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一纸邀约，更是一道不容抗拒的指令。特朗普政府宣布的所谓“对等关税”已赤裸裸地暴露出美国政治决策的幼稚与反复无常。随着政策制定愈发飘忽不定，美国作为经济伙伴的可靠性便愈发堪忧。
美国就像马戏团里那匹只会一个招数的小马驹，深信自己不可或缺，内心却又充满了委屈。特朗普政府的行为带有某种自我伤害的意味，而且还向全世界发出了警告：离我远点。他试图通过惩罚性措施强迫他国改变行为，对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毫不遮掩。可以说，特朗普政府是通过零和博弈的视角来看待经济政策的。
当前这一轮所谓的“对等关税”暴露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制定方式反复无常、极其虚伪，而且具有很强的随意性。这些“对等关税”的计算实际上并非基于对各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详细分析，而是通过一个简单粗暴的电子表格公式计算得出的：将美国对该国的净贸易差额除以该国对美出口额，再对半折价。
莱索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非洲小国的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仅为24亿美元，属于全球最贫困国家之列。作为南部非洲关税同盟（SACU）的成员国，莱索托执行该联盟所确立的统一对外关税税率。也就是说，莱索托所执行的关税税率与南非、纳米比亚、埃斯瓦蒂尼和博茨瓦纳是相同的。
当地时间4月2日，特朗普签署关税行政令 视觉中国
如果美国“对等关税”的计算是基于某一贸易伙伴的关税税率，那么这意味着所有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成员国都会受到相同的“对等关税”的影响，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事实上，莱索托被课以50%的“对等关税”，纳米比亚21%，南非30%，博茨瓦纳37%，埃斯瓦蒂尼10%。就莱索托来说，其每年对美出口额约为2.36亿美元，主要由钻石、纺织品和服装构成，而进口额约为700万美元。如此低的进口额是由于大多数莱索托居民的年收入低于1300美元，美国商品的价格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购买力。
美方的计算方法实际上是：用美国对莱索托的贸易逆差（2.29亿美元）除以莱索托的对美出口额（2.36亿美元）得出97%后折半计算。
印度尼西亚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对该国出现了约179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而印尼向美国出口了280亿美元的商品。因此，计算结果是179亿美元/280亿美元=64%。
缺乏逻辑这一点在以下事实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就连那些对美国存在贸易逆差且零关税的国家都受到了“对等关税”的影响；比如，尽管澳大利亚2024年对美国存在约2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但仍被征收了10%的关税。
加税无效的证据
加征关税是特朗普总统最常提及的词汇，但这么做很可能会对美国造成比其他任何行为更严重的伤害。自2018年以来，加征关税政策的效果一目了然：它并未“让就业岗位回流”并“重振美国制造业”。进口并未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反而扩大了。从经济角度来看，加征关税并未兑现其承诺。从政治角度来看，它只是激起了那些心怀不满者的情绪，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用处。
从特朗普总统第一届任期的表现及其执政遗产来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就其宣称的目标而言，加征关税政策实际上是无效的，甚至可能适得其反。证据清楚地告诉人们，加征关税的效果最多是中性的，甚至更糟。
在202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大卫·奥托尔（David Autor）及其他联合作者非常详细地探讨了美国与中国等美国的贸易伙伴在2018-2019年贸易战期间所承受的经济和政治后果。该文得出的一条有价值的结论是，迄今为止“这场贸易战并未给美国内陆各州带来经济上的好处。”
该文指出，“针对外国商品征收的进口关税既未增加也未减少美国受保护行业的就业；而报复性关税对就业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农业领域；不过，美国的补偿性农业补贴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上述负面影响。”因此，从经济角度来看，特朗普加征关税举措的总体效果是负面的。除了上文得出的结论之外，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特朗普1.0时代的关税政策对美国人民福利的净影响是负面的。
在2019年为美联储理事会撰写的一篇论文中，艾伦·弗拉恩（Aaron Flaaen）和贾斯汀·皮尔斯（Justin Pierce）得出结论称，直接进口保护所带来的任何微小的就业促进效应都被输入成本上升和报复性关税所导致的更大负面效应抵消掉了。因此，这一政策对美国就业所产生的影响总体来说是负面的。
特朗普4月4日在社交媒体上喊话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称“现在是宣布降息的绝佳时机” 社交媒体
这两位作者最后得出结论称：“那些更易受关税增加影响的美国制造业行业，会经历就业的相对减少，因为进口保护带来的积极效应被输入成本上升和报复性关税带来的更大负面影响所抵消。较高的关税还会通过输入成本的上升造成生产者价格的相对上涨。”弗拉恩和皮尔斯的研究触及了关税连锁效应的核心问题，加税可能会在直接受保护的行业中带来就业增长，但最终会导致美国整体就业岗位的净流失，因为更高的成本会渗透到经济的下游部门。
瓦约尔奇克及其联合作者在2022年为世界银行集团所撰写的一篇论文中分析研究了2018年加征关税政策对就业所产生的影响。他们发现，进口附加税以及报复性关税导致“受影响产业周边通勤区域在线招聘信息的数量出现了相对下降”。相反，他们并没有发现进口保护政策对招聘职位数量产生积极影响的证据，论文作者得出结论：“2018年，这些关税共同导致了17.5万个招聘职位减少，占美国总数的0.6%，其中三分之二的降幅应归因于进口附加税，三分之一归因于报复性关税。”
