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尽柑来遇见你》剧照，爱纯坐在丈夫手推车里，马上要分娩。 资料图
对许多农村女性来说，“生孩子”或许依旧是不假思索的能力和“天职”。
“外婆在海里游，妈妈在地上跑，才有我在天上飞。”最近热播的高分韩剧《苦尽柑来遇见你》中，无数人为一代代女性接力托举而动容。
比起前两代女性，当下处于“最佳生育阶段”的女性无疑要幸福得多。她们文化水平更高，掌握了更多生产和教育知识。她们面对的是对生育更友好、开放的环境。无论婚育还是工作，她们也比前人拥有更多选择和自由。
她们一般不会再经历糟糕的生产环境。一个接生婆，一盆热水，一把剪刀，没有专业消毒设备，每一次生产都像过鬼门关那样。生育的痛苦被更多讲述和看见，母亲的形象也更加丰满。除了歌颂母亲的牺牲和奉献，生育给女性带来的“甜蜜的负担”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讨论。这是就整体而言的。
“但社会对农村女性生育关注还远远不够。”长沙师范学院教授胡桂香发现，当前国家出台完善的一系列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及保障妇女就业合法权益的配套支持措施，城市化特质还比较明显，真正符合农村家庭需求、能够有效减轻农村家庭生育负担的还比较少。
对许多农村女性来说，“生孩子”或许依旧是不假思索的能力和“天职”，但生几个、怎么养，却是要慎重考虑的事。
“天职”
农村女性的生育决策是胡桂香研究多年的主题。从计划生育、单独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伴随国家政策演变，胡桂香的研究触角上下延展，从“50后”到“90后”的农村女性都是她关心的对象。进入田野，深度访谈，让沉默的女人们开口说话，是她的学术初心。
开启一段对话简单，但真正进入并理解乡村女性的世界却并不容易，特别是聊到生育话题。
生育离不开女性身体、心理的感受，同时会牵涉夫妻感情、婆媳关系等家庭隐私。“家丑不可外扬”，女性的顾虑很多，怕传出去惹人笑话，又觉得“对外人说了也没用，解决不了”。
胡桂香十分理解。乡村是熟人社会，外来研究者既要迅速拉近与受访人关系，又需保持一定“分析距离”。胡桂香用上了自己“外来媳妇”的身份标签。她结婚、孩子满月酒都在丈夫所在的村庄里举办，也经常回村，与村里女人们彼此认识，具备“自己人”和“研究者”双重身份。
与一般正襟危坐，跟着提纲来的正式访谈不同，胡桂香的研究更多发生在非正式场合。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是她跟着女人们扯蒜薹，摘葡萄，帮着一块干农活时，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中问到的。
女人们很自然地与当下比较，她们回忆起生小孩的辛苦，开始沉思生育对女性到底意味着什么。
很长一段时间里，生育对农村女性而言首先是一种能力，嫁入婆家的女性似乎只有具备生育能力才是一个正常而没有问题的女人。生育也是女性完成从女到妇，从妇到母的必经历程。
传统农业社会极其依赖体力，形成了以手工操作、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生产方式。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不断延续，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深入人心。从经济意义上讲，多一个儿子不仅意味着多一份劳动力，若是在一个大家族内，还能分到更多田，继承更多家产。
生育，尤其是生子，与女性在夫家的地位强绑定，而家中男性数量更是关系着整个家族在村落中的地位。儿子越多，底气越足。
同时，女性生育也是一种德行的体现。不少女性将生育与家庭责任感挂钩。“如果没有孩子，特别是儿子，有的村民甚至会自我怀疑，是不是上辈子没积德，亏了良心。”胡桂香发现，老一辈的农村女性习惯将乡土社会绵延子嗣的期待内化于心，化为某种道德压力。
胡桂香听婆家老人说起，村庄里曾有个老人连着生了7个女儿，村里人私下给她取外号“七仙女”。老人自觉“抬不起头”，总是躲着走，不跟村民交流，村里的活动能推托的她都不去。时光流转，情况出现了逆转，现在村里很多老人都羡慕“七仙女”，因为她的女儿们个个争气、孝顺，甚至比“生儿子强多了”。
20世纪90年代后期，村民生育观念出现明显转变。“少生优生”“生儿生女一样好”的观念深入人心。有妇女主任告诉胡桂香，那时候二胎（生育）证都没几个人主动来领了。1998年，有村民生下一个女儿，按当时的政策，间隔四年后，他们能领取二胎证再生育一个。然而到了时间，即便婆婆还在劝说，但小夫妻都决定不再生育。
这两年，胡桂香调研发现村里的新生儿数量正在减少。胡桂香的小姑子，湖南某县幼儿园园长英子感受很深。她和妹妹分别在所属乡镇和村里办了两家幼儿园。20多年里，她数不清教过多少孩子，村里几乎所有“90后”“00后”“10后”甚至“20后”都认识她。
