起来，还是有恐惧。“怎么说呢？反正没到我头上吧。”
2 “我会把抖音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结合起来看。”
华南海鲜市场所在的新华路大道上，路两旁屹立着不少梧桐树，曾经的市场被淡蓝色的围墙挡得严严实实，上面写着“华南市场整体搬迁到黄陂区汉口北大道”的字样。还有一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语和广告。从疫情结束后到现在，这沉默的围墙，是武汉少有的关于新冠疫情曾经爆发过的痕迹。
旧华南海鲜市场蓝色铁皮栏上的广告牌。（祖唯纳摄）
“那个市场就放在那，没拆也没用。”潘欣说。至今，他和段师傅都不相信疫情和华南海鲜市场有任何实质关联。段师傅说“华南海鲜市场吃蝙蝠是扯淡。”潘欣也说，武汉人并不怎么吃野味，怎么可能从蝙蝠传到人身上？“这只是政府为了安抚人心的说法。”
至今新冠疫情的起源仍未有定论，华南海鲜市场一度被中国官方解释为疫情爆发的源头。
2020年1月政府关闭了华南海鲜市场，有些摊户被迁到了郊区。如今的市场周围，还有不少眼镜店和小卖铺，但是四五百米内，都很难找到一家开张的餐厅。
华南海鲜市场附近的沙县小吃和热干面店都关着门。（祖唯纳摄）
2025年2月，春节过后不久。一位年长的男士牵着一个小孩的手经过这里，他解释说，旁边这些商铺封起来跟华南海鲜市场无关，是要重新装修的，3月就会开张。
他说自己就住在华南海鲜市场附近，起初疫情爆发时，他没有感染。2022年，感染了“奥密克戎”，但“两三天就好了”。说到疫情的来源，他也不相信疫情和华南海鲜市场有关。
2020年3月，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的发言，曾暗示是参加军运会的美国军人将病毒带过来这一说法。疫情爆发五年后，这位先生和我随即交谈的七八位武汉市民一样，都和政府的看法一致。
政府的宣传显然影响到了普通人的判断。段师傅也是他们中的一位。“你听过一个词叫做‘信息茧房’吗？你刷的东西如果是美食、旅游，给你推送的就主要是美食、旅游，我喜欢看军事、政治方面。”他对我说。他承认中国有舆论控制，但自认为现在的中国互联网上，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很多，“我会把抖音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结合起来看。”
3 消失的一款咖啡，名字叫“吹哨者”，以及“哦，那个死去的医生”
武汉地处长江与汉江交汇处，是中国中部最大的城市，九省通衢，同时也是中国铁路网、公路网和华中地区航空的主要枢纽。
2025年的1月23日成了武汉人难忘的日子。五年前这天，武汉宣布封城，在佛山做钢材生意的喻先生当时正在从广东赶回武汉老家过春节，他在路口被拦住做选择：要么现在掉头，要么就走不了，等解封。他选择了回武汉的家，“肯定是要回家过年嘛。”5年后的这个2月，采访中，他对我说。
在武汉，至今“76”都是一个特别的数字。从2020年1月23日封城，到4月8日解封，武汉人整整经历了76天被封锁在家中，几乎完全失去自由的生活。
尽管作为武汉人经历了那样艰难的时刻。但对很多人来说，如今在这座城市，并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体现出那一段时间武汉人承受的这一切——没有纪念碑、没有展览馆。对他们的痛苦，没有真正的纪念。
第一批接受病患的金银潭医院。这是医院汉江北路的健康管理门诊部。（祖唯纳摄）
但总是有一些地方，提醒着人们疫情曾经席卷过这个城市。
疫情爆发后第一批接受病患的金银潭医院就是其中一个地标。这家医院是著名的传染病专科医院，2024年4月，医院宣布正式将感染性疾病区和日常综合医疗服务分区，这象征着它向综合型医院的转变。
医院的健康门诊部位于江汉北路。坐落在社区里，显得静谧，不见了当年的紧张和忙碌气氛。中午十二点多，对面的卤肉大饼店排起了长龙。
同济医院也是首批接诊大量患者的医院，疫情期间特别收治了许多危重症患者。医院的汉口主院区坐落在硚口区解放大道，这条贯穿城市南北的主干道如今车流如织。医院正门旁位于医院一层的急诊部，暮色中，红色标识格外醒目。
钱师傅说，他唯一能想起的、在公开场合能看到的关于疫情的纪念，在同济医院附近的天桥上。那里标记了当年各地不同省市驰援武汉疫情的医护人员人数。
