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财联社报道，百度安全负责人陈洋在公司内网表示，在接到举报后，已经展开了调查并完成取证，结果显示，“谢广军女儿开盒事件”数据并非从百度泄露。
在声明中，他还格外提到，通过对此次开盒事件脉络的模拟调查，发现可以在海外社交媒体群里找到大量个人信息，而且很多信息都是免费的。
说实话，这才是最让我感到毛骨悚然的一点——这意味着这件事并非一个特殊案例。
过往相当多类似的案例早就证明，“开盒”一个普通人，远远不需要“平台高管女儿”这一特殊身份就可以做到。仅仅盯着平台一方，对这件事所折射的问题来说，已经远远不够了。
所谓“开盒”，是过去“人肉搜索”的升级。开盒者主要通过技术手段在网络上大规模搜集个人信息。他们往往先找到“猎物”的手机号，以此查询其户籍信息，进而获取其家人的信息和联系方式，并以此来威胁、网暴他人。
如今热衷网上“5G冲浪”的网友，对这种“盒”威慑不会太陌生。我身边就有朋友因为互联网上的口角之争，收到了陌生号码发来的带有他个人信息的威胁短信。
当“开盒”一事变得越发普遍的时候，互联网“开盒”已经几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此前早有媒体通过调查起底，只要能找到相应的QQ群等组织，一个毫无特殊渠道的普通人，也可以看到被称为“社工库”的数据库，由黑客们分析、整合网络平台上被泄露的个人隐私数据汇总而成。
图源 北青报
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潘多拉的魔盒。更让人担忧的是，对于很多自称“乐子人”的“开盒者”来说，打开这个魔盒并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就目前来看，“开盒”要付出的成本比许多普通人想象的要低得多，只要有心，“开盒者”并不难拿到数据，或者找到相关的购买渠道；另一方面，“开盒者”要付出的代价常常也很低，比如平台封号这种惩罚，对于熟练掌握互联网“开盒”的人来说，不过是换个号从头再来的事情，压根起不到威慑作用。
而非常不公平的是，与极低的“开盒”侵权成本相比，普通人要应对这些网络暴行的成本颇高。
最显著的一点，就是敌众我寡。受害者的“对手”，很可能是成百上千甚至上万面目模糊的个体，四面八方的恶意通过网线汇聚到一起，施加于个体身上。这种“以一敌万”的局面，纵有千般功夫的人，恐怕也难以招架。
更令人心惊的是，很多时候，这种恶意不可预测且不可阻挡，常常是去了一波又来另一波，无止境的“车轮战”下，个体总有疲于应付甚至崩溃的时刻。而且，由于网暴的加害者人多势众，且责任分散，个人维权很容易陷入“法不责众”的境地，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进而言之，这种“敌人在暗我在明”的局面，也进一步加剧了个体取证的困难。
在网上干这些勾当，绝大部分加害者自然选择匿名状态，本就难以识别，IP追踪仅靠个人也几乎难以完成，更何况施暴之后对方可以马上删帖不留痕迹，或者干脆销号，换个“马甲”重新来过，又“能奈我何”？如果对方警惕性更高，用的是虚拟账号或代理服务器，还会进一步增加追踪其真实身份的难度。
在实际情况中，很多受害者在面对“开盒”暴力的瞬间可能是懵的，没有很强的意识第一时间留存证据，就算及时截屏保存了，对方一句“你怎么证明这是我发的”就能让举证举步维艰。
更值得警惕的是，很多“开盒”数据往往来自境外，这又给取证增加了难度。据媒体报道，一些开盒信息主要在Telegram等境外平台上发布，软件服务器设置在国外，其中交易资金的往来也普遍采用加密数字货币，目的就是绕过监管和追踪。这套纯熟的信息流动机制，凭个人之力，几乎难以撼动。
图源 央视新闻
极低的侵权成本和极高的维权成本，构成了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间极不对等的权力关系。这也是网暴受害者频频陷于困境无法脱身的根源所在。
正因如此，应对这一困境，显然不能只依靠个体的道德自觉，互联网平台监管的作用如果只到封号为止，恐怕也极为有限。
这至少涉及三个层面的制度完善。在受害者的个体层面，制度需要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求助和救济渠道。在加害者层面，仍要对“开盒”网暴的性质予以进一步明确，很多时候，这绝非“清官难断”的个人恩怨，而是违法犯罪行为，施以惩戒更需要有细化的法律依据。更进一步，仍要通过釜底抽薪的方式，彻底斩断隐匿于“开盒”背后的产业链和利益链。
特别需要强调的，“开盒”绝不是“八卦事件”或“网络嘴仗”，而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背后甚至涉嫌犯罪和国家安全，不能简单地“道歉”“网来网去”轻松翻篇。《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为惩治“开盒”这样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去年8月1日起实施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更是直接剑指“开盒”这样的网暴行为，国家网信办开展的“清朗”系列专项行动也对各类网络不法行为重拳出击。
面对极不平衡的天平两端，由更具强制性的公权力站出来为受害者撑腰，是网络发展至今的现实的需求，也是公平正义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