根据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在2018年至2023年期间，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增加了约20万个，从业人数从约1270万增加到1290万。然而，在同一时期，美国非农业总就业人数从2018年的约1.49亿增加到2023年的约1.56亿，增加了约700万个就业岗位。尽管制造业就业岗位增长了约1.6%，但在这五年期间，总就业人数增长了约4.7%，这意味着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增长其实落后于整体就业的增长。自2018年以来实施的增税政策似乎并未直接导致制造业就业的复苏。
此外，美国制造业的产出增长在2018年至2023年期间有所扩大。根据Statista的数据，以实际增加值衡量的制造业产出从2018年的2.2万亿美元增长至2023年的2.8万亿美元，增长幅度约为27%。同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从2018年的约20.5万亿美元增长至2023年的25.5万亿美元，总体经济规模增长幅度约为24%，这表明制造业产出的增长略高于整体经济规模的增长。这种差异表明制造业内部存在生产率的提升，因为产出的增长幅度远大于就业的增长幅度。这再次告诉我们，如果加征关税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重振制造业就业，那么迄今为止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最后，我们应把美国制造业的净贸易状况纳入考虑。要知道，美国的一个主要忧虑在于制造业的净贸易逆差。在2018年至2023年期间，美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总体上有所增长。2021年，美国制造商出口了1.4万亿美元的商品，占美国总出口额相当大的比例。到2024年，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总出口额达到3.2万亿美元，较2023年的3.1万亿美元有所增长。尽管出口有所增加，但美国在制造业产品方面仍然存在持续的贸易逆差。
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和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2024年美国制造业商品和服务的总体逆差为9184亿美元，较2023年增加了1335亿美元。这种不断扩大的逆差表明美国制造业商品的进口超过了出口，导致该行业出现了净贸易逆差的局面。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实施了加征关税措施，美国制造业贸易的净逆差仍然在继续扩大。
缺少筹码
美国在2025年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相比在十年或者二十年前推行同样的政策，手中缺少了许多筹码。其根本原因在于过去二十年间全球贸易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如今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不到15%，仅为本世纪初的一半。与此同时，中国已发展成为15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而美国以外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量增长速度也超过了美国参与的贸易量增速。这种趋势不太可能发生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其他一些机构长期以来预测，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超过G7国家。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南南合作）也在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相对影响力将继续下降。
经常有人指出，加征关税将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而且事实上，特朗普发起的第一轮关税战以及此后一直持续下去的关税战——无论是拜登继承的，还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延续下来的——实际上都是在针对中国。就美国而言，中国是其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对手。
财政部网站4日发布公告，自4月10日起对原产美国的所有商品加征34%关税
这一观点最近得到了美国国防部一份备忘录的证实，《华盛顿邮报》报道称，这份备忘录将中国称为美国的“迫近威胁”。自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美国的所有努力都将中国视为目标，而华盛顿近年来遭遇的挫败感在于，它在世界各地的其他事务上分散了本该用于对付中国的注意力。这里需要特别提到乌克兰这个例子，华盛顿正急于撇清与乌克兰的关系，并将遏制俄罗斯的责任转嫁给欧洲人。
那么，让我们从规模的角度来审视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2024年，美国公布的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约为2954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超过了其对华出口额这么多。具体而言，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约为1435亿美元，而从中国的进口额约为4389亿美元。顺便提一下，就“对等关税”的税率而言，计算结果是2954亿美元/4389亿美元=67%。然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仅占其2024年贸易总额的不到5%。简单地说，美国市场对中国的重要性已经大不如前。
