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费数百万送子女赴海外攻读文理学院，最终却面临月薪五千或毕业即失业的窘境”，这道刺痛中产家庭的教育难题，
正随着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的永久关闭被推至台前。
文理学院作为曾经承载着精英教育梦想的学术堡垒，如今也成为了“时代的眼泪”，下面跟学霸君一起回顾下文理学院的兴起与衰落吧！
2025年6月，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Yale-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Yale-NUS）最后一批257名学生将正式毕业，随后这所备受瞩目的文理学院将成为历史，永久关闭。
短短十余年，从高调创立到悄然落幕，Yale-NUS的故事像极了一场理想主义的冒险。
曾燃起无数亚洲学子的教育理想之光，如今却在现实面前熄灭。这个结局，实在令人唏嘘。
2011年，一所全新的文理学院在新加坡诞生，迅速吸引了全球教育界的关注。
它就是Yale-NUS College，一所由耶鲁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创办的文理学院。
作为耶鲁300多年来首个海外办学项目，Yale-NUS不仅象征着美国文理教育“出海”的野心，也被寄予在亚洲土壤中开花结果的厚望。
这一设想最早起源于2009年。当时，新加坡国立大学主动邀请耶鲁大学共同设立一所全新的文理学院。
在时任校长理查德·莱文（Richard Levin）与教务长苏必德（Peter Salovey）的推动下，耶鲁最终选择大胆迈出这一步。
双方在合作声明中写下宏伟愿景：打造一所融合东西方教育理念的“世界性大学”。
两年后，Yale-NUS College正式成立，并于2013年迎来首届新生。
它不仅是亚洲第一所冠以常春藤盟校名称的高等学府，也成为新加坡教育改革的重要里程碑。
彼时，新加坡教育体系因高度职业导向和技术性培训而受到诟病，而文理教育的引入，可以弥补了这一短板。
Yale-NUS College几乎集齐了美国文理教育的“明星要素”：住宿学院制度、小班教学、跨学科课程、重视自由探索、强调全球视野，以及丰厚的奖助学金体系。
不同于大多数新加坡高校强调实用主义和就业导向的课程设置，Yale-NUS在理念上更接近美国的精英文理学院。
它不为职业培训服务，而是以“通识教育”为核心，鼓励学生广泛涉猎哲学、政治、文学、科学、历史等多领域知识，训练深度思维与表达能力，并在不断跨界融合中构建多元视角。
学院设有独特的Common Curriculum（通识核心课程），涵盖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多个维度，被认为比哥伦比亚大学的核心课程体系还要全面。
同时，它也非常注重本土文化的融入，课程设计中特别增加了亚洲元素，使得西方文理传统与东亚文化背景实现有机融合。
Yale-NUS的另一大特色是“Week 7”项目。在大一秋季学期中段，学生将暂停常规课程，由教授带队赴世界各地进行实地学习。
在招生方面，Yale-NUS同样贯彻全球化视野。首年招生便收到来自130多个国家的逾11,000份申请，最终仅录取157人，录取率不足4%。
学院逐年吸引来自全球优秀学子，其中不少人甚至放弃了哈佛、牛津等名校的录取，为的就是加入这所「亚洲文理教育灯塔」。
根据官网公布的2024届数据，学院共录取234人，来自32个国家，国际学生占比接近50%，而中国大陆地区仅录取了8人。
近年来，每年申请人数维持在8000人以上，录取率稳定在3%-7%之间，竞争激烈程度直逼藤校。
Yale-NUS的成功建立也激发了外界对亚洲高等教育未来走向的更多思考。
在长久以来以标准化考试、填鸭式教学与高压筛选著称的东亚教育体系中，Yale-NUS的出现让人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它不仅是一个亚洲教育的创举，更是测试美国式文科教育能否在亚洲扎根的教育实验。
从这一点上说，Yale-NUS不仅在地理上架起了连接欧美与亚洲的桥梁，也重塑了亚洲地区对“精英教育”的定义。
这场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教育实验，最终在不到十年后戛然而止。
2021年7月，新加坡国立大学突然宣布，Yale-NUS学院将与本校的大学学者计划（USP）合并，组建新的“NUS College”。
耶鲁的名字将被移除，合作关系将逐步终止。
2022年，Yale-NUS正式宣布停止招收新生，合作进入清算期。2025年6月，最后一批257名学生将正式毕业。
届时，超过1,500名校友和90名教职员工将告别耶鲁大学，这个曾引起全球教育界瞩目的项目将彻底关闭。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
学生、校友、教授多次请愿和公开信反对，短短几天内就收集到超过13,000个签名，市政厅会议多次召开，但是所有努力都没有改变这一决策。
曾经代表着理想与突破的Yale-NUS，为什么会走到如此结局？
