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长没能有效回应核心质疑，而是一直在做选择性叙事。
---
大同订婚强奸案二审宣判了：被告人席某强奸罪名成立，维持一审原判，三年有期徒刑。
该案的审判长接受媒体采访，试图回应质疑。但这是一次糟糕的表态，没能化解对此案的合理怀疑。
审判长把很多没能验证的口供（譬如洗澡、可能有其他解释的男方在交涉时的承认话语等）当作确凿事实，非常选择性地作诱导性发挥，而对有利于男方的证明效力更高的证据却绝口不提。
他没能有效回应核心质疑，而是一直在做选择性叙事。
接下来，被告席某某估计会继续申诉。这个案子能否像唐山相亲强奸案一样，最终给予国家赔偿？我们拭目以待。
1
二审开庭前夕，大同市中院曾在给阳高县社区矫正管理局的一封函件中称：“我院审理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席某某强奸一案，根据上诉人席某某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等，拟对其适用缓刑，进行社区矫正。”
可见二审宣判前，大同中院原本是打算改判，给予被告缓刑的。但因被告一直不认罪，遂决定维持一审原判，作为惩罚。
这证明了被告母亲此前所说的话：席某某坚称无罪。“席某某曾自书悔过书向被害人赔礼道歉”早已是过去时，早就被他自我否定了，显然不应再拿出来作为缓刑依据。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大同中院要在函件中称他有“悔罪表现”呢？这并非无关紧要的细节。它对大同中院法官的公信力构成严重的拷问。
同时我们也有理由怀疑，审判官有以缓刑换取被告人认罪的意图。这里面存在缓刑适用的条件扭曲，将“认罪”作为缓刑前提，构成对被告人的变相胁迫。
只要被告人认罪，就不存在错判导致的国家赔偿问题。毕竟席某某已被关押了差不多两年，这是对司法机构最好的结果。
但席某某并未按大同中院预期的牌理出牌。席某某为什么要做此种坚持呢？
另外，审判长说：“案发后，被害人亲属为了促成二人的婚姻，尽可能减少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曾多次与席某某及其家人沟通，希望席某某和被害人尽快到民政局登记结婚，同时表示为了减轻男方的经济压力，之前商定的其余彩礼可暂不给付，将在房产证上添加被害人名字的时间提前，但男方未予回应。其间，女方家人未以报警相要挟索取财物。网传女方借婚姻索财的信息不实。”
这种叙事带有太强的主观倾向性，也不符合事实。被害人亲属是“为了促成二人的婚姻，尽可能减少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还是其他目的，审判长怎么知道的？是具有了上帝之眼吗？另外，女方要求房本加名，不是索取财物？男方“未予回应”？这甚至与女方提供的证据都存在冲突。
审判长还说：“双方发生纠纷后，男方起诉返还婚约财产。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男方给付女方的10万元及戒指属彩礼范畴，在法院立案前，女方已将上述彩礼退还至婚介机构，女方持有彩礼的基础事实已不存在……”这个情节，本来可以证明女方在男方起诉前拒不返还彩礼，但却被审判长用来证明女方并无贪图彩礼的企图。
审判长要是这样当，可是不太及格。这更像是女方的代理律师。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不过多占用篇幅，下文讨论更核心的内容。
2
本案定罪核心争议在于是否存在违背意志的插入性行为。审判长强调“处女膜完整性不影响强奸认定”，但却刻意回避了以下矛盾：
1. 生物物证缺失：被害人阴道擦拭物未检出男方DNA，且床单精斑仅能证明性接触，无法直接证明插入行为。对“性行为必然导致处女膜破裂”的否定，并不能反向推导“插入行为必然发生”——二者在逻辑上非充要关系。
2. 事后清洗的孤证困境：法院以“被害人陈述洗澡”解释DNA缺失，但未提供浴室使用记录、水痕检测等客观证据佐证，该陈述仅属单方口供，存在虚构可能。
另外，如果真的强奸，即便洗澡，阴道内也会有残留物吧？
此案与上海浦东“艾某强奸案”高度相似：两案均缺乏插入行为的直接物证，且被害人伤情（仅手腕淤青）与“激烈反抗”的指控存在落差。最终公诉人撤回起诉，见“两高法律咨询”公号文章：疑罪从无之经典案例之四 艾某强奸案
轰动全国的聂树斌案再审判决已明确，当物证与言词证据矛盾时，应优先适用疑罪从无原则。
大同订婚强奸案中，审判长对口供采信的过程中，存在严重选择性叙事与解释偏差，还体现在他将男方在录音中的“嗯”“对对”“我既敢做就敢担这个事情，我从来也没说我没做”回应视为自认强奸，但从证据角度并不如此，可以有其他解释空间。
并不能排除这是某种语境性敷衍，譬如没听清楚问题、理解偏差、“出于对长辈的尊重而应付”或性格原因避免冲突等。这种带有语义模糊性的回应，并未明确承认“插入”或“暴力”，可能仅指双方发生肢体接触。且录音未涉及具体行为细节，需与其他证据形成闭环才符合审判长所要证明的结论。
聂树斌案再审判决明确指出“供述真实性存疑且不能排除诱供可能”时，应否定证据效力。本案中，男方二审翻供称“未插入”，而法院仅以“侦查阶段供述稳定”为由维持定罪，未充分论证翻供动机合理性，违反《刑事诉讼法》第55条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
此外，审判长从女方的事后行为来进行“反抗推定”，也违背证据关联性原则。
审判长将案发后的拖拽、纵火等行为作为“违背意志”的补强证据，但该逻辑存在重大漏洞。
首先，拖拽发生于性行为结束数小时后，可能与情感纠纷、财产争议（如彩礼返还）相关，非必然指向性侵反抗。
纵火行为也有多因性可能，或源于情绪失控而非特定侵害，正如“艾某强奸案”中，被害人也有面部擦伤，但最终被认定为嫖资纠纷所致。
监控证据也存在局限性。电梯拖拽视频仅证明肢体冲突，无法反推性行为时的意志状态。此情形下，法院未对“反抗持续性”进行证明，反而以事后行为替代事中意志判断，构成证据链断裂。
另外，该案最大的bug还不在是否存在胁迫，而是并无有效证据证明发生了插入式性关系。
3
此案也存在程序瑕疵。
譬如鉴定与批捕的程序倒置。男方家属指控“DNA结果未出即批捕”，若属实，则违反《刑事诉讼法》第81条“逮捕需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规定，可能污染证据合法性。
更严重的是举证责任的错位。我国强奸罪指控中，控方需证明“违背意志+暴力胁迫”，但本案中法院以“事后激烈反应”替代“事中暴力证据”，变相要求被告人自证合意，违背无罪推定原则。
本案暴露的“口供中心主义”“事后行为推定”等司法惯性，与聂树斌案、艾某案等历史教训一脉相承。司法权威的建立不在于对舆论的迎合或压制，而在于严格贯彻“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标准。
对于此类婚内/婚约性侵案件，此前已有法院枉法判决并最终给予国家赔偿的案例。如何杜绝类似冤案，看来并不容易。
刑案应强化客观证据收集，在性侵案件中，DNA的即时检测、身体伤痕同步录像等技术规范尤显重要。更需不厌其烦强调的是，单一口供不得定罪，对录音等模糊证据不得实行“不利解释归被告人”原则。
刑案要排除合理怀疑才能定罪。要做到这一点，看来真是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