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莱丽•舍尼安（Valerie Schönian）在柏林墙倒塌时还未出生。今年34岁的她出生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一个小镇，现在是一位作家，定居柏林。她表示：“我周围的大多数人都以世界公民或欧洲人自居，但我认为自己首先是东德人。”
尽管舍尼安出生时东德已不复存在，但她并不认为这与自己的归属感相矛盾。“老一辈东德人身上刻着时代剧变的烙印，而这种经历也与我们‘后统一一代’息息相关，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过去和现实，”她说道，“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东德意识’正在觉醒。”
舍尼安的书《东德意识：统一后出生的一代为何为东德发声》显然让许多生活在东德地区的年轻人找到了共鸣。统计数据表明，东部的年轻人不仅在生活目标和社会观念上与西部存在差异，而且还有一种逐渐增强的独特的身份认同感。
根据2022年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所（Ifas-Institut）的调查，约三分之二的东部居民对东德地区有强烈归属感。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归属感在青少年中同样显著——受访者中最年轻的仅16岁。
每四年发布一次的《壳牌青少年研究》（Shell-Jugendstudie）最近调查了约2500名12至25岁德国年轻人的生活态度，结果显示东西部之间的认知差异再次扩大。
东部德国人对移民和传统媒体的抵触情绪更深。西部德国人对民主制度的满意度稳定在77%，而东德则持续跌落至60%。过去，东德年轻人比西德同龄人更渴望成为父母，但如今，东部的生育意愿已低于西部。
“此前，2002年以来的调查显示，德国东西部差异曾逐渐缩小，”该研究的合著者、社会学家古德伦•昆策尔（Gudrun Quenzel）表示，“但在2024年的研究中，东西部的差异却再次扩大。这可能仅仅是一次波动，也可能预示着趋势的转变。”
昆策尔指出：“德国东部对社会挑战的反应更为敏感。虽然在教育背景和家庭观念方面相差不大，但在生活满意度、信任感和对未来的信心上，东部德国人明显更低。”这些差距或许正逐渐形成一种不同的生活态度。
对舍尼安而言，她的“东德身份觉醒”（她称之为“Ossi-Werdung”）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自己也曾长期忽视东德人的视角，”她说，“直到在西德地区短暂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东德身份。那时我突然感觉到，‘出身东德’似乎被视为一种污点。但这种污名却让在这片区域上生活的人们更为团结。”于是，她自然而然地理解了那些在统一前后发生的事——剧变中的创伤、失落与愤怒。
2014年，德累斯顿爆发“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Märsche）示威游行后，“东德”再一次成为热门话题。“但媒体报道几乎只围绕示威活动和德国选择党（AfD），”舍尼安说，“我认为，这让很多年轻人的思想一下子发生了转变，他们无法在这种片面叙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正是这种困惑促使着许多人开始思考自身的东德身份。”
社会学家史蒂芬•茅（Steffen Mau）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东西德之间的差异，其新书《不平等的统一：为何东德依然不同》将德国与意大利作了比较：尽管南北意大利存在文化和历史差异，但仍组成了一个国家，而东西德亦是如此。“调查显示，许多德国东部人自称‘东德人’，而且出现了新的、以身份为基础的动员形式。”史蒂芬•茅表示。
虽然在德国西部的年轻人中，东西德之间的界线逐渐淡化，但在东部却依然可以看到这种分界的持续影响。史蒂芬•茅认为，“差异感”和“对差异的坚持”往往是隔了一代人才显现出来的。他在《科隆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东西德人，永远的差异？》中写道：“人们逐渐意识到‘外来主流文化’与家庭中所延续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之间存在着矛盾。”
此外，可以想象，成功的融合反而可能加剧矛盾，因为少数群体此时更有能力表达自己的诉求。至少从他的研究来看，这种较晚出现的身份认同，是一种东德人的“对抗性情绪”，用来回应西边那种“东部很另类”的叙述。
“我们后统一一代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
电影制作人马蒂亚斯•迪舍莱因（Matthias Ditscherlein）在柏林墙倒塌时年仅两岁。他在萨克森州靠近捷克边境的小镇罗德维施（Rodewisch）长大。五年前，37岁的他重返故乡。最近，他驾驶着一辆自己修复的东德时期工人班车“罗布尔巴士”（Robur），到当地小学或养老院放映电影。“我们常看与东德相关的电影，”他说，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强化人们对电影院这种集体观影体验的认同，也稍微满足一下那份对往昔的怀旧之情。
村里有一个小城堡岛，在柏林墙倒塌前那里精彩举办露天夏日影院。“总有人说‘那时候多美好啊’，所以我觉得该恢复影院。”就在最近，一名观众泪洒当场，就因为自己曾乘坐这种巴士参加东德人民军。“我们并不是鼓励怀旧，”迪舍莱因强调，“尽管这可能部分美化了东德人的生活图景，但许多人仍对‘东德的一切都被否定’感到不满。”
五年前，迪舍莱因从德累斯顿搬回罗德维施后，一些朋友跟随而来，为这座人口持续萎缩的小镇又增添了几户年轻的家庭。迪舍莱因描述了自己回到自己成长之地的原因：“这里有低廉的房价、亲近自然的环境和家人的陪伴，”他解释道，“更重要的是，我感到自己能在这里有所作为，带来改变，这比留在大城市里更有意义。”
但在这里的日常生活并不轻松。在罗德维施的汽修店里，德国选择党（AfD）和社民党（SPD）的宣传单并排摆放，供人取阅。“每天在面包店或街上都可能遇到AfD支持者，”迪舍莱因坦言，“这当然是一种挑战，但这也是对话的机会。” 他最近开始在市议会为 SPD 工作，试图对抗 AfD。
每当他周五晚在岛上的小吃店喝啤酒时，都会听到一些“来自上一辈的负面刻板印象”被毫无保留地传递下去，核心总是“从前的一切都比现在好”。迪舍莱因说：“我们这些‘后统一一代’享有最大的自由，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很多人都有房有车。可他们还是觉得自己被不公平对待了。”迪舍莱因认为，这是因为东德曾带来一份安全感，那时候的世界更简单。
他自己作为电影制作人时，更倾向于隐藏自己的出身。“如果我说住在福格特兰（Vogtland），立刻就会有人问‘你怎么受得了？’人们会认为你是个落后乡巴佬。”起初，他连萨克森口音都刻意掩饰。但尽管经历了这些，迪舍莱因仍觉得自己是东德人。
“明天一切都可能都改变，那么财富又算什么呢？”他说这是东德“后统一一代”的共同感悟。“我的家庭不看重金钱，没有企业或遗产要继承——这意味着最大化的自由，去做我想做的事。”
参考来源
https://www.welt.de/politik/deutschland/plus255859808/Neue-Identitaet-Warum-junge-Menschen-aus-Ueberzeugung-ostdeutsch-sin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