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特朗普挥舞关税“大棒”，在白宫签署两项“对等关税”的行政命令，对所有主要贸易伙伴发动“无差别攻击”。
这个对等关税，先是对所有国家普遍征收10%的统一税率的“最低基准关税”，即便美国对该国存在贸易逆差，或贸易基本平衡。
在这个基础上，特朗普对某些贸易伙伴征收更高的关税。通过分析发现，特朗普团队得出这个更高的关税的计算方式是这样的：先用美国对该国的贸易逆差除以该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然后，最终的关税数字被减半。
例如，2024年越南对美出口1195亿美元、对美进口150亿美元、顺差1045亿美元，得出的比例约等于90%。据特朗普的公式，减半后即约为46%的关税税率。其他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和欧盟的税率也大致通过同样的计算方法得出。
这就意味着，“对等”关税税率公式显然与关税无关，而仅仅与贸易逆差有关。比如，莱索托是一个非洲南部的小国，人口230万。美国从这个贫穷小国进口了2.37亿美元的钻石和其他商品，但这里的人买不起美国货，于是，特朗普政府对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征收最高的关税。
这个方法与此前特朗普的表态是吻合的。此前他曾表示，各国的关税水平将等于“它们的全部关税、非关税壁垒和其他各种作弊手段的综合水平”。而这些水平的最终指标，就是它们和美国的贸易逆差，那么，新的关税的目标就是削减这个逆差。
关税公式是否专业不重要，关键能让特朗普看懂
特朗普对关税的热爱，源于他思想体系中的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思想和实践，产生于十五世纪，全盛于十六、十七世纪，衰弱于十八世纪下半叶。重商主义的核心思想，认为“财富即货币，货币即财富”，把一国财富的增加等同于货币（贵金属）的增加。那么如何增加本国的贵金属呢？在那个时代，一是直接抢劫，二是对外贸易。
早期的这种重商主义的错误在于，把货币与真实财富等同起来，追求顺差与贵金属流入。但特朗普当然不是早期的“追求货币积累”的重商主义。毕竟，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美国印出来的美元，就是“真实的货币”。为了追求货币的积累，他完全不必采取关税政策。
实际上，特朗普的关税思想根源，源于晚期的重商主义：重视制造业。这个时期的重商主义认为，财富不仅仅源于自然资源，更来自于创新和生产，制造业才能成为国家富强的根源。基于这个理念，“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不仅带来财富，也能促进制造业发展，实现国家富强。
不管是早期还是晚期的重商主义，不管是为了增加货币流入还是发展本国制造业，重商主义都把国际贸易看作一种零和游戏，认为应该多卖少买，实现国际贸易的顺差。有了贸易顺差，自然就会有货币涌入，制造业也能发展，就可以带来财富和国家实力的增加。
所以，重商主义认为，国家应该积极干预经济活动，通过限制进口、提高关税、鼓励出口等保护主义手段，来增加国际收支盈余，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就是说，前期的重商主义，追求顺差是为了追求货币，后期的重商主义追求顺差，则是为了发展本国制造业。
这就是特朗普的依据。特朗普在就职3天后，就声称，如果不在美国生产产品，就将面临“数千亿美元甚至数万亿美元”关税。显然，他的目的在于消灭逆差，发展美国的制造业。
特朗普的这个思想在其团队中也得到了展现。特朗普发布关税政策后，越南提议取消对美进口商品关税，并请求推迟46%关税45天。然而，白宫高级顾问纳瓦罗明确表示，这远远不够，他明确表示，核心在于倾销和出口补贴等“非关税欺骗”。
他认为，即使关税为零，美越贸易逆差仍约为1200亿美元。当被问及这是否意味着对越南的关税将继续实施，纳瓦罗明确回答：当然。这从侧面表明，特朗普的观念，在于消除贸易逆差——不管这个目标多么的不可能。
理解了这个思想脉络，就不难理解美国此次关税政策的公式。
