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巧妙出手,给世界一个大大的上涨理由(图)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4日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上涨486.83点,收于40093.40点,涨幅为1.23%;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上涨108.91点,收于5484.77点,涨幅为2.03%;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457.99点,收于17166.04点,涨幅为2.74%。



明星科技股普涨,特斯拉、亚马逊、微软涨超3%,谷歌、Meta涨逾2%,苹果涨近2%。半导体板块涨幅居前,美光科技、博通涨逾6%,英特尔、AMD涨超4%,英伟达涨逾3%。

热门中概股多数上涨,纳斯达克中国金龙指数收涨0.68%。蔚来、富途控股涨逾6%,拼多多、百度、网易、哔哩哔哩涨超2%。

美股昨夜上涨,直接原因为美联储一改此前对降息所秉承的绝对谨慎的态度,转而巧妙地在各种前置条件下,释放了一定的降息预期。

首先,在美股盘前,克利夫兰联储主席哈马克虽然排除了在5月份降息的可能性,但表示如果经济走向有明确证据,美联储最早可能在6月份采取行动。降息预期提振市场情绪。

然后,美股早盘,美联储理事沃勒表示,如果关税导致就业岗位流失,他将支持降息。此后,美股涨幅扩大,纳指领涨美国三大股指。美债收益率全线走低,10年期美债收益率跌近8个基点。

美联储官员之所以愿意释放降息预期,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对于未来劳动力市场的悲观假设。

沃勒直言:“如果大幅关税特别是重新实施的话,未来你可能会看到更多裁员,失业率小幅上升,我不会感到意外。如果我看到失业率出现足够大的变动,让我认为情况正在恶化,并且经济增长陷入停滞,那么我就会准备降息。一旦我看到劳动力市场出现严重恶化,我会预计会有更多、更快的降息。”

实际上,曾被特朗普政府寄予厚望的“关税振兴制造业”计划确实正在走向反面。随着成本攀升和需求疲软,美国一些制造商和中小企业主开始裁员。

01

美国企业开始裁员


沃尔沃汽车成为最新受害者。

当地时间4月21日,沃尔沃宣布将裁减弗吉尼亚州都柏林工厂250至350个岗位——这只是其在美国业务裁员550至800人计划的一部分,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工厂同样受到影响。

由于关键零部件关税导致生产成本激增12%至15%,重型卡车订单量同比骤降18%,迫使企业采取这一措施。

“有些工人还在培训阶段就收到了解雇通知”,沃尔沃旗下麦克卡车工厂工会代表蒂莫西·赫尔佐格说道。

这场裁员潮正在美国汽车行业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底特律三大汽车巨头之一的斯泰兰蒂斯本月已裁员900人。有分析师警告危机可能持续扩散,最新研究显示汽车销量或将出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跌幅。

以通用汽车为例,其别克品牌最畅销的三款车型均依赖进口,受此影响,投资机构已将通用汽车今年盈利预期大幅下调40%,预计关税将导致该公司今年税前利润减少95亿美元。

在美国汽车信息服务商埃德蒙兹公司看来,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重挫了“重振别克这一美国汽车产业非常重要的、有历史意义的品牌的梦想”,可能让这一品牌陷入生存危机。

这也在动摇着整个行业对未来的信心。

英国巴克莱银行日前将美国汽车和移动出行行业的评级从“中性”下调至“负面”,其分析师团队明确指出,美国现行关税政策正在双重挤压汽车制造商的利润空间:一方面直接推高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严重抑制了企业的投资意愿。

安德森经济集团创始人帕特里克·安德森警示,减产可能导致密歇根、俄亥俄和伊利诺伊等汽车工业核心州出现大规模裁员潮。这套关税体系非但未能重振制造业,反而可能加速其衰退进程。

更严峻的是,不仅是汽车企业,关税政策的冲击波已让许多中小企业不得不裁员。新罕布什尔州小企业主斯科特·安德森的遭遇颇具代表性。经营30年的企业如今濒临绝境:“我们有价值25万美元的库存滞留中国,无力支付40万美元关税。被迫冻结所有运输、订单和生产后,公司员工从12人锐减至5人。 其企业设计的数十种产品——从商用线缆到普通马克笔——均因“中国制造”而陷入关税困局。

这场由关税引发的制造业危机正在形成恶性循环:成本攀升挤压利润空间→订单下滑迫使减产裁员→供应链断裂加剧经营困难。随着更多企业加入裁员行列,当初“让制造业回家”的承诺,正演变成一场波及整个产业的经济风暴。

02

即便回流,也难以增加就业

特朗普在大选中能够赢得威斯康星州、北卡罗来纳州等关键摇摆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打出的“制造业回流”这张牌。

这些曾经繁荣的工业重镇在20世纪中后期因产业链外迁而陷入经济衰退,当地民众的生计受到严重影响,这种现实困境为特朗普的竞选主张提供了有力支撑。

然而,制造业重返美国面临着多重结构性障碍。目前制造业是全球分工的结果,不同国家和地区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参与到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当中。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凤凰“K说联盟”成员管清友指出,全球化分工并非主观意愿的产物,而是跨国公司基于成本收益分析作出的理性选择。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企业,都在全球范围内优化供应链布局,寻求最具韧性、成本最优、效率最高的生产体系。

美国制造业回流面临的首要难题便是高昂的人力成本。与亚洲的中国、孟加拉等国家相比,美国制造业工人的时薪普遍高出数倍。

凤凰“K说联盟”成员储殷指出,美国不仅劳动力成本高,还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特别是缺乏适应现代化生产的熟练劳动力,工人劳动精神也有所欠缺。这使得美国在吸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回流方面缺乏竞争力,企业难以承受高额的人力成本支出。

此外,技术变革也对制造业回流产生了深远影响。管清友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即便中高端制造业回流美国,大量工作也将由机器人完成,难以达到预期的增加就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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