她记得，过去孩子多时，光开在村里的那家能有200多人。最近一次高峰出现在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施行后，入园人数超过180人。但2020年后，幼儿园的人数便出现断崖式下跌，现在乡镇的和村里的两家幼儿园加起来也就100人左右。“以前招生是家长找我，现在换我们追着跑。”
湖南某县级市一位卫生健康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去年当地第四人民医院妇产科一共6个医生，一整年只接生了24名婴儿。20世纪90年代，他刚参加工作时，这家医院高峰时一年能迎接1000多名新生儿。这名工作人员还透露，按照省卫健委最新规定，年分娩率小于100的医院产科将面临“关停”风险，这两年好几家乡镇医院的产科只能提供门诊服务。根据湖南省卫健委消息，2024年，全省共取消50余家年分娩量小于100例的医疗机构的助产资质。
2024年，清华大学周绍杰团队发布的《中国农村人口现状及生育意愿问题研究》报告数据显示：农村婴儿占全国人口比从2000年的0.8%降至2020年的0.3%。
当然，村里孩子少，不仅仅是生育数量在减少，更有人口流动的缘故。越来越多年轻人外出打工，努力在城里安家。同时，得益于流动儿童教育政策，更多农村孩子有机会在城里的公办小学读书，在父母身边长大。
随着时代进步，婚育情况发生了不少变化，但生儿育女依旧是绝大多数女性的选择。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庄亚儿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姜保等多位学者基于2010年和2020年第六、第七两次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发现，2020年中国49岁女性的终身无孩率为5.16%，目前我国依旧是普婚普育的社会，女性终身无孩率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经济选择题
一位农村妈妈选择生育，需要面对什么？
胡桂香听过很多老人讲述的生产故事。50多年前，海燕正在地里插秧，突然来了感觉，慢慢走回去，烧水，洗澡，铺床垫布，躺下，等着产婆来。在海燕口中，生孩子似乎是件稀松平常的事。
这样的生产环境在今天一些人看来难以想象。胡桂香调研发现，现在很多农村女性都选择在县级人民医院，甚至特地前往地级市三甲医院分娩。她们会跟城里的妈妈一样主动按时产检，吃营养品。村医也会定期监测产妇情况，发放免费叶酸片，提醒注意事项，确保孕期顺利。
显然，对很多农村人来说，生育是一件越来越重视的“大事”，与此同时，生育的花销水涨船高。
湖南某县卫生健康局相关负责人透露，当地农村女性从怀孕到生产，一般需要九次产检，在无并发症，较为顺利的情况下，光是产检和分娩费用就超过一万元。这与城市孕妇相比相差无几。
生产费用的提升既有客观背景，也是个体的主动选择。我国逐步推行的分级诊疗制度，让医疗系统诊疗效率和服务水平大幅提升，但也客观上增加了农村孕妇就医成本。很多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由于缺乏医疗设备，不具备相应诊疗条件，绝大多数产检项目需要孕妇前往县级及以上医院。从微观看，越来越多农村家庭也倾向于在大医院如县医院或市医院分娩，认为大医院更为可靠。
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的生育保险主要由用人单位缴纳，大多数灵活就业的农民工、农业就业人员难以享受相关待遇，无法获得生育津贴。
在医疗报销费用中，绝大多数农村家庭是通过自行缴纳“新农合”来获得医疗报销。“新农合”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简称，2016年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合并成“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不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并不等同生育保险，它的报销比例和范围都有限。目前，多地居民医保基金都对参保居民的产前检查费和生育医疗费用给予补助。如根据2023年1月开始施行的《湖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产前检查费最高补助标准为600元；平产最高补助标准为2000元；剖宫产最高补助标准为3000元。
在实际执行中，各地一般根据当地基金承受能力进行定额结算。记者调研的湖南某县针对参保的农村女性，今年出台了最新政策，较往年提高了报销金额，顺产定额报销800元，剖宫产为1500元。
在产前检查中，当地针对户籍人口也出台了部分项目优惠补贴政策，如21-三体综合征（又称唐氏综合征，唐氏综合征筛查简称唐筛），18-三体综合征及神经管缺陷（NTD）实行全员免费。
不过即便有政策，但不少农村女性体感并不强烈。“每次去就是往外掏钱，具体什么项目有减免，不清楚。”“有也是一点点，杯水车薪吧。”
