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日，全国陆续已有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布了“人口成绩单”。
先说结论：
2024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139万人，这是自2022年人口首次负增长之后的第三年。
其中，仅有7个省份实现了人口正增长，分别是广东、浙江、新疆、福建、海南、安徽和陕西；天津、江苏的人口与上一年持平，其余13个省份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与此同时，可以和人口变化结合在一起看的，是近期国务院陆续批复了全国各大省市的2035年国土空间规划，明确了各地的未来发展定位。
人口流动向来是观察区域发展与社会变迁的重要窗口。从现有数据出发，我们试图结合城市新定位，解答其中一些颗粒度更细的问题，例如：
◎ 过去一年，省际人口变动版图呈现出哪些趋势？深圳、合肥等城市实现了10万+人口增长，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流出的省份和地区又发生了哪些变化？成都为何又异军突起？
◎ 各大城市如何发放生育补贴，有望使其效果最大化？
◎ 各城市的老龄化程度发展如何？谁有望率先成为银发经济的突破口？
带着这些问题，一起来看看吧。
流入与流出，不同城市有了新定位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生于斯，长于斯。”
而今天，我们正在从很少迁移的“乡土中国”迈入大规模、高频率迁移的“流动中国”。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已经到达3.76亿人，是1990年的16倍。这背后，是庞大的人口流动格局。
一方面，人口在向东南沿海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地流入。另一方面，在各省份内部，人口在向省会城市、中心城市集聚，这些城市的人口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小巴统计后发现，在人口增量超过“10万+”的队伍里，包括深圳、合肥、长沙、南昌、杭州，2024年常住人口分别增加了19.94万人、14.9万人、10.4万人、10.22万人和10.2万人。
增长的原因有不少我们耳熟能详的——如中西部崛起、东南沿海的政策红利、省会城市的虹吸效应等等，但一个新的共同点：在最新“国批”城市的定位中，这些城市都承担着“制造业基地”的使命。区别在于范围，有的是全国性，有的是区域性。
深圳、杭州的规格比较高。深圳除了“全国性经济中心”和“国家创新型城市”两大定位，也是“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杭州最重要的定位是“全国数字经济创新中心”，同时是“先进制造业基地”。
合肥、长沙、南昌同属于中部地区，均有“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的属性。同时，长沙和合肥被视为“中部先进制造业基地”，南昌则是“区域先进制造业基地”，体现了国家对城市专业化分工的重视。
有的地区在吸纳人口，就必然有地区在流失人口。
山河四省、东北三省正在成为人口减少最大的地区（明确的数据当前只有山东、吉林）。
2024年末，山东常住人口10080.17万人，比上年减少42.8万人。其中，人口自然减少16.8万人，意味着人口净流出达到26.0万人。
以2023年的数据来看，河南减少了57万人，减少量全国第一。山东减少了39.82万人，减少量全国第二。河北减少了27万，山西减少了15.36万。合计来看，山河四省2023年常住人口共减少了139.18万人。
吉林在2023年年末常住人口从多年的净流出，转为净流入，一度引发舆论关注。但这个趋势没能持续，去年年末，吉林全省总人口为2317.31万人，自然减少11.3万人，省际间净流出10.8万人，合计减少约22.10万人，这意味着吉林的人口流失趋势依然未能扭转。
在最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中，国家也在试图用“重新定位”的方式盖上当地的人口现状。
在文件中，这些地区不再一味强调工业扩张，而是将重点转向交通、物流、生态等功能性产业，扮演了“保障”“后勤”的支持性角色。比如黑土地上的黑龙江、草原深处的内蒙古，以“国家粮仓”“战略资源库”的定位融入新发展格局。
一些人口流失的省份，在国批中则呈现出明显的“保障型”定位。这既是基于其自身资源禀赋的选择，也是国家对其未来发展路径的重新规划。换句话说，这些地区在进行经济模式的再调整，未必是长期人口衰退。
河南过去一直被称为“农业大省”，但这次国批文件中，河南被赋予“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原来的“种粮大省”定位被弱化。这意味着国家正在为河南寻找新的发展路径，通过强化郑州的物流枢纽地位，推动人口结构的调整，未来能否依靠新的定位逆转趋势仍待观察。
“转移生育”悄然发生？
论及“最能生”，广东绝对的Top1。2024年，广东出生人口数113.3万人，连续5年成为唯一出生人口超100万的省份，连续7年成为第一生育大省。
一方面，作为劳动力流入大省，广东的人口结构比较年轻，处于婚育年龄的比例较高。另一方面，受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广东相对其他省份保持较高的生育意愿。
不过，通常来说，人口出生率较高的地方，往往是城镇化率较低的地区。《中国统计年鉴2024》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有15个省份的出生率高于全国平均。