不过他记成了栏杆上有具体的外省医院医护人员的名字，而实际上只有一个个统计数字。凑近看，其中“西藏医疗队”是“3人”。
同济医院附近天桥上的各地医疗队“驰援武汉”人数标记，是武汉为数不多的对那场疫情的公共纪念。（祖唯纳摄）
李文亮医生工作的武汉市中心医院，一度是医护感染最严重的医院之一。
医院位于南京路，对面是历史文化街区咸安坊，红砖外墙，里弄布局。现在除了一些连锁的餐厅店，这里还有许多特色的小资店铺。关于疫情的记忆，偶尔也会在这里跳出来。
“吹哨人”李文亮医生曾经工作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外观。（祖唯纳摄）
医院附近有一家结合了咖啡和复古胶片的小酒馆，开业一年，但老板说已经算是“开了蛮长时间了”。还有一间结合了中古首饰和设计师服饰的咖啡厅，去年十月份开业，店员小杨说“这边咖啡厅更换得太快了。”
2021年时，附近的一家咖啡厅餐牌上，曾有一款咖啡名为“吹哨者咖啡——100%有争议”，还有媒体报道过。如今，这家咖啡馆已不复存在。在一家装置显得先锋的酒馆里，有许多女性主义的布展，很多顾客留下书和推荐语，书柜上有很多探讨关于死亡的留言、还有本关于眼科学的书，但没有任何痕迹有关李文亮医生。似乎人们心照不宣，没有人会公开提到李医生。
武汉中心医院附近一家小酒馆里的“女性主义”主题展览。（祖唯纳摄）
当时在武汉中心医院做眼科医生的李文亮，后来被称为新冠疫情的吹哨者，因在疫情初期率先在校友群“预警”注意防范病毒，被当局训诫，并说成是“造谣者”。2020年2月7日凌晨，武汉市中心医院宣布年仅34岁的李文亮去世，在互联网上引发了极大的社会震动。
在武汉循礼门地铁站F出口，距离李文亮工作的医院骑行八分钟左右的地方，是一个大型商场，和中国其他城市有着类似的奶茶店、美食打卡地标、美容院。商场对面一家换手机膜的街头小店的老板，边用酒精棉擦拭着手机边说：“李文亮是谁啊？我不认识啊！”
没听说过李文亮的贴膜店老板。（祖唯纳摄）
再一问，原来他不是武汉人，三年前才从湖南来武汉工作。武汉本地人大多听说过李文亮，如今再提起这个名字，有人会说道：“哦，那个死去的医生。”
在李文亮曾工作的医院，专家墙上不见这位已逝医生的名字。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回答起关于他的问题也相当谨慎：“他以前在这工作，但我们不认识他，不是很清楚。”医院门口报刊亭的老板娘说，“人死都死了，疫情都结束了，我也不是很了解，这东西不能瞎说的。你自己上网了解下。”
2025年2月，有病患走过武汉市中心医院里的“专家墙”。（祖唯纳摄）
互联网上，令国人自豪、可与chatGPT媲美的人工智能DeepSeek回答不上“李文亮是谁？”这个问题。一行字显示：“你好，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回答，让我们换个话题再聊聊吧。”
不过在有些地方，李文亮从未被忘记。新浪微博上，他当年最后一条公开的内容，永远停留在2020年2月1日：“今天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尘埃落定，终于确诊了。”
这条微博下面的评论在那天之后，每一天都在更新，已经超过一百万条。2025年情人节这天，有人在评论区跟他“絮叨”：“元宵节和情人节分手了，知道分的对，但是这事谁会开心呢对吧。要去考科目三了，希望能一次过。” 还有人这样表达想念：“老李，北京的花快开了。”
武汉没有纪念他的痕迹，但还是有无数的中国人在纪念他。
4 “商铺一条一条街地关”，以及突然火起来的旅游业
疫情给武汉留下了什么？钱师傅觉得，武汉遭受的最大影响是，经济变得萧条，“那些商铺整片整片地关，一条一条街地关。”他觉得全国经济这几年都不好，但武汉更明显。
封城在家时，他还没做网约车司机。他本来经营着一家开了十年的儿童摄影店，疫情期间，门可罗雀，生意做不下去，只能关门。店铺倒闭后，他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还是入了网约车这一行。疫情后他收入严重降低，网约车平台抽成后，收入并不高。他说，如果是武汉的普通上班族，每个月收入就在四五千元，可武汉的消费水平一点儿也不算低。
2025年2月的武汉，人们在路边吃早餐。（祖唯纳摄）
