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公布“对等关税”的计算方法，引用了包括尼曼在内的四位经济学家撰写的一篇学术论文。尼曼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大错特错。即使不从深层次来看，仅依据其研究结果，美国政府计算出的关税应该大幅减少，可能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对等关税”计算方法。
尼曼从三个问题入手批评特朗普的“对等关税”。
首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其计算的“对等关税”理论上可以逐一消除与每个贸易伙伴的贸易逆差。这是一个合理的目标吗？
答案并非如此。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可能出于多种原因，而这些原因与保护主义无关。美国人在斯里兰卡生产服装的花费比斯里兰卡人在美国药品和燃气轮机上的花费还要多。这种模式反映了自然资源、比较优势和发展水平的差异。赤字并不表明、更不能证明存在不公平竞争。
有一些合理的论据支持减少总体贸易逆差，比如减少债务风险。但这些论据并不适用于每个国家。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解释了原因，他曾打趣道：“我的理发师长期处于逆差状态，他从不买我的东西。”索洛肯定也长期处于学生的顺差状态，这些不平衡并没有揭示出护发或高等教育方面的贸易壁垒，也不会说明他的财务状况。
第二，假设特朗普的目标是消除所有贸易逆差，不管这会造成多大的破坏，这些“对等关税”能成功吗？
尼曼说，答案依然是“不”。美国政府的关税公式假设对一个国家征收关税不会影响从其他国家进口，并且忽略了对出口的任何影响。这些假设可能适用于针对一个小贸易伙伴，但并不适用于广泛行动。对日本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可能会导致墨西哥进口需求增加，反之亦然。关税显然会招致报复，并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推高美元的价值，这两个因素都很可能抑制美国出口。
第三，就算实现消除贸易逆差的目标，同时忽略关税公式中的缺陷。那么计算出来的关税是正确的吗？
尼曼再次给出否定答案。他说，政府的公式使用四个不同的数字来计算关税，包括每个贸易伙伴的进出口额。与他的研究直接相关的是估计进口价格因关税带来的额外成本变化的幅度，即转嫁率。如果外国出口商降价以完全抵消关税，而进口价格保持不变，则转嫁率将为零。如果出口商不让步，则转嫁率可能等于100%，这意味着进口价格将随着关税的上涨而上涨。
尼曼和Alberto Cavallo、Gita Gopinath、Jenny Tang研究了2018年和2019年美国对中国出口征收的关税。他们发现，20%的关税导致国内进口商多支付近19%。这意味着约95%的关税会转嫁到进口价格上，简而言之，这意味着美国进口产品的价格将上涨近乎与关税税率一样多。
公式中的φ即转嫁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举例时将数值设置为25%。而在尼曼等人的研究中，这一数值为95%。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引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但将25%的转嫁率代入公式中。尼曼反问：“25%是从哪里来的？与我们的工作有关吗？我不知道。”他表示，“对等关税”对全球工人、企业、消费者和股市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政府提供的说明中细节少得令人震惊。
如果贸易代表办公室使用其论文中提到的95%的数值，计算出的关税将会只有现在的四分之一。
尼曼说，由于上述及其他方法论选择的影响，特朗普实施的“对等关税”措施将使平均关税税率升至百年来的最高水平。其覆盖范围之广令人震惊——不仅针对中国、欧洲等大型经济体，还波及约旦、赞比亚等小型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尽管这项政策被冠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贸易策略之名，其计算方式却与《圣经》“黄金法则”（指“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背道而驰。
尼曼在最后表示，他强烈希望彻底废除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而在此之前，政府应该将关税税率除以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