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个主要政党都在竞选活动中为中产阶级减税或减免税收，这些减税措施每年将从联邦国库中扣除数十亿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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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加拿大人对中产阶级的个人定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典型标志--比如拥有一套住房或每年度假--对年轻人来说越来越遥不可及。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中产阶级定义为收入在税后家庭收入中位数 75% 到 200% 之间的人。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最新数据，中产阶级的范围很广，从 52,875 加元到 141,000 加元不等。
而对于一些年轻的加拿大工薪阶层来说，这个数字很难达到。
35 岁的护理专业三年级学生Opeyemi Kehinde每周要做 20 个小时的个人支持工作者，同时还要全职上学，并与从事地质工作的丈夫一起抚养五个孩子。
她对 “中产阶级 ”的定义是，在没有工资的情况下，有足够的钱生存两周。现在，她家还达不到这个标准。
她说：”我们只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我们只能日复一日地生活，祈祷没有紧急情况......祈祷自己不会因为负担不起而失业或生病。”
2022 年，她的家人从埃德蒙顿搬到了安大略省的Cornwall，希望那里的房价能更实惠一些。但房租上涨，他们不得不从租住一整栋房子降级到三居室公寓。
Kehinde 说，去年她的家庭收入不到 4 万加元。她每月要支付 1,880 加元的房租，最近两个月的水电费账单是 800 加元。
她还发现，想要向前迈进也很令人沮丧。额外的工作时间意味着额外的托儿费用，而且她在附近没有通宵或周末的选择。
同时，有可能提高一个税级，或者不再是低收入者，没有资格享受某些社会支持，这些都会对她产生鞭策效应。
“我们应该感觉自己是在被激励工作，而不是被惩罚。”
研究人员：中产阶级模糊不清，难以界定
2023 年加拿大阶级大调查发现，42% 的加拿大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约 17% 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阶级，17% 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上层阶级。
阿尔伯塔大学社会学教授Michelle Maroto是这项研究的首席研究员，她说这个词 “很模糊”，很难定义。
她说，对于年长的加拿大人来说，成为中产阶级的关键指标并没有太大变化，但年轻人并不抱有同样的期望，而且自从 COVID-19 大流行以来，情况变得更加困难。
Maroto说，她希望看到政治家们谈论一种更加累进的税收制度，以此来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为公共教育、医疗保健和住房提供资金。
她说：“我们不再拥有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原因之一是......收入和财富最高的那百分之一的人正在远离所有人。”
她说，“中产阶级”对她的意义不同于她的父母。虽然她是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大学毕业的，成年后经济状况也很不稳定，但她在成长过程中仍然希望能拥有一套房子。
她说，与她共事的许多年轻人甚至都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
“他们会说，‘我只想不用为付房租而紧张，能买得起日用品，或许还能买点好东西’。”
加拿大年轻人为了住房市场牺牲了安全感：非营利组织 Generation Squeeze的创始人、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Paul Kershaw教授说，年龄和住房模式正在改变加拿大的阶级动态。
例如，如今在维多利亚，一名收入六位数的年轻律师可能很难找到一套三居室的住房出租。而几十年前买房的低收入者，现在可能拥有价值超过 100 万加元的房产，因此有了保障，可以过上更多的“中产阶级”生活。
Kershaw说，在过去的25年里，加拿大一直在进行“政治交易”，削弱年轻人的经济保障，以保护老一代人的住房财富。
“政客们通常会说，我们需要保护老年人群的养老金。但提供保护的实际上是年轻人，他们默默无闻地支付更高的房租，推迟购房，甚至完全取消了购房梦，”Kershaw 说。
“他们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以提供保护。他们就像盾牌一样，可以抵御我这个年龄及以上的人在住房方面积累的财富可能面临的风险。”
他说，政客们关于通货膨胀会伤害 “每个人 ”的普遍说法并不正确，如果考虑到住房通胀在技术上使许多房主变得更加富有。以他自己的住房为例，自 20 年前购买以来，已经增值了约 150 万加元。
“当房屋的价值所带来的繁荣几乎是收入已经很高的人日复一日辛勤工作的三倍时，你的经济就出现了问题。”
虽然他承认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不希望房价暴跌有很多很好的理由，但他说，他希望看到政策能够承认加拿大年轻人正在做出的牺牲。
“如果我们要提供60亿加元或140亿加元的减税，让我们真正用这笔钱来补偿在我们的社会中受到绝对打击的年轻人口。”
信息来源：https://www.cbc.ca/news/canada/middle-class-voters-1.7494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