胡桂香调研发现，相对于城镇女职工享受到的更为完善的生育保险和津贴，农村女性享受到的直接保障还差得比较远。要享受更高比例的生产报销和生育津贴，农村女性需要额外购买保险。但很多农村女性缺乏保险意识，或为了省钱放弃给自己购买保险。等到要用时，已经来不及购买。
实际上，在生育成本中，“生”是小头，“育”才是大头。其中既有直接成本也有间接成本，直接成本包括怀孕生育费用、子女抚养费用、教育费用、医疗费用及其他经济方面的支出等，间接成本则包括新增子女后父母在人力资本、工作及收入等方面损失的机会成本等。
“老一辈总说‘多双筷子的事’，可现在养孩子哪是添双筷子？简直是供了台碎钞机！”一位农民苦笑着算账：奶粉钱，一个月800元，喝到3岁，3万块没了；幼儿园，镇上私立园一年1.2万；学区房，为了让孩子进县城小学，全家咬牙贷款40万买房，月供2000元……
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数据，我国农村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约为30万元。随着家长在养育子女时的观念发生变化，农村家庭子女的养育教育从粗放式转向精细化，在喂养、培养方面的成本不断增加。
胡桂香分析，对于以务农、外出打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大多数农村家庭而言，选择生育往往使一段时间内家庭劳动力数量减少，进而经济收入减少，而子女数量的增加使家庭支出增加。经济因素已成为农村家庭进行生育决策时主要考量的因素。
当传宗接代的责任与“个人发展”相撞，生育逐渐从“家族使命”变成“经济选择题”。
甜蜜的“负担”
经济因素很重要，但左右生育决策的远非理性的现实。
胡桂香发现，生育多孩的农村女性，并非都来自经济殷实的家庭。而且她们中许多是高龄孕产妇，不仅面临流产率高的风险，还更容易产生并发症。选择再生一个，在外人看来，并非对她们自己和家庭利益最大化的考量。
一位农村女性因体质问题，在大女儿出生后便和丈夫说好不再要二胎。但因丈夫是独子，为满足老人心愿，还是选择了二胎。
怀孕的过程颇为不易，身材走样，抵抗力下降，大多数时候只能躺着，哪儿也去不了。保胎药吃了六个月，光是生产就花了4万多元。害怕打针的她，经历了多次“又痛又胀”的保胎针。“到后面，医生都感叹，好可怜，说我屁股上没有一处好肉。”
陈香是湖南某村现在鲜见的三孩妈妈。她有先天性心脏病，三度剖宫产手术诞下三个儿子。怀第三胎时，三孩政策已正式施行，但考虑到妊娠高风险，连医生都建议她不要。陈香却坚持冒险生产。她觉得当妈妈有着无可替代的幸福感。“只要看着孩子长大、懂事，就满足了。”
或许对于许多女性而言，即便生育的过程很痛、也有一定风险，但当妈妈依旧拥有不可替代的吸引力。成为母亲，就像打开自我的极限，让一个自觉“平平无奇”的女性拥有创造、养育新生命的神奇能力，享受亲子互动的幸福。看到小小生命一点点发芽，延续自己身上的特质，女性也有机会认识新的自己，把自己重新养育一次。
越来越多的农村人不再将子女价值看作家庭生产的劳动力、赡养父母、传宗接代等，而是更加重视养育本身给自己带来的快乐与满足。
“然而，对很多农村女性来说，怀孕便是失业。”除了成为母亲的个体喜悦，从研究者角度，胡桂香更多看到了农村女性无言的付出。
农村女性外出打工往往没有固定的属于个人的住房，没有够长的带薪产假，享受不了流入地的生育政策，考虑在城市生育成本太高，许多女性将回村孕娩作为首选。
“工厂加班多，假期少，顾不上产检，回老家能得到婆婆或妈妈更好的照料。”兰芳过去也跟丈夫一起在外打工，怀孕后全家人都希望她回老家“安心养胎。”
胡桂香调研发现，孩子越多，农村女性成为“留守妇女”的可能性就越大。一孩时，大多女性选择生产后继续去城市打工。二孩也勉强可以交给老人看管，但如果生育三孩，女性便大多选择回乡。
当然，回乡既有无奈的经济考量，也是出于对生和育的重视。新一代父母对科学喂养、家庭教育有了更高要求，很多农村妈妈也想要更多地陪伴孩子长大。这些年轻的农村父母中不少人都有“留守”的记忆，希望下一代过上更快乐的童年。同时，他们也担心爷爷奶奶溺爱，不想错过孩子成长的瞬间。
欣欣生大宝后，一开始选择把孩子留在老家，她和丈夫又去了广东打工。但大女儿很早熟，文静、内向，在学校被人欺负也不告诉家长老师。有次被咬得到处是伤，家人给她洗澡才发现。欣欣自责，觉得孩子是因缺失父母陪伴，才不会反抗。怀二宝时，她决定回家陪在孩子身边。现在9岁的大女儿会主动帮她带二宝，这让欣欣很欣慰。
大女儿出生时，兰芳也曾把孩子接去打工的城市生活。随着双胞胎儿子的到来，兰芳主动选择回村，留丈夫在城市打拼。这几年餐饮行业加速内卷，不少饭店倒闭，丈夫厨师的工作也不太稳定，不断辗转深圳、广州、北京等多个城市。
“不想让小孩当留守儿童。”为避免孩子跟随大人四处奔波，兰芳怀二胎后选择留在村里。兰芳是幸运的，尽管丈夫一年中仅能回家几天，但他总会将除必需开销外的所有收入转交给她。“全职在家，其实也不像网络上描述的那样可怕。”