在商场做招商工作的蒋婷，同样感受到疫情让这座城市在经济上受创。她觉得，当年刚解封时，人们还报复性消费了一阵，但很快就迎来“消费降级”。餐饮业所受影响相对较小，但许多品牌服装业明显式微。在给商场做店铺招商时，她听到许多租户说，营业额都变差了。她的父母多年前从浙江温州来武汉做服装生意，疫情期间也结业回了老家。
互联网上，也有很多人讲述自己的生活如何被疫情影响。曾经写“武汉日记”的“蜘蛛猴面包”曾经在微博上发问：关于疫情的第五年，你们有什么想说的？有一个叫谜迦的网友，留言说，她现在只有疫情前四分之一的收入，生活水平直线下降，但和许多武汉人一样，她心态依然积极：“感激熬过了疫情的病毒，而人总是要继续奋斗的，希望在明天。”
在经济低迷中，武汉的旅游业却得到意外的发展。2020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旅游需求趋势调研报告》显示，武汉成了游客最想去的城市，超过了曾位列第一的北京。
疫情过后，当地政府顺势倾斜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2025年，长江网一篇文章提到，要把武汉黄陂区打造成为武汉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城市“先行区”。我采访的喻先生说，他在疫情结束后，因为要照顾孩子读书，从广东搬回了武汉生活。他记得，疫情刚结束后的十一长假，武汉长江大桥和黄鹤楼上的人山人海，“我都震惊了”，前年春节时，许多外地游客来武汉过年，他还记得那一年鹅毛大雪，密密麻麻的人，挤在长江两岸放烟花，“感觉武汉名气越来越大。”
武汉著名景点“黄鹤楼”外。（祖唯纳摄）
5 公务员考试培训中，不能被提及的“疫情”两个字，以及那些被回避的创痛
2022年12月31日，武汉，人们聚集手拿气球庆祝除夕。(REUTERS/Tingshu Wang)
尽管官方刻意营造“英雄城市”的叙事，以及旅游业出乎意料地发展，让城市多了一些热闹。但真正生活在这里的武汉人，在“封城”过去五年之后，创痛依然存在。他们很少主动提起疫情，也刻意回避创伤记忆，“好像有了PTSD，对生活有极度的不安全感”，在无能为力中也丧失了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热情，“更讨厌和柴米油盐离得很远的宏大叙事了。”一位受访者告诉我。
“疫情”也是官方要淡化的词。在广东准备公务员考试的宗阳，在参加公务员面试培训时被告知，一定不要在回答中用“疫情”这个词。培训班老师说，提了会扣分，只能用“那几年”来替代。2024年春节联欢晚会，武汉市成为分会场之一，不过主持人并未提到这座中部最大的城市曾和疫情有任何关联。
也有人选择不忘记。五年前，武汉解封前两天，生活在这里的胡琪琛告诉我，她感到人们太健忘。随着解封而来的是，“没有追责，好像什么都好了一样”。她认为，一切肯定都会过去，但疫情这两个月期间的种种悲剧在她心里过不去。她说，“我会一直记得这种感受。”
五年后我再次联系到她。她说，疫情期间那些记忆仍很深刻：仓促的封城、挤兑的医疗资源、停摆的交通、看不上病的病人、发“牺牲一座城拯救一个国”从而有分歧的朋友……她依然为作为一个公民竟可以被关在家里两个月感到愤怒，也不认同要为集体牺牲个人，“因为你没有被抛弃，你还有得活，但是很多人真的没得活。”
事实上，武汉解封第二天，她就去了香港。她说，疫情直接影响了她对未来生活的选择。她本考虑去北京工作，但作为媒体从业者，疫情时她采访人也被采访，又经历爷爷逝世。亲历种种，她感到受伤以及在内地做记者的极度不自由，“没法改变，只能逃。”
过去这些年，她一共就回了武汉四次，主要是探望家人，每次待的时间也就几天。她发现，武汉有一些改变，比如新建了东湖绿道，武汉光谷也有越来越多科技公司。但她觉得自己对这个城市并无太多留恋。“武汉是在进步，但是再进步，也没法留住我。”
而疫情之后，对很多生活在武汉，也从未想过逃离的人来说，生活还是该干嘛干嘛，只不过许多武汉人习惯了常常戴口罩。小杨说：“武汉人对这个可能更注重一些，被伤过。”
2025年2月，武汉一家餐厅，服务员都被要求带上口罩。（祖唯纳摄）
25岁的小杨一直在武汉生活。现在想起疫情那段时间，小杨仍觉魔幻，先是没料到封城，后来也是生平第一次看着不甘被封的人们聚集、闹着上街。她不爱宅着，最初封城时，她不知道在家做什么好。家对面是武汉第六医院，每天她就在阳台看外面车来车往，听着“呜哇呜哇”的急促救护车声，心情焦躁无比，只能借由整日整夜看《甄嬛传》来舒缓。