现在，让我们把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换算为人均水平。2024年，中国人口约为14.08亿。这意味着与中国对美国的人均贸易顺差约为209.80美元。2024年，经购买力平价（PPP）调整后，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9436国际元。中国对美国的人均贸易顺差相当于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1.08%。这意味着调整的幅度并不是很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2025年3月中国“两会”上宣布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旨在解决的问题。当然，毋庸置疑的是，总体而言调整幅度是容易控制的，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不同行业和企业受到的影响不同，其机制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不均衡性。但这些都可以通过灵活的政策落实来解决。
过渡是可能的
在全球层面，西蒙·埃文特（Simon Evenett）教授的评估表明，世界各国在4年内就能够完全弥补失去美国市场所带来的损失。不同国家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时间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它们各自的经济结构以及对美国市场的贸易依赖程度。埃文特指出，这一评估结果主要基于各国与其他国家而非仅与美国进行贸易时享受的有机增长所带来的补偿效应。
笔者之前曾经指出，除了有机增长所带来的补偿效应之外，通过财政措施以及有意识地协调政策应对措施，包括通过加强双边和多边贸易，大多数国家完全弥补失去美国市场带来损失的时间甚至可能比埃文特所估计的时间还要短。
因为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作用在不断减弱，而且各国能够在相当合理的时间内实现有序调整，所以美国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牌可打（借用特朗普总统惯用的一个说法）。不过，针对上述观点存在一个反驳理由，即只有美国的资本市场具备足够的规模和深度来为美国的全球贸易赤字提供资金支持，尤其是对中国的贸易赤字。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中国的贸易顺差约为5939亿美元，而国际贸易的总规模估计约为31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的贸易顺差约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92%。对于那些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发出严重警告的人来说，一旦将其置于全球背景之下，就会发现这种警告是没有必要的。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4月6日晚表示，马来西亚将带头协调东盟国家对特朗普关税做出回应 视频截图
其次，该论点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或者说全球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资本市场提供的资金支撑的。不过，这种因果倒置的表述方式并不正确。就美国而言，其贸易逆差是由政府支出或商业银行信贷创造的美元来支撑的。这种机制实际上无中生有地凭空创造了货币。换句话说，进口支付并非完全由资本市场提供资金支持。相反，资本市场吸收这些美元是因为这些美元被消费掉了。也就是说，世界与中国进行贸易并弥补美国市场损失的能力，并不受到美国资本市场的限制。
在为全球贸易融资以及实现结算等方面，使用美元以外的货币是可行的。在过去10年里，这种情况愈发普遍，而且向货币多极化过渡的步伐在这段时间里还加快了，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元及其相关机构被武器化所导致的。
自2014年以来，俄罗斯的整个经历最好地向外界展示了，一个经济体能够在摆脱美元作为贸易结算手段和支付方式的同时扩大贸易规模。如今，中国超过50%的国际贸易是以人民币结算的。
结论
特朗普政府所推行的“对等关税”政策将会造成破坏性影响。如此大规模的结构性改变，必然会对全球相对价格造成系统性冲击。但这种冲击更应当被视作一种因祸得福。
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将积极应对这些冲击，尤其是通过共同努力来强化多边和双边贸易关系及机制，并在国家和跨国层面采取财政政策应对措施。这段调整期将会相对较短（最多几年），而好处是，此后便会迎来美元全球主导地位终结的后美元时代。
“对等关税”的设计和实施也凸显出美国政策制定者反复无常的特质。这些加征的关税并非基于对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的任何理性评估（无论这种评估多么值得商榷），而是简单地基于美国对该国的贸易逆差/该国出口额进行计算。在很多情况下，这一数字还会再打五折以体现出某种“善意”。这显然是一种“拍脑袋”式的政策制定过程。
美国显然认为自己是受害者，遭受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欺压和利用。这其实是美国特权的一种表现。鉴于美元的超强势地位、美国数十年来对多边机构的影响力、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对数十个国家实施制裁所发挥的主导作用、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长期占据的军事优势地位（虽然已经有所衰落）以及美国自1946年以来在其他国家发动了超过210次军事干预的事实（引自达菲·托夫特与库希2023年出版的著作《死于剑下：美国外交政策的军事化》），美国的这种愤怒情绪很难获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同。你不能一边声称自己是“有史以来最例外”的统治世界的国家，一边却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是一个受害者。
特朗普提出的“解放日”，实则有助于各国从长期以来阻碍他们有效践行自身主权发展道路的一套全球政经体系中自我解放出来。世人能够借此看清美国一直以来的真实面目，虚伪的“自由仁慈”面纱终将被揭开，其反复无常的自恋心态已暴露无遗。一个多极世界将被构建起来，而且已然初现端倪。当美国表现出诚意并准备好以一个正常且平等的伙伴身份融入这个国际大家庭时，它仍然会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席位。
谢谢您，特朗普总统。世界已经接受了这份“邀请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