当深入了解农村女性个体处境，不难共情并理解每个生育决策。但当选择从更宏观视野看待这群“留守妻子”时，胡桂香发现了更多隐忧。“夫出妻守”的生育养育模式，需要女性在育儿中承担更多的照料责任，女性在多孩生育的过程中面临长时间的职业生涯中断、经济收入降低以及培训进修机会的减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们的个人发展。
从家庭角度看，长期的两地分居状态往往会对婚姻的稳定性构成威胁；强化传统性别劳动分工以及家庭经济地位的不对等更易引起夫妻矛盾；而由于丈夫这一“家庭润滑剂”的长期缺席，婆媳之间的矛盾也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解法
“一孩1万，二孩5万，三孩10万”。今年3月，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发放育儿补贴的消息一经发布便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刷屏。该细则规定：生育一孩一次性发放育儿补贴1万元；生育二孩发放育儿补贴5万元，按照每年1万元发放，直至孩子5周岁；生育三孩及以上发放育儿补贴10万元，按照每年1万元发放，直至孩子10周岁。
胡桂香介绍，这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到“发放育儿补贴”后，率先行动起来的城市。近些年，已经有不少城市出台了育儿补贴政策。如四川省攀枝花市、广东省深圳市、湖北省黄冈市、湖南长沙市等地均出台了针对本市户口家庭生育二孩或三孩给予现金补贴的政策。在内蒙古自治区，除呼和浩特市外，包头、鄂尔多斯等城市也出台相关育儿补贴政策。
不过这些地方性的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还属于少数特例，没有在全国层面推行。很多农村家庭因受限于政策门槛无法真正领取到这些补贴。比如，绝大多数地区在发放现金补贴时对父母的户籍作出明确限定，部分地区还额外对父母的居住地、工作地以及婴儿落户地加以限制。
国家卫健委近日表示，正在会同有关部门起草育儿补贴操作方案，全国层面的补贴政策即将出台。随着政策方向明确，今年预计会有更多地方出台配套政策。
“直接补贴或许能让农村女性得到更多实惠。”胡桂香调研发现，全国多数地区出台的激励生育政策类型多样，包含延长产假、增加生育津贴、育儿假、陪产假，给予购房优惠、燃气费减免、减税等，但这些政策因门槛问题对农村家庭或许意义不大。许多农村女性没有稳定就业，享受不到城市职工拥有的假期和保险，很多人的收入还达不到缴纳个税的起点。
“生育问题绝非孤立存在，往深看是农村发展的议题。”胡桂香指出，农村女性生育困境的背后是农村在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的短板。在完善生育配套支持措施的过程中，应根据农村家庭的现实情况和困境以及农村地区发展整体滞后于城镇地区的现实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在“生”的环节，胡桂香建议落实农村女性的生育保障制度，普及流动妇女的生育保险。针对农村家庭出台相应的生育保障、生育保险措施，实现灵活就业人员生育保险应保尽保，降低农村女性生产成本。
在“育”的过程中，要加强生育政策与育幼、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制度政策的协调联动，增强农村家庭和农村人口抵御风险能力；要加大农村托育和教育资源以及医疗资源的供给力度，在农村地区重点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将进城务工和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纳入公益性托育服务保障范围，同时，推动解决“看病难”“上学贵”等难题。
“从长远看，还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社会性别平等。”胡桂香建议将关爱女性作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出发点，尊重和肯定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通过培育和传播平等的性别文化，强化男女共同承担生育与抚养责任的意识。充分发挥妇联、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在促进妇女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广泛吸纳各类社会资源为乡村女性提供覆盖范围更广、质量更高的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对于女性生育后再就业给予积极的就业援助，消除农村育龄女性对于生育后就业的担忧。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除胡桂香外，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