一张被丢弃的口罩。小杨拍摄于医院附近的中山公园。（小杨摄）
持续三年的疫情中，她印象最深的场景是深夜看着女朋友被社区的车拉走。那是2022年，她和小她一岁的女朋友小傅出去游玩了一天后，在黄陂区的家里住，深夜近十二点，突然接到社区电话。电话铃响，她们犹豫很久要不要接、要不要开门。后来开了门，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把行程跟她一致，却不知何故就变成“密接”的小傅送上大巴，拉到郊区隔离。
车上全都是戴着口罩的人，小傅上车后，车子继续去不同的地方拉人，凌晨一两点才到达郊区某便捷宾馆。大概做了很多次隔离点，宾馆电梯和走廊全部都罩上塑料薄膜，装潢设施都很老旧，“厕所也都黄黄的”。那天晚上，小傅很害怕，跟本来已经睡着的小杨打了整夜的视频。
好在就隔离了一天，第二天小区群里越来越多人说自己“阳”了。很快，所有人都感染了新冠病毒，大家对“阳”这件事再不忌惮了。
如今，小傅回忆说，自己有段时间甚至有了创伤应激反应，不敢接别人电话，怕电话一结束就又被拉走，甚至学校辅导员打来，都觉得可怕，担心是督促她在早上八点前做健康监测打卡。
6 拥有了一部相机的女孩：“我想用记录抵抗遗忘”。
2022年，小杨在天桥见到一位阿姨望向远方，仿佛也和她一样不知未来要去往何方。（小杨摄）
疫情对人们的生活似乎也有些正面影响：封城前，小杨按父母的安排在一间公司做文员工作，但封城后，她觉得，要把想做的事赶紧做了。要不然死了做不了怎么办？她一直很想做摄影师，于是封城隔日，就去家附近还开着的相机铺买了部佳能90D。解封后，她就背着这部相机，在城里捕捉想要拍摄的场景和瞬间。用快门定格画面，“我想用记录抵抗遗忘”。
2022年，她在天桥上看到一个阿姨在看着远方发呆，这场疫症让“人心惶惶”，小杨感到她似乎也和自己一样，在想象着未来会是怎样，她按下了快门。
疫情期间政府在路上封了很多铁皮栏，但时而可以看到某处的铁皮栏被戳开了一个洞，大家通过这个洞递送物资。疫情近尾声时，小杨通过这个洞看到大家陆续在生活了，她就定格下从洞里望出去骑着共享单车的阿姨，和谋生中的外卖员。
政府安装的铁皮栏被戳开了一个洞，从洞口望出去，见到为生计奔走的快递骑手。（小杨摄）
同上，洞口外看到的路人。（小杨摄）
小杨说，对疫情，人们也不能说是淡忘，如果聊起，大家还是有很多可以说。“一提起那段时间，武汉人就会说，那段时间你干嘛了我干嘛了，然后就会觉得，真牛啊，我们。”仿佛人人都是幸存者。
疫情期间小杨经历了亲人离世。她爷爷是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疫情期间病情加剧过世。爷爷去世前几天，他们点了一大桶肯德基，一起围着吃鸡腿。小杨说，如果回到那时候，很想再跟从小带大自己的爷爷说，她很爱他。“回想以前的记忆的时候，总想要做到更好，想说能不能更好点。”
亲人离世，也让小杨也第一次反思了生死的问题，“死了的人就是死了，活着的人得好好活着，除了热爱生命，也没有其他办法。” 抗疫志愿者潘欣也有同样的感悟。
小傅也觉得，疫情让她更珍惜和小杨的感情，经历了疫情的磨炼，两人的关系也更坚固了。疫情时，两人前后生病，互相照顾，抚慰对方焦躁和害怕的心情。小傅隔离时，小杨陪她整夜打电话；小杨送外卖，小傅也跟她一起送。
那会儿因原本工作的法餐厅在疫情期间关门，小杨想去送外卖补贴收入。某天深夜十一点多，有人叫了炸鸡外卖。她们到炸鸡店时才发现，炸鸡店门全被封住了。炸鸡炸好后，厨师只能从门上面递炸鸡过来。两人接过炸鸡，告别在等外卖时和她们唠嗑的大叔，踩上电动车，前往封控的社区送餐。
（小杨摄）
炸鸡的香味和相伴的柔情永远留在了记忆里。小傅笑着总结：“现在觉得，可能恋爱的感觉把疫情的感觉都冲淡了。”
米兰·昆德拉在文学论中提到一个三十岁的男人约拿斯游荡的故事：约拿斯醒来，发现自己所在的世界是空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在他自杀之前，他走遍世界绝望地寻找他生命的痕迹，寻找自己甚至别人的回忆。
对生活在后疫情时代、依然要面对生活艰辛的很多武汉人来说，呵护自己的记忆，抚平伤痛，同时对抗遗忘，依然是不经意间同时在做的事。
影子（小杨摄）
（为保护受访者，文中网约车司机潘欣使用了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