技术官僚们似乎也曾试图减少政策中的荒谬性。据媒体报道，在关税方案公布的前几天，特朗普还在抱怨其专业团队制定的方案力度不够。在方案公布前三小时，特朗普才在若干种备选方案中做出最终选择。
所以，这个公式的关键，不是其专业性、合理性，而是，第一，这个方案要让特朗普满意、符合他的理念，力度要大；第二，要让特朗普看得懂；第三，要显得有专业性。那么，依据贸易赤字来制定关税就显得可以理解了。
专业技术官僚，在明知无法说服领导的情况下，如果他仍然想做一些正确的事，他可以依靠行政体系、科层体系中的程序来迂回行事——实际上，4月5日白宫公布的22页豁免清单，就是一个典型的行政体系的方式——用一个复杂的体系，绕晕特朗普。更何况，很多时候，这些人未必想做正确的事。
重商主义的政策、理论在历史上曾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与发展。但重商主义是用商人的眼光，看待市场和经济发展，其理论和观点带有浓厚的经验主义色彩，从而带有理论浮浅和片面性的特征。简而言之，重商主义是一种经验主义，经验主义往往会落后于历史。
重商主义已落后于历史，不要只盯着“制造业”
重商主义本身就有一个从“重货币”到“重国内制造”的转变过程。在今天，在这个人工智能和全球化的时代，重商主义——作为一种经验主义，也应该转变。
制造业的本质是改造物质的形态、结构，是能量在信息的指导下改造物质，比如一张加工图纸的本质，就是指导能量改变物质的信息。在工业革命阶段，热机、电机弥补了人类肌肉能力的不足，提升了人类改造物质的能力。在AI和量子计算机时代，数字信息技术广泛使用，提升了人类存储、处理信息的能力。这也必然会提升人类改造物质，也就是制造业的能力。
所以，美国的数字能力，本身就是制造业的核心能力。比如对于芯片制造业，最根本的根基仍然在美国。如果美国要把力量用在制造鞋子和烤面包机上面，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都会衰落。
另一方面，在今天这个时代，和后期重商主义所处的17世纪不同，一国之内已经无法达成高效率的生产。追求制造业的发展，创造更多财富，必然需要全球的分工，这就涉及低关税的全球化贸易。
如果特朗普偏执地想用17世纪的商人经验来解决今天美国的问题，他注定会失败，会被他的选民抛弃，但代价却可能是美国乃至全球的经济陷入衰落。这些关税或将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商品短缺、价格飙升，并加剧金融市场波动。英国剑桥大学3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美国经济衰退风险已从年初的10%上升到25%至30%。国际主流媒体和市场投资者开始频繁使用“特朗普衰退”这一说法。
即便特朗普是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但是，没人能在地球村时代独善其身，收缩不是问题的答案。从这个意义上，人类技术的发展，已经彻底改变了重商主义。
除了特朗普的重商主义执念，关税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政治工具。
关税工具，对内的主要目的，在于吸引选票、巩固票仓。特朗普一直在构建“美国工人、产业保护者”的形象，这能帮他争取到中西部“铁锈带”的选票。他需要完成他的承诺，而高关税，就是一个最显著的手段，可以在选民面前展现强人姿态，维护他自己所谓的“卡里斯玛（Charisma）人格”或“魅力人格”形象。不论是他再次参选，还是在共和党内的权威，这些拥戴者对他来说，仍然非常重要。
关税对外，则成为特朗普的武器，泛化为一切领域的手段。加拿大和墨西哥阻挡两国的非法移民；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墨西哥毒枭向美国输送芬太尼，等等问题，特朗普都用上了关税武器。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贸易保护”，成为一种“万能工具”，但代价就是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
但关税的代价是巨大的，一味错误的猛药，解决不了美国的长期问题，也实现不了特朗普的短期需求。相反，物价猛涨，会严重损害他权力的基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