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表示，未来美国将无法在科技上“卡中国的脖子”，并且美国的高科技企业也需要中国的市场，美国从双边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将比中国更大。届时中美关系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局面，世界也会进入一个新的稳定的格局。
林毅夫剖析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具体算法：按照德国、日本、韩国的历史经验，并以2019年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衡量，从2019年到2035年，中国应该还有16年8%以上的增长潜力，有可能实现5%—6%的增长；从2036年到2049年，中国应该还有6%的增长潜力，有可能实现3%—4%的增长。尽管中国当前面临人口老龄化、中美贸易摩擦等多重挑战，但凭借人才优势、国内大市场优势和产业链配套齐全的优势，中国仍有非常大的可能实现5%的增长。
当晚林毅夫携其经典著作《解读中国经济》参加承泽论坛第39期暨北大博雅讲坛第656期活动，并做“中国经济的内在逻辑与新挑战”的主题演讲。
演讲中，他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乐观派”这一标签，表示“我是客观派”。
林毅夫提到，中国从改革开放后到1995年，保持了连续16年、平均9.7%的高速增长。但即便如此，1995年时，中国的人均GDP也只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53%。此后到2024年，中国又实现了平均8.3%的高速增长。而无论是从1978年算起，还是从1995年算起，中国都是同时期增长最快的国家，也是同时期唯一没有出现系统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2024年中国的人均GDP按现价美元计算是13445美元，已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人均国民收入14005美元）。不仅如此，中国的高速增长还拉动了东亚经济体甚至是整个世界的经济复苏。”他用一组详细数据客观阐释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
谈及“中国崩溃论”为什么会反复出现？林毅夫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出于赶上发达国家的良好愿望，普遍选择了资本相对密集的进口替代战略。
“这些产业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需要政府干预和保护补贴才能生存，结果是资源错配和寻租腐败问题。因此，二战后，只有13个发展中经济体实现了7%以上的经济增长，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陷入了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
分析当时的主流观点，林毅夫进一步分析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发展不好，根源在于政府干预带来的扭曲和政府失灵。
因此，主流经济学理论开出了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的“药方”，认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同时，必须把制度安排同时建立起来，也即“华盛顿共识”。
除此之外，当时的另一个共识是，中国所实行的“既有计划，又有市场”的渐进双轨制改革，是比计划经济更为糟糕的制度。也正是由于这一“共识”，每当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下降时，国际上就会出现“中国崩溃论”的声音，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现场林毅夫也反驳了这一观念：事实是20世纪80年代后按照主流理论进行市场化转型的国家，绝大多数都出现了经济停滞、崩溃、危机不断和严重的腐败，80-90年代的增速甚至比60-70年代还要低。而中国却凭借“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渐进双轨制改革，保持了稳定快速发展，从而为真正过渡到市场经济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