其中，西藏以13.72‰的人口出生率位列全国第一，同样超过10‰出生率的省份还包括贵州和宁夏等地。整体来看，西部地区出生率普遍高于东部地区，内陆地区高于沿海地区。
面对出生率下降的压力，不少城市选择用真金白银“砸钱催生”。近年来，已有包括济南、沈阳、呼和浩特、攀枝花、长沙、哈尔滨等多个城市推出生育补贴政策。
然而，发钱并不是件简单的事儿，怎么发，发给谁，可以实现效果最好？
有观点认为，给穷人发钱比给中产更有用，给小城市的人发钱比给大城市更有用。
简单来说，三四线城市的生育政策效果可能优于一线城市及发达省份。这与欧美国家的经验类似，移民群体往往因为较低的就业率和较高的福利补贴，维持住了相对较高的生育率。
在财政学领域，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机制，将发达地区的税收调配给欠发达地区，以平衡区域发展。
如果将这一概念应用于生育政策，即将税收资源调配给欠发达地区，为后者的生育补贴提供资金支持，则可称之为“转移生育”。
一系列迹象表明，我们似乎正在转向“转移生育”。一二线城市及发达省份在经济贡献上承担更多责任，而三四线城市则成为生育政策的重点扶持对象。
最终，人口增长仍将遵循“人口流动定律”——小城市生娃，大城市吸纳年轻劳动力，从而实现人口资源的再分配。
老年人最多的地方，不在东北？
一直以来，东北地区的少子化和老龄化现象备受关注，甚至“东北化”成为形容人口结构失衡的代名词。
如今看来，“全国老年人口第一大省”的称号已经落在山东身上。截至2024年底，山东60岁及以上人口达2481万人，占常住人口总数的24.63%，整体呈现出总量大、增速快、高龄化等特点。
不再年轻的同时，人口数量也在缩水。山东省的常住人口已连续两年下降，2024年末，山东人口比上年减少42.8万人。其中，人口自然减少16.8万人，成为全国人口负增长最多的省份。
山东的情况，同样出现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江浙沪”。
截至2023年底，江苏60岁及以上人口达2089万人，首次突破2000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4.5%，高于全国（21.1%）3.4个百分点。截至2024年底，江苏全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594万人，占比18.7%.
按照国际标准，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即为进入老龄化社会；超过14%为深度老龄化；超过20%则进入超老龄化社会。
上海则是全国最早进入深度老龄化的城市之一。截至2023年底，上海60岁及以上人口达584.65万人，占比高达39.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9.6%，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
成都跻身“人口第三城”？
北上广深一直是国内人口流入的中心地带，承载着最多的人口红利。
在最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中，北京和上海同属于第一梯队，北京的定位是政治、文化、外交、科创中心，目标是成为全国的压舱石；上海的定位则是经济、金融、贸易、科创中心，目标成为全球化大都市。
然而，考虑到经济发展、资源承载力等因素，人口天花板显而易见。北京和上海都在主动控制人口规模：北京提出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上海则以2500万人左右的规模作为常住人口调控目标。
近几年，“北上广”的人口增速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2024年，北京、上海常住人口分别为2183.2万人、2480.3万人，较上一年分别减少2.6万人、7.2万人。
与此同时，其他城市的人口格局悄然变化。全国人口最多的四个城市依次为重庆、上海、北京和成都，常住人口分别为3190.47万、2480.26万、2183.2万和2147.4万。
在全国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成都的人口规模却在逐年递增，与北京的人口数量差距缩小至35.8万人。
自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成都常住人口已突破2000万大关，且在过去四年间，每年保持稳定增长，充分说明其人口吸引力。
得益于其作为四川省会的虹吸效应，2010年，成都人口占四川省总量18.80%，2024年这一比例已提升到25.67%，相当于每4个四川人中就有一个生活在成都。
作为西部经济中心和对外交往中心，成都在国家规划中具有较高的战略地位。四川是唯一被定位为“战略腹地”的省份，未来将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方面将发挥关键作用。
此外，四川具备雄厚的工业基础，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些因素共同支撑了成都的人口增长趋势。
结语
所谓城市定位，就是在充分盘存、梳理城市各种资源的基础上，按照唯一性、排他性和权威性的原则，因时、因地、因人，找到城市的个性、灵魂与理念。
有句老话，叫“纲举目张”，对经营城市来说，城市定位就是那个“纲”。
而城市发展竞争的本质，是对人才、产业和资源的抢夺。人口流动不仅是就业选择，更涉及生活成本、公共服务、政策支持等综合考量。
在这场竞赛中，你认为哪个城市能赢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