Yale-NUS的终结，也让人想起佐治亚理工深圳项目的撤退、交大-密歇根学院的争议、北大-伯克利联合项目的终止。
这些跨国教育项目合作退场的背后，往往绕不开敏感的话题。但Yale-NUS的境遇，却更加复杂。
新加坡外交官、Yale-NUS董事会成员陈庆珠（Chan Heng Chee）公开指出，关闭该学院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其“财务不可持续”。
Yale-NUS原本设想能像美国顶尖文理学院一样，依靠强大的私人捐助实现长期运营。然而截至2021年3月，仅筹得3.2亿美元，远低于预期目标。
高昂的办学成本、国际化的师资结构，使得这所学院从一开始就潜藏着结构性经济脆弱。
但真正让这场合作变得岌岌可危的，可能不仅仅是资金问题。
新加坡学者Cherian George在一篇报告中指出，Yale-NUS的学生比其他本地大学更愿意表达政治观点，而且更具组织动员能力。
尽管新加坡允许一定程度的学术探讨，但这种特殊的自由氛围与新加坡长期以来对激进主义高度警惕的坚持明显相悖。
一些学生和教职员工长期批评学院与当地政府合作过于妥协，尤其在言论、婚姻平权等议题上，认为背离了耶鲁一贯倡导的价值理念。
Yale-NUS曾被寄予厚望，但最终还是处于价值观冲突的夹缝中。
更令人尴尬的是，Yale-NUS吸引了大量优秀国际学生，但多数学生在毕业后选择离开新加坡，未能有效转化为本地高素质人才。
这与新加坡希望“引进人才、服务本地”的教育策略也不相符。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Yale-NUS的困境也也暴露出文理教育理念与亚洲现实需求之间的深层次矛盾。
正如一位网友所说，新加坡教育培养的是牛马，而不是thinker。
对于极其内卷、重视效率又“怕输”的新加坡社会来说，文理学院的教育理念并不合时宜。
Yale-NUS所推崇的通识教育、思辨训练与批判性思维，在就业压力和功利主义主导的社会舆论中，显得既遥远又无力。
Yale-NUS 宣布关闭令人感到惋惜，但它的结局可能是文理学院困境的一个缩影。
过去十年，文理学院模式曾一度是精英教育的代名词。以小班教学、通识课程、跨学科融合和强调批判性思维著称，为学生提供了远离职业功利主义的式学习环境。
在美国，像威廉姆斯学院、阿默斯特学院、斯沃斯莫尔学院等顶尖文理学院，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政界、学界和文化界的精英。
但如今，残酷的现实却正在打脸这一套教育理想。
最近几年，社交平台上频频出现来自文理学院学生的吐槽与反思：
“文理学院毁了我的四年，毕业后学校在国内没有知名度，学到的人文思想在就业中毫无用武之地。”
“当初选择文理学院是喜欢博雅教育，但是进来后才发现，同学们最爱的专业是经济学，10个同学中7个都想进投行和咨询公司。”
“校园充满着焦虑，焦虑课难作业多，焦虑某个同学比自己学的更好，焦虑别人找到了可以使简历看起来更漂亮的机会，焦虑自己毕业以后不能make big money”
“我的朋友为了以后方便找工作，修了双专业，即使她最喜欢人类学必修课，但是她在CS选修课中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
“当我问同学为什么选文理学院，他说申请藤校研究生更有优势。”
当文理学院沦为“跳板”、课程选择变得高度功利，原本强调“探索兴趣”“建立批判性思维”的教育初衷就变味了。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STEM狂热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传统文理教育被逐渐边缘化。
“人文学科没用”“理想不赚钱”的论调越来越盛行，教育从培养完整的人滑向“高效的工具人”。
最近《福布斯》报道，著名女子文理学院韦尔斯利学院的总费用已突破10万美元，成为全美最昂贵的本科院校。
文理学院的成本却在不断上涨，教育的性价比，成为家长和学生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Yale-NUS的失败，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文理学院“过时”这一趋势。
尽管它尝试建立一个融合东西方教育理念、培养全球公民的文理学院，但面对财政压力、社会需求，最终还是未能在实用主义与博雅教育之间找到可持续发展的平衡点。
虽然Yale-NUS即将成为过去，但其精神并未完全消散。
新成立的NUS College宣称将延续Yale-NUS的课程设置与文理理念，耶鲁也保留了“国际顾问”的身份继续参与协作。
校友们正在筹备独立俱乐部，延续那种独立思考与自由探索的校园文化。
Yale-NUS虽走到终点，但它曾短暂地照亮过亚洲教育，让我们看见教育的另一种可能。
在这个高度功利化、效率至上的时代，教育还有资格谈理想吗？
或许，这正是Yale-NUS留下的最大遗产，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反复追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